南海时事政治论文写什么(2)
南海时事政治论文篇二
菲律宾南海政策的转型
摘 要 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执政后，利用相对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迅速调整南海政策，实现了南海政策的转型。“亲美制华”成为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型的最终选择，“引入第三方”成为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型后的最终方向。菲律宾坚持单边付诸国际机制，拉拢域外大国牵制中国，将彻底破坏南海地区原有的博弈模式，打破利益分配等式的均衡，为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注入更多不确定因素。然而，菲律宾新的南海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的。面对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利益驱动的政策惯性将促使阿基诺三世政府重新评估和衡量中菲关系，再次回到合作和管控分歧的轨道上来。
关键词 菲律宾 南海政策 转型
一、 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型的背景及过程
21世纪以来，中菲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中国成为菲律宾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菲律宾在与中国的贸易中获益匪浅。数据显示，菲律宾对中国的商品贸易由1990年的0.61亿美元激增到2010年的57亿美元。
数据来源：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网站，IMF， eLibrary-Data，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9?11”事件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起反恐战争。为了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时任菲律宾总统之职的格?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 Arroyo)决定向美军开放菲律宾领空，允许美军特种作战部队在巴西兰(Basilan)对菲律宾部队进行训练。
Renato Cruz De Castro，“Twentyfirst Century Philippine Foreign Policy Gains and Possible Demise?”Southeast Asian Affairs，No.1， 2011，p.235.然而，“人质事件”后，
2004年7月，菲律宾卡车司机克鲁斯(Angelo De La Cruz)被伊拉克叛乱分子绑架。随后，菲律宾政府被要求从伊拉克撤军。迫于国内政治压力，阿罗约政府从伊拉克撤军。此举引发美国的强烈不满，菲美关系严重倒退。为了打开外交局面，阿罗约政府打出“中国牌”，在中美之间实行“大国平衡”策略。
2004年9月，阿罗约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菲就海洋搜救、救灾减灾，以及人员交流培训等准防务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同时双方还决定搁置南沙群岛的领土争议，在争议水域进行共同开发。
Renato Cruz De Castro，“The Philippines’Attempt in Equibalancing，”Pacific Focus，Vol.XXV，No.3，2010，p.363.2005年3月14日，中国、菲律宾和越南三国的石油公司在马尼拉签署《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JMSU，简称《协议》，下同)。此后，中菲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菲律宾南海政策进入“不刺激中国”，将中菲南海争端局限于“中菲之间”，反对“美国或者其他任何第三方的介入”，并尝试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阶段。
然而，2005年6月阿罗约陷入选举丑闻，《协议》遭到菲律宾国内反对派和媒体的质疑。2008年，本可以为南海地区带来和平的《协议》被搁置起来。2009年，菲律宾国会通过所谓“领海基线法案”，将中国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屿划为菲律宾领土。2010年，阿基诺三世(Benigno Simeon Cojuangco Aquino III)入主马拉坎南宫。相较于阿罗约时期，阿基诺三世政府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外部是美国以“巧实力”强势“重返亚太”。内部是国际油价飙升和饱受诟病的菲律宾军事实力引发国内政治气候变化。内外环境的变化使阿基诺三世重新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经权衡，他放弃了“中美平衡”，转向“亲美制华”。与此同时，南海问题的热点化、国际化为菲律宾南海政策的转型提供了契机。
能源利益是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型的直接原因。
鞠海龙：《菲律宾南海政策：利益驱动的政策选择》，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80页。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201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南海地区蕴藏的石油和天然气可能高达110亿桶和190万亿立方英尺。2010年，菲律宾全国能源总供给为4070万吨石油当量，石油占能源总供给的35.9%，能源自给率仅为57.5%。
