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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国际政治形势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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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全球经济一体化也更加深入,国际力量之间的势力对比必然会出现诸多新的变化。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2017国际形势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2017国际形势论文篇1

  试论当今国际形势下的汉语国际推广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和国际地位的迅速增长与提升,世界范围内学习汉语的热情持续升温,汉语国际推广已成为全球语言交际系统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近年来,中国以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增长很快,在亚洲国家,掌握汉语已经成为许多人推动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粗略统计,目前,全世界约有一百多个国家的3000余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中国以外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超过4000万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当一国的民族语言被作为外语普遍学习的时候,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该国国际地位的真正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深化。

  【关键词】汉语国际推广 对外汉语教学

  一、汉语国际推广与对外汉语教学

  “汉语国际推广”曾经有个更直白和限定性更强的名字:对外汉语教学。上世纪50年代初,清华大学筹建“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承担第一批来自东欧国家的留学生汉语教学任务,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机构。1952年该班调至北京大学后,因为增加了来自亚洲邻国的学生,改名“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此后一段时期相继成立的类似机构尽管名称各有不同,如为支援越南人民抗法战争,1952-1957年在南宁、桂林成立的教学机构先后曾命名为“中文学校”、“越南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中国语文专修学校”。1960年北京外语学院(即今北京外国语言大学)接受非洲留学生的学生机构叫做“非洲留学生办公室”。1962年为来华外国留学生进行汉语教学单独建校时用的名字是“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也就是现在北京语言大学的起始用名),但这些名称中都指明了教学对象是外国人,其“语文”一词,却是借用的对中国学生进行母语教学的名称。

  教学规模的扩大和本科教学的创建,使得设立一门专为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服务的学科成为当务之急。1982年4月,21家教学单位在北京语言学院举行“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一次筹备会,“对外汉语教学”的提议得到一致肯定,会议一致同意学会的名称叫做“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后来研究会提升为一级学会的时候,就顺理成章地叫做“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为了便于国际交流,学会的英语译名定为“All China Association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二、汉语国际推广的发展

  纵观现代历史,世界上有过两次“汉语热”。第一次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美关系缓和,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日本、西欧等众多国家纷纷跟我国建交。随之,40多个国家要求向我国派遣留学生。北语并于1975年试办,1978年正式开设了外国留学生的汉语本科教学。至八十年代初,日本成为经济大国,“汉语热”遂被“日语热”所取代。第二次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由于日本经济不景气,而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世界上再度兴起“汉语热”,至今方兴未艾。

  新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受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也经历过两个阶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对外汉语教学作为外事工作的重要方面,在招生对象、出国师资的选拔等方面体现了“为政治服务”这一特点。当时我国招收的留学生,几乎清一色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的公费生,是我们的“同志”和“兄弟”。

  这一阶段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是完全服务于外交和政治上的需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的外交战略有所调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来自兄弟国家和地区的由我国政府出钱的公费留学生逐渐减少,而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自费留学生越来越多。正巧此时各高校的教育经费问题日益凸现,于是创收颇丰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成为教育产业的重要部分。这种从政治需要到经济需要的变化,同样在招生对象、师资队伍等方面体现出来。招生虽然还有种种条条框框,比如年龄限制等,但实际上对自费生的要求已经放宽,现在自费生的数量已经占压倒性多数。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由来已久,肇始于汉代,大兴于唐代。当时外国留学生、学问僧在国学肄业或在寺院习经法者多达数千。西起安息、天竺,东至高丽、日本都有来学汉语的。他们学习或以经商、传教为目的,着重口语;或以研究汉学为目的,着重书面语。明末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和清末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可算当时影响较广的、有代表性的汉语教材。

  中国把汉语作为外语在大学讲授是从1950年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5个东欧国家派来了第一批留学生。教育部为此在清华大学设立了东欧留学生汉语专修班。学生在专修班进行1-2年语言训练,然后转入其他大学学习文学、历史等专业。

  1952年,上述专修班调整到北京大学,改名为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留学生的国别又增加了民主德国、苏联、蒙古、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以后又有荷兰、意大利、加拿大、古巴等。50年代初为越南学生开办了南宁育才学校附属中文学校和桂林语文专科学校。60年代初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大批学生来华,为了对他们进行汉语教学,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非洲留学生办公室。1962年成立了北京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负责各国留学生的汉语预备教育。这所学校1965年改名为北京语言学院。其他有留学生的高等院校,如北京大学等,仍继续进行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工作,结合他们的专业提高其语言水平。1965年越南政府派来大批留学生,中国20多所高等院校分别担负对越南学生的汉语预备教育。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达到空前规模。

