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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爱国主义的内涵、要求和表现
“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爱国主义”的词汇几乎在各个民族的语言中都能找到,这表明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爱国主义传统。爱国主义传统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立场的人们总是不断地对之加以弘扬和新的阐释。
爱国主义中的“国”究竟指什么,这是爱国主义的根本问题。胡适先生曾指出,在英文中potriolism(爱国主义)意即supportone’scountry;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则英译为StateandRerolution。“country”和“state”两个词均可汉译为“国家”,但其实际含义完全不同,country是作为祖国的国家,而state则指作为政治概念的国家,即阶级压迫的工具。所谓爱国主义,是指爱祖国,爱的是作为祖国存在的国家。[4]
爱国主义,就是祖国之爱,这样的理解符合爱国主义道德规范的普适性特点,它对于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们都具有普遍的号召力和规范作用,而历史上的广大劳动人民因此才会成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成为爱国主义的主体;同时,这样的理解也符合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传统的延续性或曰继承性特点。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阶级立场的人们中间,爱国主义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爱国主义的内涵十分丰富,而维护祖国的独立统一,促进社会的发展繁荣,增进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其中基本稳定的方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国家形式,它们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合理性,而且在它们刚产生的阶段和上升时期,是祖国进步与发展所采取的不可逾越的必要形式。在这样的阶段和时期,它们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与爱国主义的基本要求有着客观上的一致性。邓小平同志指出:“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些。”[5]
自从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实现祖国的独立统一和繁荣富强就成为一切爱国者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这种理想只能是一个梦想,不可能变为现实。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人民大革命建立起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为我们的祖国走向强盛提供了保证条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现当代中国历史证明了的科学结论,它深刻地揭示了祖国的前途命运、人民的利益福祉同社会主义事业之间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说在当代中国爱祖国和爱社会主义是统一的;而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则是历史上任何其它社会制度和国家形式都难以企及的或根本不可能具备的,因此构成了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特征。
作为一种道德规范,爱国主义并不是抽象先验的道德律令,而必须是和只能是调整人们的个别利益和祖国整体利益关系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个人利益和祖国利益是一对矛盾。应该说,道德关系中的矛盾有其特殊性,这就是它总是以体现整体利益的原则和规范为善恶标准,以必要的自我牺牲为前提,强调用节制和牺牲个人利益的原则和规范来调整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爱国主义也是这样,当祖国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爱国主义总是要求个人利益服从祖国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和保全祖国利益。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因为祖国利益是祖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是关系整个民族长期历史命运的利益,同个人利益相比,祖国利益是全局性的、长远的和根本的,一句话,祖国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是,爱国主义崇尚和尊重祖国利益并不就意味着爱国主义不承认乃至抹杀个人利益。其实,爱国主义的现实基础是个人利益和祖国利益的一致。祖国是个人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基本条件,祖国利益――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学昌明、社会进步等一切,同时也是祖国儿女的利益。正因为有了祖国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祖国才有了对祖国儿女的吸引力、凝聚力。祖国儿女为祖国利益而奋斗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他们的个人利益、人生价值不断实现的过程。
从当今世界各国的情况看,我们应该有符合本国实际、与本民族的特点相适应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其主要特点是通过增进民众利益来争取民心,借助物质的力量来营造适合增强公民国家意识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通过讲求实效的各种努力使国家对国民产生吸引力。美国和法国的发展,战后日本和德国经济的起飞,就是很好的例证。资本主义国家尚能如此,我们这个有着悠久爱国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应
该做得比他们更好。
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爱国主义应该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不能有所偏废。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之间事实上没有确定的界线。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是合理的,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是极端的,并没有统一确定的判断标准。只要还承认民族主义是必要的甚至是神圣的,那么极端民族主义就可以招摇过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与民族主义思潮本身的特性有关。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充满歧义的一个概念,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很难截然分开,极端民族主义不过是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特定情境下的特定表现形态。民族主义未必等于极端民族主义,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一定会向极端民族主义转化。因此,单纯地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往往徒劳无功。