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菲律宾》(2014年版)，第16页。2010年底，受“阿拉伯之春”影响，国际油价迅速抬升。作为石油净进口国，能源安全对菲律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刚刚成立不久的阿基诺三世政府马上表现出对该事件的敏感性。2011年3月，菲律宾能源部长约瑟?雷内?阿尔门德拉斯(Jose Rene Almendras)随即表示准备增加石油及其产品的储备来应对中东及北非持续动荡给世界石油市场造成的影响。
曹云华、鞠海龙：《南海地区形势报告 2012-2013》，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第151页。4月，菲律宾能源部又对15块油气区域进行招标;7月，菲律宾再次对3块油气区域的开采权进行招标，其中两处位于南沙礼乐滩附近。阿基诺三世政府频频对南海油气区域进行招标，体现了其对南海油气资源的战略价值的认识的提升，并由此转化为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型的动力。
安全利益是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型的重要原因。冷战时期，美国与菲律宾签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构筑同盟关系。作为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一环，菲律宾的安全由美国保证，因而并未形成与其地缘特点相匹配的武装力量和军力结构。冷战后，美国撤出了在菲律宾基地的所有驻军，菲律宾军事力量的脆弱性显现出来，其海、空军装备落后，发展严重不足等问题尤其显著。2011年，菲律宾的调查船与中国两艘巡逻艇在礼乐滩发生对峙，直接促使阿基诺三世政府转变其国家防务重心。 Renato Cruz De Castro，“The Aquino Administration’s 2011 Decision to Shift Philippine Defense Policy from Internal Security to Territorial Defense： The Impac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Vol.24，No.1，March 2012，p.67.提升菲律宾军队现代化水平成为阿基诺三世政府的目标。阿基诺三世甚至承诺，“在离任之前，菲律宾的天空将会在先进空中装备的保卫之下”。
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背景下，南海问题成为其推动美菲军事合作，获取美国军事援助，提升菲律宾军事力量而信手拈来的借口。
能源利益与安全利益共同构成了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型的原动力，凸显了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型的意图和目的。但是，在能源利益与安全利益的作用下，菲律宾南海政策仍有其他选择。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这一外部推力最终“催化”了菲律宾南海政策的转型。2009年，奥巴马政府进行亚洲战略的调整，提出“重返东南亚”，南海问题成为其战略的着力点，菲律宾则成为其介入南海问题的“前站”。2010年7月，希拉里?克林顿在越南河内发表了美国关于南海争端的声明，第一次完整地表达了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
鞠海龙：《美国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研究》，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第98页。“支持争议各方联合通过规范各方南海行为的政治或法律文件”和“要求各方在南海地区的行动必须符合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成为美菲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结合点。2012年4月，正当黄岩岛事件对峙时刻，美菲高调举行“肩并肩2012”军事演习，美国为菲律宾加油打气的意味浓厚。2012年8月，美国国务院更是发表所谓的南海声明，点名批评中国提升三沙市行政级别，指责中国不愿通过外交合作解决分岐，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美国务院声明诽谤中国加剧南海紧张局势 美方再度暴露“浑水摸鱼”企图》，载《人民日报》2012年8月4日，第3版。除此之外，美国逐步加强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从2013年8月开始，菲美两国正式就扩大美军在菲“轮换部署”事宜展开谈判。2014年4月奥巴马访问菲律宾之际，菲美正式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菲律宾允许美国军队使用菲国的军事基地，增加美军在菲律宾的轮换部署。同时，美菲军事演习规模不断扩大，关注点逐渐由内部威胁向外部威胁转移，其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这既表达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保证，也为美国南海政策预留了可操作空间，更显示了对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型的诱导和支持。美国的“回家”满足了菲律宾提升军事力量、维护其南海主张的需求，