  1973年以后,来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逐年增加。70年代初,来自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较多。随着中日关系的发展,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日本及欧美学生大量增加,直至1986年,有10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高等学校学习。

  目前外国学生来华学习的目的已不限于为入中国大学作语言准备;有许多学生来华前就已学过汉语,因此,对外汉语教学在学制、课程设置以及教材上都应考虑各种不同的要求。现在设有为学习专业做语言准备的正规班,有为已经学过汉语、来华进修以提高某方面实践能力的各种进修班,以及读学士学位的四年制汉语文专业班,调整和增设了有关的课程,编写了相应的教材。

  1978年夏,中国首次举办暑期汉语进修班。从1982年起这种短期进修班改为常年招生。目前共有60多所大学对外国留学生开设长期或短期的汉语课程。

  在国际交往方面,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即应若干国家之聘,派遣了汉语教师出国任教。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汉语教学的进一步开展,派出任教的汉语教师日益增多,1976-1985年间,共向37个国家派出教师数百人次。从1980-1983年,中美汉语教师定期举行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学术讨论会。1983年7月中美双方教师代表在北京商定了教材编写、对比研究等多项合作项目。1985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有20个国家的260名代表参加,在汉语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讨论。会议还建议成立世界汉语教学研究组织、世界汉语教师培训中心和情报资料中心,以加强各国汉语教学、研究人员的交流和合作。

  三、汉语国际推广――国家和民族的事业

  “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社会生活信息化的时代,因此,语言已经不仅仅是我们传统上讲的普通的交际工具而已。在新的时代里,掌握一门第二语言,是合格公民的一个基本要求。掌握多种语言,特别是国际强势语言,对个人来说,是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得以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对国家而言,是国际交往和国民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对民族来说,是这个民族进步和繁荣的一个根本保证。”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国家汉办对外汉语教学学术专家咨询小组成员、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顾问委员会成员刘�在向北大有志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年轻学子作过这番表示。他勉励学生们要把对外汉语教学当做值得奋斗终身的事业:“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就在文件中正式提出,对外汉语教学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

  大家都知道,现在国务院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有249个专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另外一个专业有这样的提法”。“世界各个大国都在推广自己的母语,汉语是世界第一大语种,而且也是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目前世界上说汉语的人最多,汉语也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载体,我们当然应该非常重视汉语的推广,我们应该帮助别的国家的人民学习汉语。”汉语正在逐步上升为新的国际强势语言,今天的汉语教学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也是世界性的事业,受到世界人民的重视。“可以这样说,对外汉语教学正在面临着一个大发展的前景和机遇,而这个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是以往五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

  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代,张骞就作为友好使者出使西域(也就是现在的中亚细亚),后来唐代又有僧人玄奘去西天(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取经;明代郑和更是七次下西洋,远及非洲一些国家。张骞、玄奘、郑和都是友好使者,他们前往各国带去的是中国的商品、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的种子,带回的是各国的商品、各国的文化和友好的情谊。他们都是真正的友好使者。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也是在向他们学习,做这样的友好使者,促进相互了解与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

  学科建设为汉语国际推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经济和国际地位的迅速增长与提升为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国家汉办的一系列务实举措则为汉语国际推广腾飞插上了翅膀。汉语国际推广不是纯教育,因为语言本身是一种产品,特别在向国际上推广的时候,就更是一个文化产品,必须以产业、市场的方式来运作。语言推广不走产业、市场之路是绝对没有发展前途的。目前我国的对外汉语推广正在逐渐迈出产业化的步伐,并取得初步成效。国内各出版机构完全按市场规律运作的一系列对外汉语教材,做到了贴近外国人的思想、贴近外国人的习惯、贴近外国人的生活,变我们“让他们学什么”为“他们要学什么”,成功把中国式的教材变为当地本土式的教材,经受住了市场检验。

  我们应充分挖掘和发挥中国文化的自有魅力,在欧美,学习汉语已经超越了实际的商贸、交流需要,对中国文化的向往成为主要动因。而且,汉语的国际推广不仅仅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部分,而是整个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有机环节,应该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国际接轨成比例的配合。

  [1] 王幼敏:“汉语热”与对外汉语教学[EB/OL].

  [2] 汉语国际推广简史:从对外汉语教学到孔子学院[EB/OL].