首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如何区分并无明确的标准。按照前述民族主义的定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在中国语境下,二者常常被看作一个概念。在世界范围内讨论,二者也难以分清。在单一民族国家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完全一致的;在多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那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也是一致的;只有在部分多民族国家的部分少数民族里,这两者才有可能产生冲突,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些少数民族拒绝爱国主义,只是他们爱的是一个尚未建立的国家、一个只在理念上存在的国家。所有的民族主义都要与爱国发生关联,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其次,民族主义会走极端,爱国主义同样也会走极端。二者都是出于对一个共同体的深厚感情。说民族主义是极端的、爱国主义是理性的,更像是在玩弄概念游戏。最后,没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将缺乏支撑。爱国主义不是空泛的,它需要具体内容来支撑。没有忠君思想的支撑,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将变得无法理解;没有民族主义的支撑,中国当代的爱国主义也将变得无法理解。若抽掉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将会变成空壳。
当今世界,主权国家仍是行为主体、利益主体,爱国主义远未过时。任何事物都需要肯定自己的存在,国家也一样。只要国家还存在,它就需要对它的存在加以肯定,也就是说,它需要爱国主义。所以,所有的国家都会号召国民爱国,而不是反对国民爱国。只要爱国主义还有必要,作为爱国主义支撑的民族主义就不会消亡。中国在当代国际格局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国家利益的维护困难重重,提倡爱国主义更有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使得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和兴盛成为必然。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凝聚力,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凝聚力只有民族主义能够提供。所以,明知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不能不用。多年来不断有人反对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却越来越强烈,根本原因正在于此。2008年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虽不乏过激言行,但赞誉之声仍居主流,这是因为它满足了民族国家团结的需要。也正因为此,我们对民族主义不能完全否定,即使它经常走向极端,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民族主义情绪世界各国都有,只是多与少的区别。只要民族主义不走极端,它主要的作用就还是积极的;但如果民族主义一旦走向极端,它的危害性就不容低估。那么,有没有办法让民族主义不走极端呢?当然是有的。极端民族主义固然与民族主义思潮本身的特性有关,但它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有些社会的民族主义一直非常健康,极少走极端;而有些社会则一再地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所左右。了解了产生极端民族主义的社会环境机制,我们就能找到消除极端民族主义的有效办法。
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在国际格局中处于弱势的国家。可以说,民族主义是弱者进行自我保护的工具。所以,一些小国的民族主义往往表现得特别强烈。比如朝鲜,现在几乎成了全世界的公敌,现阶段的朝鲜就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国家。当一个国家陷入生存危机时,民族主义情绪就会迅速迸发。这应该算是正常的反应,毫不足怪,但爱国却误国的例子史不绝书,人们有理由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表示忧虑。
四、当代爱国主义对理性民族主义的精神诉求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公民社会不发达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具有情绪化和空洞化倾向,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在结构上的缺陷。[6]这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未能从本能的爱国主义发展成为理性的爱国主义。中国民族主义中的非理性因素对中国和平发展将会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甚至有可能迫使中国背离和平发展的路线。因此,我们只有构建理性的民族主义,才能有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理性民族主义是指一个民族在维护民族利益、表达民族情绪时能理解并尊重其他民族的情感体验,把本民族利益和他民族利益放在平等地位上考虑的一种思想意识或实践活动,其鲜明特征是包容性。[7]理性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开放的民族主义,它不是封闭的、种族的、排外的,而是与整个全球的现代化变迁接轨,是本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含义,爱国主义对祖国的热爱是包括国家的全体成员而不管其民族属性如何,民族主义是对民族的热爱则是只对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而不考虑其国家的归属。但当民族与国家成为同一时,这两种含义就无甚区别,开始同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单位与国家不一致,而且“由于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不能直接进入意识形态的符号体系中,民族主义的内涵是由爱国主义这一特定概念来表征的”。[8]民族主义可能是爱国行为,也可能是误国行为,战后日本和德国对历史问题反省的不同态度就表明了这一点,““””时期红卫兵砸外国驻华大使馆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行为也反映了这一点。有人认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民族主义,有两个突出的负面因素:一是自大,二是排外。[9]因此,进行正确的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培养良好的民族主义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韩国注重在学校教育中向青少年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在韩国的道德教育课程和教材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方法灵活多样,在现代的韩国社会生活中,“身土不二”是一种重要的价值观,绝大多数青少年都具有较强烈的爱国意识和民族精神。[10]
一直以来,中国都提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而不提倡民族主义。邓小平同志早就强调:“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的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强调爱国主义激发了国人振兴中华的热情。20世纪80年代初,一首《我的中国心》激发了许多中国人热爱祖国的激情,投身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促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
爱国主义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随着各个国家和民族面临的不同历史任务而具有不同的主题。所以爱国主义教育应当从当代民族主义中吸取合理的成分,一方面要肯定合理的、理性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要防止出现非理性的、狭隘的、排外的和分裂的民族主义倾向。
爱国主义作为人类自我激励的重要表现形式,不论其外在表现多么激烈,从整体上看往往都能够演变成一个国家和民族内在的、自我反省的力量。所有的爱国热情都是值得尊重的,但过于偏激的“爱国主义”便背离了真正的爱国主义的本意。我们需要以理性、开放、发展的心态来发扬和发展爱国主义,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专注发展、放眼未来、建设性的爱国主义,尽一切努力维护世界和国内的和平,发展自己,就是最大、最现实有力的爱国主义,有实力才会有尊严。
