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需要整体性视野
孙家驹 分享
求生和繁衍是所有生物的本能，就迄今的人类历史而言，求生和繁衍问题。在生物学的个体层次好像只是配偶双方的事。在群体层次(从家族、部落到国家)则还受到群体多层次利益的驱动，而且。无论是在个体层次还是在群体各层次，繁衍能否发生、能存活多少及生存质量如何，还要取决于社会和自然环境条件。今天的人口规模及其活动方式已成了决定全球环境的主要因素，因此，认识人口问题迫切需要有涵盖从个体、家庭、群体直至全人类和地球环境的整体性视野。
人口为何迅猛增长
生物金字塔是自然生态系统中普遍存在的规律。在生物金字塔中，生物数量是从基础往上逐级递减的。有人从个体数量上进行统计对比，在0.1公顷草原上，草类(株)、植食动物(只)、一级肉食动物(只)、顶级肉食动物(只)4个营养级的生物个数是：1.5×106:2÷105:9×104:1。个体有大小差别。个体数不能反映个体大小，于是有人就从生物量上进行对比，在一块荒地中，每平方米植物、植食动物、肉食动物的生物量(克)之比为：500:1:0.01。
人类是生物金字塔顶端的物种，是既吃植物又吃动物的杂食动物，食谱较宽，但在农业文明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受生物金字塔规律约束，人口增长从未超过400万。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全球人口经过5000年的增长，即到距今7000年前。人口总数达到5000万，再经过5000年增长。即到距今2000年前已接近3亿。到400年前的工业文明前夕达到5亿。此后人口开始迅猛增长，200年前达到10亿，100年前达到16亿，今天已达到68亿，预测再过40年将超出90亿。生物金字塔规律在人类日益增强的物质技术力量攻击下好像节节败退，人类似乎创造了打破生物金字塔规律的奇迹。这种奇迹是如何创造的呢?有人认为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这似乎没错，但能量守恒定律和熵增定律告诉我们，生产力无论怎样发展，也不能凭空创造物质，人类的物质生产，只是改变对物质的利用形态，并不能增加一个物质原子：而能量的利用则不仅不会增加一卡热量，而且是一个熵增过程。因此，生产力发展导致人口增长的原因只有两个字，那就是：替代!
由于人类掌握了制造石器、铁器工具和用火技术，能够焚烧、砍伐森林，挖掘土地，于是能够用农田替代森林，使土地生长的都是人类爱吃、高产的食物。这比生物多样性的天然森林单位面积所提供的人类可食之物要高出几倍几十倍；用牧草场替代人类可食之物较少的稀树草原，用养殖替代捕猎，同时灭绝与人类竞争食物的其他大型肉食动物，这也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肉类供给。正是这种替代，一万多年的农业文明过程使全球人口增长了百倍以上。在农业文明时期，由于人类的燃料、建筑材料、劳动工具、生活用具等都需要木材，森林还必须有较多的保留，这就限制了耕地、草场的扩张，从而限制人口的增长。到了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又用金属和塑料替代木材，用亿万年太阳能转化储存的化石燃料替代薪柴，用化学肥料替代粪便秸秆返回农田的物质循环。用化学农药替代生物多样性对农田的生态平衡，森林就被大规模的农田、草场、单一化养殖场所替代：同时池塘养鱼、河湖捕捞也被河湖、近海池塘化养殖和海洋鱼场所替代。这种全球性替代走到今天，已使全球人口增长到农业文明之初的1700倍，而且很快就可能要超出2000倍，生物金字塔顶端的人口爆发性增长正在压碎支撑金字塔的基础：自然森林已退缩到崇山峻岭之间，荒漠化、干旱化到处蔓延，水土流失遍及陆地，海洋渔场走向衰落。主要非再生资源濒临枯竭，气候恶化，物种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灭绝。
“替代”的祸福
生物求生与繁衍的本能在极端环境中会有极端表现。在食物奇缺的环境中，从微生物到植食动物都会有同类相食的现象。较小的肉食动物会冒险群起攻击捕食较大的肉食动物。在性对象缺乏的环境中，动物会出现“同性恋”现象，在缺乏同类的环境中，甚至会出现“异类恋”现象。生物进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今天的动物包括人类也遗传了这种基因，因而人类也会出现同类相食、同性恋现象，极端环境中，这类现象更会增加。这种现象也可归之于“替代”。替代现象虽非人类独有，但人类仍然是“替代”的寂寞高手，任何其他物种都望尘莫及。