  [3] 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EB/OL].国家对外汉语网,

  2017国际形势论文篇2

  谈国际安全形势变化与未来趋势

  【摘要】西亚北非等地区的持续动荡正在带来全球性的安全环境变异,国际安全形势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态势和更加多元与复合的新特征。对于复合型冲突所凸显的国际安全新形势与未来趋势进行分析,特别需要注意国际社会内部的协调断档与分歧持续的问题,以便为进一步开展有效的国际冲突治理提供有利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复合型冲突 国际安全 国际社会 冲突治理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西亚北非地区的持续动荡经历了从街头政治到武装冲突再到大规模战争,从突尼斯、利比亚、也门的政权更迭到叙利亚内战、乌克兰冲突,从美国建立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到俄罗斯空袭叙利亚极端组织等等,纷繁复杂的变化使西亚北非地区的动荡不仅外溢到整个欧亚大陆,而且影响到西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对国际冲突的相关治理。

  纵观近年来国际冲突的整体演变态势,越来越多的国际冲突现实表现出复合化的趋势,不仅涉及直接对抗的显性冲突,还涉及间接对抗的隐性冲突。着眼于复合型冲突这一国际安全形势的新特点,为当前国际安全形势评估提供了一种路径选择,也对进一步理解国际社会的冲突及其治理进程具有启发意义。

  国际冲突的复合化特征

  随着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的国内对抗升级为大规模冲突与战争,特别是随着西亚北非地区持续动荡与冲突的扩散,复合型冲突的特点得以在更多的区域显现。由此,国际社会对冲突概念本身的重新解析也开始出现。对于复合型冲突的理解,首先需要重新明确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冲突的概念界定。“冲突”一词通常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某一可认同的人群(不论是部落群体、种族群体、具有相同语言的群体、具有相同文化的群体、宗教群体、社会经济群体、政治群体还是其他群体)有意识地反对一个或几个其他可自我认同的人群,原因是它们追求的目标相互抵触或看上去相互抵触。①根据这一定义,大致可以对涉及冲突的相关认知做出一定的归纳:冲突是一种有意识的反对,同时涉及不同的目标对冲。结合西亚北非地区的持续动荡及其扩散效应看,对于国际冲突的理解需要进一步加以充实:

  第一,冲突的实施出现更多形式,信息、法律、媒体等变量纷纷介入冲突,传统模式的冲突仍然具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地位。结合当前国际冲突现实,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和乌克兰东部的冲突模式仍然是相对传统的军事冲突。在“伊斯兰国”势力崛起的过程中,以网络为载体的媒体、信息正在得到更加明确的、有效的运用。因而,相对新颖的变量介入的新型冲突与相对传统的军事冲突,形成国际冲突模式复合化的新鲜场面。

  第二,国际冲突的实施主体更加复合化,不仅主权国家在相关冲突中所发挥的作用,包括“伊斯兰国”、卡哈尼网络、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自由军和伊朗革命卫队等,凸显出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不可忽视的角色与地位。从当前国际冲突的基本态势看,整体上主权国家仍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冲突基本走向的控制方面。比如,自2015年9月俄罗斯开始针对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目标进行空中打击以后,叙利亚政府军随即从防御转入进攻。然而,随着冲突主体的复合化,多种冲突主体出现各种具有政府背景支持的非政府组织,正在各种国际冲突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它们可以在避免政府之间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开展大规模对抗而获取相应的利益或实现相应的目标。

  第三,冲突的辐射范围更加深远。与冷战时期或冷战后初期相比,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国际冲突已然呈现出从西亚北非向整个欧亚大陆扩散的局面。2015年年初的《查理周刊》恐怖袭击、11月的巴黎恐怖袭击等重大恐怖主义事件发生。在法国,前者被誉为自纳粹占领以来最严重的事件,是基地组织反对西方运动的里程碑。②后者直接触发了法国政坛的剧烈动荡,代表法国极右势力的“国民阵线”趁机发难,并试图争取更多支持。尽管国民阵线在第二轮选举中全面落败,但马丽娜・勒庞仍然是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的热门人选。复合型国际冲突的影响在地理或者地缘政治方面扩展的同时,其对国际秩序、国际制度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目前从西亚北非到乌克兰再到东亚地区,各种国际冲突对于现有国际秩序、国际制度的冲击已然相当明显。除了“伊斯兰国”势力借助其针对叙利亚、伊拉克的冲突,冲破自近代以来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版图之外,东亚的日本安倍政府正试图通过不断激化涉及日本周边的海洋权益争端,达到彻底颠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目标。

