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预警初探

汶川八级地震，震动世界。这场在无预警[1]状况下发生的浩劫，引起公众质疑：汶川地震为什么未能预报？汶川地震为什么没有预防？

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信息开放度增加。但传媒的追问和反思受到抑制，地震预报等问题难以自由讨论。公众无奈地看见“地震预报是世界难题”（甚至“地震不可能预测”）成为强势话语，[2]却缺乏充分的信息和必要的知识，去纾解愤懑与疑惑。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写作《唐山大地震》，笔者曾对地震预报问题进行过长时间调查和研究。一九八九年后，我从军队专业到国家地震局，在《中国地震报》（后更名为《中国减灾报》）任执行编委，我所服务的报纸，由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管，使我有机会和更多的地震科学家近距离接触。时值“国际减灾十年”，我们曾从更宏观的角度思考巨灾问题，编写了《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考证研究了二十世纪中国一百个最大自然灾害的史料。

汶川地震，也使我心中充满疑云。我的问题是：

对于早已被专家认识、并曾多次发生强烈地震的南北地震带，地震界做过哪些监测？政府做过什么防范？一九七六年在同一区域曾发生松潘、平武大地震（两地分属阿坝州和绵阳市），其后的三十二年间，地震界对这个地区的震情有什么样的分析和判断？二〇〇七年和二〇〇八年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和四川省地震趋势会商，对龙门山断裂带的震情，有什么样的中期预报意见？汶川地震发生前，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有没有发挥必要的功能？部署于南北地震带的观测网点，是没有发现异常信息，还是各种信息没有充分交换、未能提供广大地震预报工作者共享？在震后必然要进行的回溯性调查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宏观异常？这一地区还有没有长期观察这些异常的、哪怕是硕果仅存的“群测群防”？按照信息公开的规定，有关部门有责任公布，汶川地震发生前，到底有没有与地震发生实况接近的短期和临震预测意见？——包括专业人士的和业余人士的；包括通过规定程序正式上报的和在学术场合探讨的。而最重要的是，汶川地震前，地震界和地方乃至中央政府到底曾有过什么样的沟通和互动？这一地震，是否完全没有预警的可能？

本文将论及科学范畴的“地震预测”，但探讨的主题，是须由政府、科学界、社会三方合力达成的“地震预警”问题。中国大陆的地震预警，已有四十余年历史。四十余年中，曾有拯救了数万生命的海城地震成功预警，也有唐山地震等错失临门一脚未能实施预警的惨痛记忆，汶川，则是惨痛事件的最新记录。

我们期待汶川地震的震前资料全面公开。在最终能够使用确凿数据，准确判断汶川地震前设防决策的得失之前，笔者从灾害史和危机管理研究的角度，梳理与地震预警有关的史料与观点，作为深入探究的预备。

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大陆破坏性最大的十二个地震和相关地震预报情形如下：[3]

一九五〇年察隅八点五级大地震发生在中国和印度边境地区，烈度高达十二度，印度称为“阿萨姆邦地震”。因信息闭塞和科技水平落后，中国政府将它看作异国地震，还曾援助大米给印度。[4]

一九六六年，距北京不足四百公里的河北省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八千多人死亡。国务院周恩来指示科学界提前解决外国从未解决的地震预报问题。[5]地震预报工作在邢台仓促上马，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在震区调查前兆现象，产生朦胧的认识，并立刻应用。在七点二级地震发生后仅仅四天，竟然成功预报了一个六级强余震。

自一九六六年始，中国进入为期十年的强震活跃期。一九七〇年初，云南通海发生了七点七级大地震。这个完全没有预警的地震，导致一万五千多人死亡。地震工作加速发展，国家地震局开始筹组（一九七一年八月正式成立）。

中国政府当时对地震预报的成功抱有急切期待，计划三五年内在重点地区实现五级以上地震短期预报。[6]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填西江月词四首，献给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他将地震比喻为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认为人类应该比敏感的动物更能够清醒感知地震。词曰：

（一）

七十年代伟大，

各条战线扬镳。

风流人物看今朝，

地震力争预报。

肩荷赶超任务，

岂容松懈分毫！

必须力戒躁与骄，

呈出崭新风貌。

（二）

翘首西南一角，

为陵为谷频传。

工农兵学齐上前，

高举红旗抗患。

当作帝修看待，

大家擦掌摩拳。

集中力量将敌歼，

敢向地球开战！

（三）

地震还同纸虎，

虫鱼敏感异常。

请看鸟兽犹激昂，

岂有人而怅惘？

总结由来经验，

制成规划远长。

赤心奉献红太阳，

树立全球榜样。

（四）

有所发明创造，

为毛主席争光。

爬行主义太荒.唐，

祸国殃民无量！

跃进歌声四起，

行军军号悠扬。

东风吹送岭梅香，

转瞬百花齐放。[7]