《菲律宾称不会在主权上让步 欢迎美加强亚太存在》，符合菲律宾的安全利益和能源利益，菲律宾南海政策由此急速转向。“亲美制华”成为菲律宾南海政策的选择，“引入第三方”成为菲律宾南海政策的方向。
二、 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型的选择
以美菲同盟为依托挤压中国成为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型的首要选择。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为提升美菲同盟提供了契机。2011年2月，阿基诺三世任命“亲美”的罗萨里奥(Albert del Rosario)为菲律宾外交部长。罗萨里奥上台不久就明确表示，美国仍然是菲律宾“唯一”的战略伙伴。6月，罗萨里奥访美，得到了美国“提供适当的物资和装备支持菲律宾国防工作的承诺”。
11月，罗萨里奥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签署《马尼拉宣言》以纪念菲美《共同防御协定》签署60周年。宣言指出，美国将与盟友菲律宾进行合作，在海洋事务上对其提供支持。2012年1月，罗萨里奥再赴华盛顿参加美菲第二届双边战略对话，双方就加强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达成一致。4月，两国首次举行国防和外交(2+2)部长级会议。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两国将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加强合作，美菲军队也已准备好及时应对区域危机。6月，阿基诺三世访问美国，明确表示希望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为菲律宾提供支持。12月，美菲第三次双边战略对话直指南海，双方讨论加强美军在菲律宾的存在问题，同意加强防务合作，美国再次允诺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提升菲军在南海对抗中国的能力。阿基诺三世政府敞开双手欢迎美国“回家”，强化美菲同盟，挤压中国的目的十分明确。
获取美国的军事援助，提高菲律宾军队现代化水平，增强其维护菲律宾在南海主张的能力，成为阿基诺三世政府南海政策转型的重要内容。菲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曾指出，菲律宾没有力量在南中国海抵御外国势力，“直至我们加强力量之前，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抗议，再抗议。”
阿基诺三世政府自成立以来，多次斥巨资进行国防采购。2011年5月，菲律宾从美国获得第一艘“汉密尔顿级”巡逻舰。次年5月，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在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演讲时，将南海定义为菲律宾的核心利益，希望美国能够继续主导亚洲，并向菲律宾提供更多军事装备。随后，美国将第二艘“汉密尔顿级”武装快艇转让给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更是在公开场合多次允诺拨巨资用于军队建设。2013年5月21日，在海军建军115周年纪念仪式上，阿基诺三世承诺拨款 18 亿美元，用以提高军队保卫领海的能力。
阳阳：《菲律宾军队现代化计划与南海问题》，载《和平与发展》2014年第4期，第82页。2014年11月17日，在菲律宾国防部75周年纪念活动上，阿基诺三世再次承诺将在2017年前投入约910亿菲律宾比索(20亿美元)用于国防装备采购。
菲律宾当局已经关闭了双边谈判的大门。2011年，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与外长罗萨里奥对东盟国家进行“穿梭外交”，在东盟南海政策方面协调成员国立场，试图形成一致对华的态势。 曹云华、鞠海龙：《南海地区形势报告2012―2013》，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第159页。2012年12月，阿基诺三世在参加东盟峰会时不顾外交礼仪，在柬埔寨首相洪森开始总结时突然插话，否认东盟内部曾在南海问题上达成尽快展开关于“南海行为准则”谈判、排除域外国家干扰的共识。2014年8月，中国外长提出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随后，菲律宾则针锋相对推出所谓“三步骤行动计划”，扰乱东盟共识。另外，菲律宾在单边付诸国际机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2011年4月，菲律宾外交部向联合国提交照会，抗议中国先前对南海有关岛屿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声明。2013年1月，菲律宾向中方提交了就南海问题提起国际仲裁的照会及通知。3月，菲律宾单方面将中菲南海争议提交给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设立的仲裁法庭，要求进行强制仲裁。4月，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赫尔南德斯(Raul Hernandez)称，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柳井俊二已经完成全部5名审议中菲南海争端仲裁员的任命。尽管中方拒绝参与仲裁，但依据程序，国际仲裁法庭仍然受理了菲律宾提交的诉讼，并将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继续执行仲裁程序。由此可见，引入东盟和国际法等第三方介入中菲南海问题已经成为菲律宾南海政策的主要抓手。
三、 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型的基础