迄今为止整个人类文明史、科技史，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看成是一部“替代”史。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等认为，人多是好事，人口越多，人才也越多，市场需求也越大，当某种资源出现短缺时，市场价格会上升，从而一方面会抑制这种需求，另一方面会刺激科技创新，研发新的替代。人口增长受地球空间所限，有人认为按每人每天约2500卡路里可增长到400亿(罗杰·雷维尔)。有人更极端地认为按日本饮食可以超1000亿(迈克尔.G泽伊)。
但是，就现代来说，上述说法是极为不负责任的。历史和科学告诉我们，在一个有限的系统中，替代是有限的，何况生命系统及其所依赖的特定环境都是不可替代的。复活节岛在16世纪中叶时人口曾增长到约2万人，超载的人口很快就导致森林消失、环境崩溃，人口因饥饿、疾病、冲突、战争而迅速耗减至约3千人，至18世纪20年代荷兰人抵达时，仍处于人吃人的极端状态。地球也是宇宙中的一个孤岛，如果失去了有生命的土壤和清洁的淡水、空气，你用什么去替代这些生命的环境要素?失去了肉食动物，你又用什么去替代对植食动物从而对植物的调节?失去了森林，你又用什么去替代内陆降水和水土涵养的自调节机制?失去了微生物，整个生命系统就会崩溃，地球就会变得与火星金星一样死寂。有人用替代法对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价值进行计算，得出每年30万亿一40万亿美元的结论，这比无偿滥用资源当然是个聊胜于无的进步。但养活几十亿人的生态系统是根本无法用金钱估价的，而且地球生物圈在已知的天宇中独一无二，是无可替代的。如果生物圈被替代，那么人类必然要先于生物圈被替代。这种资源短缺替代，书写的是一部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人类灾难史。
但文明也确因“替代”而发展。人类的生产工具已从石器、铁器、机器替代到自动化生产线，计数已从结绳、珠算、计算机替代到信息化智能化网络，作战武器已从棍棒、刀枪、火炮替代到核弹，这种替代是效率替代，它书写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史。随着社会生产力加速发展且向自动化智能化迅速提升，整个社会生产和服务体系已日益转向自动化智能化的快速质升之中。自动化智能化广泛替代活劳动，虽然几十年来多国人口增长率降至很低，人均劳动时间大幅减少，但社会仍然存在一个高比率的失业人口，所谓充分就业已成了镜花水月。要适应自动化智能化替代活劳动的历史大趋势，就不仅要严格控制人口总量，而且还要将“必要劳动”时间在全社会有劳动能力的成员中公平分配，同时使不断增加的“自由时间”成为个人素质提高和创造性能力充分发展的时间，而这正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否则，失业人口将有增无减，贫富鸿沟将日益扩大，社会将更加分化对立。
“替代”发展到今天，虽“养活”了近70亿人口，但富人只占约20％，80％仍是穷人，其中还有超出10亿的饥民，而生态环境赤字却在危险地上升，这一切都是需要人们深刻反思的。面对贫富鸿沟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在扩大和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不断加剧的现实，不变革人口增长的驱动机制和“蛋糕”的分配方式，一味迷信人多市场大创新多和“做大蛋糕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只会加重社会沉疴和自然衰败。已有人冷酷地告诫：占人口20％的富国富人的“救生艇”乘客已满，搭救落水的穷人就会使救生艇沉没。他们不会为了“一时的正义导致巨大的灾难”(戈瑞特·哈登)。
自由与必然
在有限的系统中，如果人口最大化。人均消耗就只能最小化：如果部分人占有最大化，另一部分人占有就只能最小化。今天的人类消耗已导致地球环境全面恶化，却还有50多亿穷人需要改善生存状态。总量和结构的双重压力已使人口负增长和社会变革不可避免，人口老龄化已属必然，而且随着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人口的中位数年龄还会不断提高，老龄化不仅将成为常态，而且会愈来愈老。