一九七二年，第二次地震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多兵种联合作战”的地震工作方针。[8]形势逼人。一九七三年二月，四川炉霍发生七点九级地震，两千余人死亡；一九七四年五月，云南永善发生七点一级地震，一千五百多人死亡。两个地震均无预报。与此同时，华北和东北和地震前兆观测，发现了令人警觉的迹象。

一九七四年六月，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中国科学院根据会商意见，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国务院下发第六十九号文件，[9]向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辽宁通报震情。

六十九号文件转达了地震工作者的预测意见，如“华北有发生七级左右强震的危险”，提出“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决定加强地区间协作，成立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简称“京、津、唐、张”）协作组与渤海地区协作组，共同监视近一、二年内可能发生的大地震。[10]

这是一次国家层级的地震预警，空前绝后。六十九号文件下达后，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大地震活动确实活跃起来，七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强烈地震的袭击或波及。

六十九号文件下达后不久，地震工作者和地方政府即成功地对辽宁海城七点三级地震作出了预警。一九七四年底，渤海地区协作组工作范围内，出现地下水、动物行为等多项宏观异常。辽宁省委决定，防震工作由省委直接指挥。[11]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六日，震前二十天，国家地震局提出了“辽东半岛地区，特别是辽宁南部，可能孕育着一次较大地震”的短期预报。二月一日后，营口、海城两县交界出出现了类似邢台地震的小震密集现象。二月四日凌晨，省地震办公室向省委、省政府提出明确的临震预报意见。[12]二月四日上午十时三十分，省政府向全省发了电话通播，发布了临震预报。工厂停工，集会取消，救援队待命。当时正是严冬，政府命令“人离屋，畜离圈”。当晚七时三十六分，强烈地震在海城发生。预警大大减轻了人员伤亡。根据当地人口密度和邢台、通海、唐山三个地震的平均伤亡率推算，如不设防，地震将造成五万人以上死亡。[13]而海城地震实际死亡一千三百多人。

海城式的地震预警，不是孤例。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发生在云南龙陵的强震再度被成功预报。[14]龙陵地震包括先后发生的七点三级和七点四级两个强震，震中烈度达九度，毁损房屋约四十二万间。因防范在先，死亡九十八人。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七日，地震工作者还成功预报了四川盐源一云南宁蒗间的六点四级地震。[15]

中国地震预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进展迅速。“地震预报的研究”，被中科院列为“”困乱时期仅有七项“难得的科研成就”之一。[16]

也就在龙陵地震被准确预报之时，地震界正在全力捕捉另两个可能的大震——即此后三个月之内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和松潘、平武大地震。

唐山地震预报和松潘、平武地震预报，两者有密切联系。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四川省政府以正式文件，发布了该地区的短期地震预报。国家地震局调集包括北京、河北在内地震观测队伍入川，捕捉临震信息。这在客观上削弱了“京津唐渤张”的监测力量。[17]而四川发布短期预报后出现的地震恐慌，又使首都圈的地震短临预报变得十分棘手。

唐山地震前，“唐山”这个地点确在地震工作者监视范围内，但他们监视的焦点是北京。一九七六年五、六月，北京以东地区异常日趋明显。七月初，一系列异常引起北京市地震工作者警觉，[18]作出了“从今年下半年起，发生五级以上地震的趋势背景正在加强”的判断，并向国家地震局告急。七月二十六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人员与北京市地震队会商，未形成一致意见。在首都圈地区，能否公开发动群众防震，成为问题关键。会商时有人以四川已经出现的动荡为例，认为北京的预报要慎重。七月二十七日，国家地震局领导听取预报人员汇报，决定用一周时间作准备，圈出危险区，派队伍去“抓地震”。仅十几小时后，七点八级地震在唐山发生。[19]

未能预警的唐山地震，结局极为惨烈。二十四万余人死亡，十六万余人重伤，一座工业城市毁于一旦。

当唐山地震发生时，已经作出短期预报的四川地震却迟迟未至，成都平原动荡加剧。八月六日，四川省发出时间点更精确的临震预报。八月十六日、二十三日，两个大地震在松潘、平武相继发生。这是继海城、龙陵地震后，又一次出色的地震预报。但它不是一次成功的地震预警——防震避震造成人员伤亡，停工停产损失严重。[20]

从唐山地震后到汶川地震前，中国没有发生过死亡超过八百人的地震。这三十余年间，最大的两个地震，分别是一九八八年云南澜沧、耿马地震和一九九六年云南丽江地震。这两个地震，有正确的中长期趋势判断，但前者没有作出短期和临震预报，后者作出了短期预报却没有作出临震预报。[21]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八级大地震在没有预警的状况下突然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