爱国主义还要与国际主义相结合。国际主义是推动国家间合作的主张,是与孤立主义相对的一种外交战略。当前,我国的外交政策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包含了深刻的国际主义思想和理念。首先,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推动和加强了国际合作。其次,综合国力壮大要求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最后,国际主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回归。国际主义在中国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和厚实的文化背景,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及价值观高度一致。以“和”“合”文化为灵魂的国际主义,是中国外交的必然价值选择。它的主要特点是对话、合作、共赢,即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其内容和手段,我国政府已经提出了不少,也做了不少,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在印度洋海啸等各种国际赈灾救援行动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泱泱大国的“国际主义”影子。
要实现理性爱国就要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根据此原则,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由少数民族自己当家做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消除了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实施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并创造性地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制度,逐步建立了以平等团结和友好互助为基本特点的新型民族关系,在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项事业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国家,其特色是把统一和自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扭转了过去许多民族地区存在的分裂状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有效地保障了少数民族平等的民主权利和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有力地促进了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团结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这一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民族团结是祖国统一的重要保证。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我们必须进一步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想要理性爱国和理性的民族主义,就要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这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吸收国外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祖国尊严,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分化”的图谋;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警惕和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抵御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西化”的图谋;必须防止民族“排他性”趋势日益高涨。当今世界各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上更强调国家和民族利益,政策上的独立性明显增强,许多国家在对外政策上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排他性色彩。民族主义本质上是扩大的自我,它用民族认同来动员大众,追求民族国家的利益,将民族的利益、价值观作为至高标准,用以衡量一切政策。民族主义尽管有助于社会动员和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但它的理想与标准毕竟只是一种“大我”。一个国家如果仅仅以民族主义作为诉求的基础与政策目标,就无法获得其他国家的尊敬与认可。国家的崛起必然是一种强权的崛起,真正能够崛起的大国必定有超越大我的理念与原则,能有为其他国家认可、尊敬的目标与行为准则。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包含王道理想,“和而不同”的理念,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准则。建国以来我国提出的许多原则,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原则等都可以凝聚在“和平”发展的口号下。“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今天的中国,重要的问题仍是善于学习,向世界各国和其他文明学习,海纳百川,汲取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向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实践学习,不断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进行自我完善和自我调整。中国的历史证明,开放的心态就是自信的心态、盛世的气象,是中国的文明和文化具有活力和生机的体现。今天的中国,妥善处理与其他国家和不同文明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不同文明的关系上,中国主张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寻找不同文明的共同价值核心,开展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深入的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对祖国、对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和自豪感,但这绝不意味着这种认同可以走向排他、自大和虚妄。
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就必须把全球化和民族化有机结合起来。“全球化”由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构成。这三个方面与民族化相结合,要求我们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与文化个性。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是外在的东西,而文化的全球化则是内在的东西。面对文化的全球化,我们要给民族文化以准确的定位,对民族文化进行继承、丰富、弘扬和创新,在积极汲取世界优秀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强化民族文化的特点和个性,不断地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和提升民族文化的品位,不断地赋予民族文化以新的姿容与新的内涵,使民族文化在不断创新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脊梁和灵魂,是文化的价值所在,也是文化能够存在并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与基础。一切形式和内容的文化与艺术创造,只要真正地表现了它所隶属的民族的民族性,就必然具有历史感、人民性和时代特征,就必然具有独特的个性、气韵与风格,并因此而获得思想意义与美学价值。我们只有不断地丰富和强化文化的民族性,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全球化。这既符合大众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又契合审美的法则和艺术的规律。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化不是矛盾的、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就必须把全球化与民族化有机结合起来,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张扬民族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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