(一) 转型的宏观环境
21世纪以来，改革开放逐渐深化，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立了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如期全面建成。2011年开始，中国发展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及商品出口目的地。据统计，2010年至2013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商品贸易总量达12275.1亿美元，其中，东盟对中国的商品贸易总量达5499亿美元，中国对东盟的商品贸易总量达6776.1亿美元。
数据来源：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网站，IMF， eLibrary-Data，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在投资上，2011年至2013年，中国对东盟的投资额达218.78亿美元，占东盟吸收外资的6.5%。
数据来源：东南亚国家联盟网站，ASEAN，Resources，Statistic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伴随着热络的经贸关系，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关系亦日益深化，中国已经与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缅甸、柬埔寨和马来西亚建立军事联系，这些联系不仅涉及到军事援助、军事问题的双边谈判、军事装备的联合生产以及联合军事演习等领域，而且扩展到参与地区安全论坛和国防谅解备忘录的签署。
Dosch Jrn，“Southeast Asias Security and Political Outlook，”Regional Outlook 2010/2011 Southeast，p.7.毫无疑问，对东盟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国家之一。然而，这一切被部分别有用心之人渲染为中国对东盟的“魅力攻势”。另外，中国对东海钓鱼岛争端态度日趋坚定，对南海的政策取向亦由“维稳”向“维权”转变，再加上中国海军力量的稳步发展，这一切都让南海周边国家“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菲律宾更是多次表示对中国的所谓担忧，指责中国“威胁南海重要的贸易通道”，
Richard Javad Heydarian，“Construction Ten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Asia Times，Oct 26， 2012，.“对美国的亚太地位构成挑战”。
Christina Mendez，“Joker Says Mutual Defense Treaty Useless，”The Philippine Star，May 3，2012，美国进一步火上浇油。美国防长哈格尔直言中国“不利于南海地区的稳定”。
《美防长强力指责中国破坏区域稳定》，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年6月1日，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海地区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与军力发展的“忧虑”，构成了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型的现实环境。
南海争端属于典型的地缘政治冲突。
张昆、陈雅莉：《东盟英文报章在地缘政治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建构――以〈海峡时报〉和〈雅加达邮报〉报道南海争端为例》，载《新闻大学》2014年第2期，第72页。二战时，南沙群岛成为日军侵略菲律宾的跳板。战后，菲律宾的地缘战略价值受到重视。1946年7月23日，刚刚独立的菲律宾政府即表示，出于国家的安全考虑，菲律宾拟将位于巴拉望(Palawan)岛以西200海里处的南沙群岛“纳入国防范围”。
张明亮：《超越僵局：中国在南海的选择》，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90页。冷战结束后，大国力量逐渐从亚太收缩，然而，南海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矿产资源而引发多方关注，南海问题骤然升温。2009年起，美国高调宣称“重返亚太”，其遏制中国的意图跃然纸上。这一战略不仅仅让菲律宾，也使其他东南亚国家必须在两大国之间做出选择。历史上，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菲律宾便与美国建立了稳固的关系，时任菲律宾总统的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及其追随者都将美国视为帮助其保护国家主权的最有力的盟友。 De Jesus， Melinda Quintos，“America through a Philippine Prism，”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Vol.2 Issue 2，1997，p.113.长期以来，美国的影响已深刻渗入菲律宾的国民心智当中。美国撤军时，当时舆论甚至认为，菲律宾的经济必将崩溃，民主必将崩塌。
De Jesus，Melinda Quintos，“America through a Philippine Prism，”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Vol.2 Issue 2，1997，p.115.美菲共同的历史记忆成为了菲律宾对外政策中无法抹除的影响因子。
(二) 转型的微观因素