今天层层分级的社会不适应老龄化，这种社会即使人均收入高、失业率低，也会因社会不公而必然存在一个高比例的低收入人口，他们年轻时饱受不平等的身心磨难，年老时贫病、孤独、失落加剧，许多人会陷于绝望而走向自杀。当今中国社会，精神障碍人数增多，甚至有专家呼吁要重视少年儿童的心理调适，这些现象就不是好兆头。如果一个社会人均收入低、失业率高而又老龄化，问题当然会有很多，但如果是一个人口膨胀中的年轻化社会，问题会更多。德国学者贡纳尔·汉森把人口结构与社会冲突联系起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15—29岁年轻人比例超过30％的社会里，冲突往往会演化成暴力，全球有67个国家超过这个比例，其中60个国家正在发生内战、骚乱和恐怖袭击；他将40—44岁男人与4岁以下男孩的数量进行比较，得出4岁以下男孩比例越高的国家内部冲突白热化的可能性就越大的结论。
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水资源对人口的可持续承载力不到5亿人，如果全球变暖加剧西部和北方的干旱化和荒漠化，海平面上升危及珠江、长江、黄河人海冲积平原的城市，我国资源环境的人口承载力将大幅下降；如果情况相反，新的冰期来临，北方和西部为冰雪常年覆盖，人口承载力将会更大幅度下降。如果我们要避免贫困特别是饥荒、战争、瘟疫的卷土重来，人口总量从严控制就是一项长期国策。
出生性别比失衡和幼儿化问题都是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反映。性别的社会地位不平等，滋生了妊娠期选择堕女胎保男胎的现象；社会缺乏安全感，滋生了小孩从小学接送到大学陪读现象；教育、就业、晋升、收入等公平机制缺失，滋生了部分成年人依赖父母权钱而获得一个好的工作和收入，而另一部分成年人就业难、收入低、成家立业难，也不得不依赖父母，成为长不大的“啃老族”的现象。人的素质问题与教育和社会环境问题直接相关，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在9年义务教育之后就上不起学，就业难也使许多人放弃完成学业，提前进入社会谋生。未富先老问题是许多低收入国家会面临的问题，这些国家只有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大力提高生产力水平，推进社会公平化特别是教育、就业、晋升、收入公平化，才能避免同时遭遇老龄化和高失业率的两面夹击。如果人口适度，社会公平。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实现充分就业，人人能根据社会需求和个人健康及意愿来决定离开工作的时间，沉重的养老和失业负担就可以降低。
生物圈不可替代。而社会机制可变革，既然老龄化社会的出现是必然的，我们就必须自觉地变革社会发展方式去适应它。人类只有认识必然并自觉地遵循必然，才会有真自由。人类个体与群体和万物、生物圈是协同进化的整体，人类在历史上已走过了个体、家庭、家族与部落、国家乃至联邦、联盟利益的整合，今天的全球性环境和社会问题，已要求人类进行全球利益的整合，虽然各种既得利益刚性的阻力不可低估，但这是可整合的，在生物与环境协同进化规律的必然性面前，人类不可不认识和顺应这种必然，通过变革发展方式、整合全球协同进化的进程而迈向自由。
人口为何迅猛增长
生物金字塔是自然生态系统中普遍存在的规律。在生物金字塔中，生物数量是从基础往上逐级递减的。有人从个体数量上进行统计对比，在0.1公顷草原上，草类(株)、植食动物(只)、一级肉食动物(只)、顶级肉食动物(只)4个营养级的生物个数是：1.5×106:2÷105:9×104:1。个体有大小差别。个体数不能反映个体大小，于是有人就从生物量上进行对比，在一块荒地中，每平方米植物、植食动物、肉食动物的生物量(克)之比为：500:1:0.01。
人类是生物金字塔顶端的物种，是既吃植物又吃动物的杂食动物，食谱较宽，但在农业文明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受生物金字塔规律约束，人口增长从未超过400万。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全球人口经过5000年的增长，即到距今7000年前。人口总数达到5000万，再经过5000年增长。即到距今2000年前已接近3亿。到400年前的工业文明前夕达到5亿。此后人口开始迅猛增长，200年前达到10亿，100年前达到16亿，今天已达到68亿，预测再过40年将超出90亿。生物金字塔规律在人类日益增强的物质技术力量攻击下好像节节败退，人类似乎创造了打破生物金字塔规律的奇迹。这种奇迹是如何创造的呢?有人认为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这似乎没错，但能量守恒定律和熵增定律告诉我们，生产力无论怎样发展，也不能凭空创造物质，人类的物质生产，只是改变对物质的利用形态，并不能增加一个物质原子：而能量的利用则不仅不会增加一卡热量，而且是一个熵增过程。因此，生产力发展导致人口增长的原因只有两个字，那就是：替代!