  第四,显性国际冲突愈加明显,隐性国际冲突在暗自提升。南海地区的国际冲突呈现为显性与隐性并存,紧张程度不断提升。更值得注意的是,显性与隐性并存的国际冲突,正在海洋权益争端乃至大国关系的互动中日益显现。2016年年初随着俄罗斯进一步强化在叙利亚的军事部署,造成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不得不顾忌来自俄罗斯的影响。同样,在乌克兰,北约的主要战略核心在于使乌克兰脱离俄罗斯的轨道而融入西方。③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规划,与北约密切相关的西方国家借助克里米亚危机与乌克兰东部的紧张局势,发起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面对西方的制裁,俄罗斯梅特韦杰夫指出,无限制的制裁所激化的反应不仅仅是经济的。上述事态说明,显性与隐性并存已经成为国际冲突的现实趋势,其带来的国际影响更加复杂。

  第五,冲突的影响效果更加多元化,即复合型国际冲突不仅影响到与之密切相关的地区安全局势,更重要的是已经构成对很多国家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的冲击。换言之,国际冲突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影响扩大,甚至在影响更多国家的国内政治走向。以201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为例,随着法国政坛左翼政党式微,失去大批公众的支持,这次大选很可能成为右翼政党与极右政党之间的博弈,而一旦极右政党“国民阵线”执政,将带来法国整个国家从政治生活到社会管理的诸多变化。随着这种变化的深入,将进一步影响到欧洲穆斯林数量最多的国家法国在欧洲内部、在国际社会所发挥的作用。

  国际安全形势日益受到复合型冲突的影响   从日益复杂化的国际安全形势的现实可以看出,复合型国际冲突不仅在国际安全形势变化中扩展其影响力,而且也正在深入影响到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关系互动,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开展针对国际冲突治理的积极努力。尽管目前这种努力并未出现更为有效的协调,但这种积极努力的方向仍可以视为国际冲突治理的可以期待的选择之一。国际安全形势的表现是复合性的,而非单一性的,其根源恰恰在于国际冲突的复合性。如何既在复合型国际冲突的现实中寻找冲突相关方之间的对立焦点,又能在国际冲突的相关方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寻求可能的协调接点,是国际社会必须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

  在国际安全形势日益受到复合型国际冲突影响的现实中,以下两个方面需要给予格外关注:一方面,在国际安全形势出现值得担忧的方向和进程中,大国间的相应协调与行动正受到来自内部的挑战。更具有现实意味的是,在中国等国家在为国际冲突的有效治理提供相应的协调与支持的同时,美国等国家却在国际协调过程中暗中包裹对他国的遏制意图。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国际冲突所带来的种种现实表明,美国的全球战略权势正在受到挑战。换言之,冷战终结以来,压倒一切的美国军队仍然被视为国际政治中心的现实存在。然而在三个决定性的区域―欧洲、中东与东亚,美国的对手已经开始检验其使用权力的决心。美国由此产生了一种相当主观的判断,即美国将中国、俄罗斯对地区安全的积极作为视为对美国的挑战,进而采取遏制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部署。

  另一方面,国际安全形势的变数在不断增加,国际冲突治理的国际协调必要性也在进一步凸显。随着美国权势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某些动摇与美国对他国参与国际冲突治理的种种怀疑乃至误判的深入,加之包括“伊斯兰国”势力、基地组织与“博科圣地”等极端组织在欧亚大陆和非洲的不断做大,从整体上出现了国际安全态势变数频生的局面。

  一份以美国中东战略部署的利益视角来分析俄罗斯空袭叙利亚的报告指出,俄罗斯开始实施在叙利亚对恐怖组织的空中打击这一事实意味着,在叙利亚的内战已经转变为美俄之间代理人战争并升级为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利害关系平衡的新舞台。这一局面使得美俄关系在经历乌克兰危机、美国发动对俄制裁后的变数更加凸显。无论是美国战略决策层还是美国国内的政客,不仅需要考虑是否坚持对正在打击极端组织的俄罗斯进行进一步制裁,还需要考虑是否与俄罗斯进行必要的合作与协调。美国也更需要明确在发动针对俄罗斯空袭叙利亚军事行动的舆论战后如何收场以及如何协调美国与中东盟友在应对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变幻中的种种问题,比如沙特与伊朗的断交等。

  在上述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针对国际安全形势变化所进行的国际关系互动正在呈现出更加不确定不明确的发展趋势。如在南海问题上,尽管中美两国存在着事实上的对峙事态,甚至存在来自美国军方的有意挑衅,但从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局形势分析,中美两国似乎并未做好在南海真正意义上兵戎相见的准备。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基于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共同发展的现实分析,中美两国因南海的海洋权益争端而出现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但中国控制南海对美国来说仍是不小的挫折。虽然这并不构成对美国的实质性战略威胁,但美国借助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战略企图却无法掩饰。