2010年，阿基诺三世在竞选总统期间就曾向军方承诺，如若当选，军费开支将提高至菲律宾GDP总值的2%。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Asian Defence Yearbook 2010，”Malaysia，Asian Defence Journal，2011，p.86.近年来，菲律宾经济高速发展，其中2007年菲经济增速一度达到7.1%。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菲经济增速迅速下滑至1.1%。2010年，由于全球经济复苏带来其出口增长，菲经济增速迅速反弹到7.3%，创35年来最高纪录。2011年以来，菲经济实现高速增长，2012年和2013年，经济增速分别为6.8%和7.2%。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菲律宾》2014年版，第12页。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菲经济增速高出东盟经济增速0.9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整理自《东盟统计年鉴》(2013年)，第37页。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为菲律宾政府扩大国防支出，采购美式武器装备提供了物质基础。
另外，南海争端对中菲经贸关系影响不大。在菲律宾的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是主体，旅游业是菲律宾经济发展的支柱;工业上主要是进口替代工业，矿业、制造业及业务流程外包发展良好;农业是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相关资料表明，菲律宾的服务业发展迅速，其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由2005年的48.1%上升到2012年的56.9%;农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则不断下降，由2005年的19.1%下降到2012年的11.1%;工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则基本稳定在32%左右。
数据来源：《东盟统计年鉴》(2013年版)，第42-43页。作为菲律宾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是菲矿石、香蕉出口的主要目的地。黄岩岛事件后，中国曾与菲律宾在香蕉等农产品上存在纠纷，然而，鉴于菲律宾的经济结构，此次纠纷并未对菲律宾的经济发展造成太大影响，双方“在非常时期像平常一样做生意”。
Roberto R. Romulo，“Phl-China Relations：Doing Business as Usual in Unusual Times，”The Philippine Star，October 31，2014，由于中菲政治关系的冷淡未对菲律宾经济造成大的冲击，阿基诺三世政府便放手在中菲南海争端上采取更为激进的行为。
涉华争端的强硬态度为阿基诺三世赢得了一路攀升的支持率，并反作用于菲律宾的南海政策，加深了菲政府在涉华争端上更加激进化的取向。据菲律宾第二大调查公司Pulse Asia的报告，2012年9月，阿基诺三世总统的支持率高达78%，为1986年以来菲总统支持率的最高记录。
Patricio N.，Abinales， “The Philippines Under Aquino III， Year 2，”Southeast Asian Affairs，Vol.1， 2013， p.224. 民间组织“西菲律宾海联盟”更是扬言举行菲律宾全球反华示威活动，支持阿基诺三世政府对华施压。同时，在国内政治合作上，2012年4月，菲律宾政府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正式签署协议，宣布同意该组织在菲律宾南部组建“政治实体”。政治和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菲律宾武装部队面对国内叛乱武装的压力，为阿基诺三世政府调整军队防务重心，由“向内”转向“对外”提供了操作空间，正面面对来自海上中国的“威胁”，集中力量发展海军和空军。这些因素均构成了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型的微观基础。
四、 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型的影响及效益分析
(一) 南海地区博弈模式发生改变
在处理南海问题上，中国一贯坚持按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有关精神，通过双边谈判解决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
具体可参见历次外交部发言人在涉中菲南海争端上的相关表述。反对将南海问题复杂化、国际化的立场。2005年，中、菲、越三国石油公司共同签署《协议》，把南海争端局限于争议各方，基本上符合中国的战略初衷。事实证明，中国坚持双边谈判解决争议的原则符合中菲双方利益。2007年，中菲两国领导人同意进一步深化战略性合作关系，中菲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然而，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型之后，单方面采取行动，冷落对待中方关于处理南海问题的倡议，扬言“不会跟中国重启双边谈判”。