由于人类掌握了制造石器、铁器工具和用火技术，能够焚烧、砍伐森林，挖掘土地，于是能够用农田替代森林，使土地生长的都是人类爱吃、高产的食物。这比生物多样性的天然森林单位面积所提供的人类可食之物要高出几倍几十倍；用牧草场替代人类可食之物较少的稀树草原，用养殖替代捕猎，同时灭绝与人类竞争食物的其他大型肉食动物，这也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肉类供给。正是这种替代，一万多年的农业文明过程使全球人口增长了百倍以上。在农业文明时期，由于人类的燃料、建筑材料、劳动工具、生活用具等都需要木材，森林还必须有较多的保留，这就限制了耕地、草场的扩张，从而限制人口的增长。到了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又用金属和塑料替代木材，用亿万年太阳能转化储存的化石燃料替代薪柴，用化学肥料替代粪便秸秆返回农田的物质循环。用化学农药替代生物多样性对农田的生态平衡，森林就被大规模的农田、草场、单一化养殖场所替代：同时池塘养鱼、河湖捕捞也被河湖、近海池塘化养殖和海洋鱼场所替代。这种全球性替代走到今天，已使全球人口增长到农业文明之初的1700倍，而且很快就可能要超出2000倍，生物金字塔顶端的人口爆发性增长正在压碎支撑金字塔的基础：自然森林已退缩到崇山峻岭之间，荒漠化、干旱化到处蔓延，水土流失遍及陆地，海洋渔场走向衰落。主要非再生资源濒临枯竭，气候恶化，物种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灭绝。
“替代”的祸福
生物求生与繁衍的本能在极端环境中会有极端表现。在食物奇缺的环境中，从微生物到植食动物都会有同类相食的现象。较小的肉食动物会冒险群起攻击捕食较大的肉食动物。在性对象缺乏的环境中，动物会出现“同性恋”现象，在缺乏同类的环境中，甚至会出现“异类恋”现象。生物进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今天的动物包括人类也遗传了这种基因，因而人类也会出现同类相食、同性恋现象，极端环境中，这类现象更会增加。这种现象也可归之于“替代”。替代现象虽非人类独有，但人类仍然是“替代”的寂寞高手，任何其他物种都望尘莫及。
迄今为止整个人类文明史、科技史，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看成是一部“替代”史。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等认为，人多是好事，人口越多，人才也越多，市场需求也越大，当某种资源出现短缺时，市场价格会上升，从而一方面会抑制这种需求，另一方面会刺激科技创新，研发新的替代。人口增长受地球空间所限，有人认为按每人每天约2500卡路里可增长到400亿(罗杰·雷维尔)。有人更极端地认为按日本饮食可以超1000亿(迈克尔.G泽伊)。
但是，就现代来说，上述说法是极为不负责任的。历史和科学告诉我们，在一个有限的系统中，替代是有限的，何况生命系统及其所依赖的特定环境都是不可替代的。复活节岛在16世纪中叶时人口曾增长到约2万人，超载的人口很快就导致森林消失、环境崩溃，人口因饥饿、疾病、冲突、战争而迅速耗减至约3千人，至18世纪20年代荷兰人抵达时，仍处于人吃人的极端状态。地球也是宇宙中的一个孤岛，如果失去了有生命的土壤和清洁的淡水、空气，你用什么去替代这些生命的环境要素?失去了肉食动物，你又用什么去替代对植食动物从而对植物的调节?失去了森林，你又用什么去替代内陆降水和水土涵养的自调节机制?失去了微生物，整个生命系统就会崩溃，地球就会变得与火星金星一样死寂。有人用替代法对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价值进行计算，得出每年30万亿一40万亿美元的结论，这比无偿滥用资源当然是个聊胜于无的进步。但养活几十亿人的生态系统是根本无法用金钱估价的，而且地球生物圈在已知的天宇中独一无二，是无可替代的。如果生物圈被替代，那么人类必然要先于生物圈被替代。这种资源短缺替代，书写的是一部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人类灾难史。
但文明也确因“替代”而发展。人类的生产工具已从石器、铁器、机器替代到自动化生产线，计数已从结绳、珠算、计算机替代到信息化智能化网络，作战武器已从棍棒、刀枪、火炮替代到核弹，这种替代是效率替代，它书写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史。随着社会生产力加速发展且向自动化智能化迅速提升，整个社会生产和服务体系已日益转向自动化智能化的快速质升之中。自动化智能化广泛替代活劳动，虽然几十年来多国人口增长率降至很低，人均劳动时间大幅减少，但社会仍然存在一个高比率的失业人口，所谓充分就业已成了镜花水月。要适应自动化智能化替代活劳动的历史大趋势，就不仅要严格控制人口总量，而且还要将“必要劳动”时间在全社会有劳动能力的成员中公平分配，同时使不断增加的“自由时间”成为个人素质提高和创造性能力充分发展的时间，而这正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否则，失业人口将有增无减，贫富鸿沟将日益扩大，社会将更加分化对立。