  国际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

  面对国际冲突所呈现出的复合型局面,西方国家正在开展争取更多的社会动员,不仅要“捍卫”所谓的政治价值观,而且要实现对国际冲突的有效治理。在西方学者看来,面对来自暴力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与全球自由的衰退,世界所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坚强的普世性自由价值。西方国家对国际冲突治理的参与,正在呈现为更加全面的进程:

  首先,西方国家对国际冲突治理的参与更多地是出于对其基本国家安全利益的维护。这种安全利益的维护不仅是维护西方国家的传统的国家安全,而且也是维护其基本的价值观念。

  其次,西方国家对国际冲突治理的参与,正在积极推动西方国家内部社会整合,这种内部整合突出地体现为西方国家内部政治互动中,应对来自极右势力的渗透与影响的努力。然而,随着西方国家内部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包括民族、宗教、经济等形势的影响,这一整合进程未必能顺利进行。

  再次,西方国家对国际冲突治理的参与,正在积极推动西方国家之间的有效协调。而这种有效协调的实现,也将为西方国家参与国际冲突治理提供必要的、不可忽视的助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其针对国际冲突治理较为明显的倾向是,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应对现有的危机,无论是对待中国、俄罗斯还是对待来自“伊斯兰国”势力的威胁。比如针对南海地区出现的“中美对峙”的局面,有学者提出,当“北京持续改变整个地区的现状”时,如果美国再一次放弃自己的盟友,华盛顿将在全球范围内被怎样认知?任何人会再次相信美国的承诺么?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社会上述认识所立足的前提具有致命的缺陷。南海地区的国际形势演变中,美国所谓的“航行自由”完全是其人为制造、干涉南海国际局势的伪命题。

  在现实中,对于美国南海战略的持续变化,不仅需要关注其政策宣示层面所谓的美国在“主权争端”中“不选边站队”的立场,更重要的是需要关注美国在南海可能采取的更加冒险的行动。

  对此,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第一,美国军方可能采取类似2001年南海撞机的冒险行动。美国持续实施对中国的抵近侦察等行动,仍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中国在南海的军事部署与实力已经今非昔比,“拉森”号与“兰州”号的对峙说明,中国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但对于美国可能投入的濒海战斗舰等新装备,仍有必要做好相应的准备。第二,美国政府与军方的立场可能出现脱节。

  这种脱节很可能在为美国南海战略带来危险的同时,引发对中国南海地区乃至周边地区安全的新的冲击。第三,美国可能将更加充分地运用其在南海地区的盟友与伙伴关系,而强化美国在南海的军事态势。从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趋势来看,美国在其重返亚洲战略推进的过程中,依旧会保持这样的立场与态势,即当中国试图“改变现状”时,美国必须“以坚定的决心维持现有的安全秩序”。④为了确保地区安全和阻遏中国采取威慑手段解决海洋权益争端,美国需要维持其在亚洲的存在,建立与提升美国同地区伙伴之间更强的军事、外交与经济关系。尽管美国也在同时避免过于表现出旨在遏制中国的言论与实际行动,但作为其现实的选择来说,在中美关系的互动博弈中,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不能也不可能终结。

  在未来的国际冲突治理进程中,西方国家的冲突治理将可能采取以下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第一,将采取更加强硬的战略设计与言论攻势,包括进一步利用复合型冲突的诸多形式等,开展相对有效的国际冲突治理行动。第二,更加明确的军事行动,构成缓解乃至终止国际冲突的直接手段。第三,更加有效与全面的外交举措,构成推动国际冲突治理协调的有效保障。随着西方社会国际冲突治理进程的全面展开与深入,未来涉及国际安全形势的国际关系互动将更加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

  结论

  对于复合型国际冲突特征下的国际安全形势演变,不单需要做出更加充分的分析、顾及更多的变量,还需要关注到复合型冲突影响下的国际关系变化对安全形势的影响。本文所论及的复合型国际冲突与相关国际治理案例已经表明,一方面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相关国际冲突治理的进程中,来自西方国家的种种举措,其背后所具有的隐晦含义或目的,另一方面也要正确认识和积极应对国际安全形势演变的新形式新特点以及未来方向的不确定性。

  ①[美]詹姆斯・多尔蒂,小普法尔茨・格拉芙著:《争论年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译,2003年,第200页。

  ②Jytte Klausen, France on Fire--The Charlie Hebdo Attack and the Future of al Qaeda

  ③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4

  ④Rod Lyon, The US and assurance anxieties in Asia, Sep1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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