《菲律宾称2016年前不会和中国重启南海争端双边谈判》，凤凰网，2014年12月11日，一方面，菲律宾积极迎合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为美国介入南海问题提供便利。同时，阿基诺三世积极开展“穿梭外交”，在东盟南海政策方面协调立场，深刻影响东盟对南海问题的总体政策走向，导致东盟一致对华的倾向愈发明显。再者，阿基诺三世积极寻求域外大国的支持。除了向韩国大量购买先进武器装备之外，菲律宾还积极拉拢日本，而日本亦对菲律宾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2013年1月，执政伊始的安倍首相决定将菲律宾作为出访的首站。日本支持菲律宾就南海争端把中国告上法庭， Jovan Cerda，“Japan Supports Phls Legal Move on South China Sea Dispute，”The Philippine Star，May 23，2013，而阿基诺三世则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放宽武器出口，并表示，“更加强大的日本将成为阻吓中国在西菲律宾海(中国南海)的一支平衡力量”。
Pia Lee-Brago and Aurea Calica，“Phl， Japan Enhance Maritime Cooperation，”The Philippine Star，January 11，2013，2014年5月21日，就在越南发生反华暴力事件后，阿基诺三世会见来访的越南，表示要进一步加强两国的防务交流与合作，透露出了菲越联合对抗中国的意图。另一方面，菲律宾积极引入国际机制，单边付诸国际法。2013年1月，菲律宾单方面将中菲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法庭，并在2014年3月向国际仲裁法庭提交陈情书和诉状。国际仲裁法庭介入南海问题已成定局。
菲律宾政府积极“引入第三方”介入南海问题，改变了该区域各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模式，由原来的双边博弈走向多方博弈。南海争端不再局限于中国与争议国或东盟之间，美国、日本，甚至连国际仲裁法庭，都将是中国在南海争端中不得不面对的新的变量。这些变量的指向性较为明确，为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外交施展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多方博弈模式增加了中国谈判的成本和难度，更重要的是，为南海地区的稳定增加了不稳定的因素，中菲、中美在南海地区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增大。
(二) 南海地区利益分配发生改变
对于中菲双方而言，南海地区不仅蕴含着经济利益，更包含着主权与战略利益。长期以来，南海地区的利益流动生态基本稳定。早在1988年，邓小平接见来访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Maria Corazon Cory Cojuangco Aquino)时明确指出中国对待南海问题的态度与原则，即“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随后，中国领导人也都在不同场合重申这一原则。可以说，这一原则是中国在经济利益与主权利益之间权衡的结果。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南海地区总体上呈现“双赢”、“互惠”甚至可以说是“相对静止”的局面。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型后，单边地将中菲南海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法庭，这一做法将彻底改变该地区原有的利益流向等式，由“非零和博弈”转向“零和博弈”。已有学者就菲律宾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法庭之后中国的选择及可能出现的后果进行分析并指出，假设国际仲裁法庭裁定拥有对中菲南海问题的管辖权(尽管中国对此矢口否认)，如果中国改变现有立场，接受国际法庭的仲裁，与菲律宾就争端问题对簿公堂的话，结果只能有一个，有利于中方或者有利于菲方;即便中国坚持现有立场，不接受国际法庭的仲裁，国际仲裁法庭的程序仍会依旧进行，中国可能期待一个对其有利的结果，一旦结果有损其利益，中国亦会坚决否认;最后，中国也可能选择孤立菲律宾或者迫使菲律宾放弃仲裁
Peter A. Dutton，“The Sino-Philippine Maritime Row：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Bulletin，Vol.10， 2013，p.6. 。无论如何，这些结果都将是“零和博弈”，一方的获利建立与另一方的损失之上。第三方的加入将彻底改变南海地区的利益流向，它们在攫取南海地区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的同时，中菲双方在南海地区较为稳定的利益输送链将被打破。可以预见，中菲双方都将不再是南海地区的良性受益方，而都转化为南海地区利益的恶性竞争方。再者，一旦菲律宾在转型后的南海政策中获得收益，这将对南海地区周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东南亚其他南海主权声索国将群起效尤，南海地区的利益分配等式将彻底失衡，进入重新调整的状态，争端各方以及其他各方都将在经济利益与主权、战略利益之间重新寻找平衡。在新的利益等式形成之前，冲突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三) 转型的效益分析
在阿基诺三世政府的苦心经营下，菲律宾南海政策的转型基本完成，“一边倒”的战略收到一定效果。菲律宾确实以较低成本获得了美国的军事援助，提高了其军事现代化水平，并将其安全重心由向内转向对外，强化美菲同盟，并以此为依托，在涉华南海争端上持续保持强硬姿态。同时，菲律宾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法庭，并强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南海争端的解决方面发挥根本性作用，为中国的外交开局造成巨大的压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效益并不算大，也不会维持很长时间。