“替代”发展到今天，虽“养活”了近70亿人口，但富人只占约20％，80％仍是穷人，其中还有超出10亿的饥民，而生态环境赤字却在危险地上升，这一切都是需要人们深刻反思的。面对贫富鸿沟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在扩大和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不断加剧的现实，不变革人口增长的驱动机制和“蛋糕”的分配方式，一味迷信人多市场大创新多和“做大蛋糕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只会加重社会沉疴和自然衰败。已有人冷酷地告诫：占人口20％的富国富人的“救生艇”乘客已满，搭救落水的穷人就会使救生艇沉没。他们不会为了“一时的正义导致巨大的灾难”(戈瑞特·哈登)。
自由与必然
在有限的系统中，如果人口最大化。人均消耗就只能最小化：如果部分人占有最大化，另一部分人占有就只能最小化。今天的人类消耗已导致地球环境全面恶化，却还有50多亿穷人需要改善生存状态。总量和结构的双重压力已使人口负增长和社会变革不可避免，人口老龄化已属必然，而且随着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人口的中位数年龄还会不断提高，老龄化不仅将成为常态，而且会愈来愈老。
今天层层分级的社会不适应老龄化，这种社会即使人均收入高、失业率低，也会因社会不公而必然存在一个高比例的低收入人口，他们年轻时饱受不平等的身心磨难，年老时贫病、孤独、失落加剧，许多人会陷于绝望而走向自杀。当今中国社会，精神障碍人数增多，甚至有专家呼吁要重视少年儿童的心理调适，这些现象就不是好兆头。如果一个社会人均收入低、失业率高而又老龄化，问题当然会有很多，但如果是一个人口膨胀中的年轻化社会，问题会更多。德国学者贡纳尔·汉森把人口结构与社会冲突联系起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15—29岁年轻人比例超过30％的社会里，冲突往往会演化成暴力，全球有67个国家超过这个比例，其中60个国家正在发生内战、骚乱和恐怖袭击；他将40—44岁男人与4岁以下男孩的数量进行比较，得出4岁以下男孩比例越高的国家内部冲突白热化的可能性就越大的结论。
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水资源对人口的可持续承载力不到5亿人，如果全球变暖加剧西部和北方的干旱化和荒漠化，海平面上升危及珠江、长江、黄河人海冲积平原的城市，我国资源环境的人口承载力将大幅下降；如果情况相反，新的冰期来临，北方和西部为冰雪常年覆盖，人口承载力将会更大幅度下降。如果我们要避免贫困特别是饥荒、战争、瘟疫的卷土重来，人口总量从严控制就是一项长期国策。
出生性别比失衡和幼儿化问题都是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反映。性别的社会地位不平等，滋生了妊娠期选择堕女胎保男胎的现象；社会缺乏安全感，滋生了小孩从小学接送到大学陪读现象；教育、就业、晋升、收入等公平机制缺失，滋生了部分成年人依赖父母权钱而获得一个好的工作和收入，而另一部分成年人就业难、收入低、成家立业难，也不得不依赖父母，成为长不大的“啃老族”的现象。人的素质问题与教育和社会环境问题直接相关，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在9年义务教育之后就上不起学，就业难也使许多人放弃完成学业，提前进入社会谋生。未富先老问题是许多低收入国家会面临的问题，这些国家只有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大力提高生产力水平，推进社会公平化特别是教育、就业、晋升、收入公平化，才能避免同时遭遇老龄化和高失业率的两面夹击。如果人口适度，社会公平。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实现充分就业，人人能根据社会需求和个人健康及意愿来决定离开工作的时间，沉重的养老和失业负担就可以降低。
生物圈不可替代。而社会机制可变革，既然老龄化社会的出现是必然的，我们就必须自觉地变革社会发展方式去适应它。人类只有认识必然并自觉地遵循必然，才会有真自由。人类个体与群体和万物、生物圈是协同进化的整体，人类在历史上已走过了个体、家庭、家族与部落、国家乃至联邦、联盟利益的整合，今天的全球性环境和社会问题，已要求人类进行全球利益的整合，虽然各种既得利益刚性的阻力不可低估，但这是可整合的，在生物与环境协同进化规律的必然性面前，人类不可不认识和顺应这种必然，通过变革发展方式、整合全球协同进化的进程而迈向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