在国内，一方面，菲律宾因化石能源短缺而导致的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并未得到彻底解决。2015年2月，菲律宾能源部长甚至希望阿基诺总统能请求国会授权他因电力供应紧缺而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Marichu A.Villanueva，“Power Crisis Now upon Us，”The Philippine Star，February 25，2015，而尽管菲律宾多次就南海油气区域进行招标，但收效甚微。2012年8月，菲律宾的油气田开采权只有6家公司竞标，其中5家为菲律宾本土公司， 外国公司并不愿因参与竞标而失去中国市场。另一方面，阿基诺三世过分低估了菲国内反政府武装对菲律宾国内安全情势造成的威胁。2015年1月25日，菲律宾警方在菲南部马京达瑙省马马萨帕诺镇抓捕-时与“邦萨摩洛伊斯兰自由战士”、“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等反政府武装交火，44名特警队员惨遭围攻身亡。这一事件不仅暴露出了菲律宾武装力量与军方的沟通体制存在漏洞，更是突出了阿基诺三世政府执政以来转变国家安全重心所带来的弊病。在国内安全困境尚未得到彻底解决的情况下，集中所有力量发展对外军事力量，只会导致其所追求的对外目标最终因“后院失火”而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国际上，为了应对近年来南海问题不断升温给中国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安全与稳定带来的挑战，2013年10月，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以海洋为载体，进一步串联、拓展和寻求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利益交汇点，激发各方的发展活力和潜在动力，构建更广阔领域的互利共赢关系。
刘赐贵：《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 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若干思考》，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4期，第2页。这一倡议的提出，既极大地削弱了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型对中国带来的外交压力，同时给阿基诺三世政府重新评估和衡量中菲关系提供了动力。鉴于菲律宾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优越地理位置，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无疑为其带来了更多经济发展机遇。再者，对于菲律宾而言，近期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无疑是个利好消息。菲财政部部长助理兼首席经济学家贝尔川(Gil Beltran)更是直言，由于菲律宾原油需求几乎全靠进口，因此油价大跌使菲获益匪浅。
Zinnia B. Dela Pea，“Phl a Big Winner in Falling Oil Prices”，The Philippine Star，January 21， 2015，与此同时，低油价使得菲律宾在南海采油或因成本过高而变得无利可图。对于菲律宾的南海政策而言，利益驱动所带来的政策惯性将促使阿基诺三世政府重新定位和权衡中菲关系，再次淡化或冷却菲律宾在涉华南海争端上的激进行为，从而再次回到合作和管控分歧的轨道上来。
五、 结 论
菲律宾阿基诺三世上台执政以来，在相对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下，迅速调整南海政策，彻底抛弃其前任阿罗约政府的“中美平衡”战略，顽固奉行“亲美制华”战略，推进南海政策转型。菲律宾当前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和其国内政治合作的推进成为其南海政策转型的微观基础，中国在亚太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与美菲共同的历史记忆则构成其转型的现实基础和历史基础。“亲美制华”成为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型的最终选择，“引入第三方”成为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型后的最终方向。菲律宾坚持单边地付诸国际机制，拉拢域外大国牵制、制衡中国，将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原有的博弈模式，打破利益分配的均衡，在恶化中国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争议的周边环境的同时，也为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注入了更多不确定因素。然而，在效益上，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型之后弊病丛生，面对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及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新情势，利益驱动的政策惯性有可能将促使阿基诺三世政府重新评估和衡量中菲关系，再次回到合作和管控分歧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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