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特征(2)

　　二

　　构建民族国家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基本追求。所谓的民族国家，指世界进入近代以来，某一民族为了追求民族自决和自治而构建的政治实体。严格意义的单一民族国家几乎是没有的，民族国家通常是由某一主要民族组成或几个主要民族联合组成，并得到该国所有民族共同承认的政治实体。因此，民族国家就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国家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或者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第二，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关系。严复也是从进化论出发来讨论这些问题的。

　　众所周知，严复很少谈到汉族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也反对所谓的排满革命，原因有四：第一，严复进化论的生存竞争，强调的是人种之间的竞争和国家之间的竞争，他指出白人“洎乎二百年来，民智益开，教化大进，奋其智勇，经略全球。红人、黑人、棕色人与之相遇，始则与之角逐，继则为之奴虏，终则归于泯灭”(15)，从人种的角度看，“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人也。檀君旧国，箕子所封;冒顿之先，降由夏后，客何疑乎?故中国邃古以还，乃一种之所君，实未尝沦于非类”(16)。因此，从中国保种的角度来说，强调汉民族的特殊性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严复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包括那些曾经统治过中原的少数民族，“其不渐靡而与汉物化者寡也”(17)。即他们基本上被汉化了，从文化上看，他们最终与汉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根据严复的进化论，中国的生存危机，其实就是文化的危机，或者说，中国文化的落后，实际就是汉族文化的落后。因此，扬汉排满等所谓的汉民族主义运动并不能解决中国生存危机的问题。第三，严复特别强调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差异：“盖种族与国，绝然两事。世尽有种族虽同，不必同国。如今日之台湾人，南洋各国之洋籍，甚至日本、法、美之中，常有与吾同种族，而不以为同国者。又有同国矣，而不同种族，则如往者之朝鲜、琉球，今日之满、蒙人，皆与之异种，而又为一国之民者也。”(18)他又指出：“《拿破仑法典》曰，生于法土者为法人。即今日华工之子，生于美者，皆为美民，权利义务，与土人无异。”(19)这里的种族就是指民族。非常明显，从国家竞争与现代国家概念出发，严复关注的是某一人是否属于某一国民的身份，而不是他从历史所获得的民族身份。第四，严复指出，排满运动者“请不必为满人道地，而但为所欲与复之汉族道地足矣。充汹汹者之所为，不沦吾国于九幽泥犁不止耳。合众民主定局之后，不知何以处辽沈，何以处蒙古、准噶尔、新疆、卫藏，不知我所斥以为异种犬羊而不屑与伍者。在他人方引而亲之，视为同种，故果遂前画，长城玉关以外断断非吾有明矣。他日者，彼且取其地而启辟之，取其民而训练之，以为南抗之颜行;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吾恐四万万同胞，卅年以往，食且不能下咽耳。”(20)简言之，从逻辑上说，激进的汉民族主义者的行为非常可能引起国家的分裂和内乱。这必然大大不利于中国的救亡图存，不利于汉民族自身的发展。因此，严复说：“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21)可见，严复明确反对那种狭窄的、排外的、激进的汉民族主义的主张。

　　如果说严复对民族国家的民族特性谈得较少的话，他对民族国家中的公民对国家的认同问题却特别关注。简单地说，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就是个体对国家与个体之间关系的认知，以及相应的对国家公共事务的态度。严复从中西方的生存竞争开始探讨这一问题：“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虽有原省，原省此奴虏而已矣，虽有燠咻，燠咻此奴虏而已矣。夫上既以奴虏待民，而民亦以奴虏自待。夫奴虏之于主人，特形劫势禁，无可如何已耳，非心悦诚服，有爱于其国与主，而共保持之也。故使形势可恃，国法尚行，则齅靴嫠面，胡天胡帝，扬其上于至高，抑其己于至卑，皆劝为之;一旦形势既去，法所不行，则独知有利而已矣，共起而挻之，又其所也，复何怪乎!……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则亦有道矣。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国所推择。是官者，民之所设以釐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抚我虐我，皆非所论者矣。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22)“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23)简言之，西强中弱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国民对国家认同程度方面：在中国，民众无民权，民众与君主之间是奴虏与主人的关系，因而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程度很低，甚至有某种被迫认同的成分;而在西方，民众有民权，民众实际上是国家的主人，因而他们对国家的认同程度非常高。也就是说，中国与现代西方国家实际是二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国家。那么，导致这两种国家的根本差异的民权又来自于什么呢?严复指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24)“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25)“西人之言政也，以其柄为本属诸民，而政府所得而操之者，民予之也。”(26)简言之，民权来自于自由的观念和民主的原则，并决定了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民权基础之上政府实际上就是立宪政府，严复指出其实质是：“立宪者，立法也，非立所以治民之刑法也。何者?如是之法，即未立宪，固已有之。立宪者，即立此吾侪小人所一日可据以与君上为争之法典耳。其无此者，皆无所谓立宪。”(27)“今世欧洲之立宪，宪非其君之所立也，其民既立之，或君与民共立之，而君与民共守之者也。夫以民而与于宪，则宪之未立，其权必先立也。”(28)又说：“有民权之用，故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使法立矣，而其循在或然或不然之数，是则专制之尤者耳。”(29)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民众才也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他们才真心地拥护国家的行为。可以说，严复以国民对国家的认同的线索，将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宪政主张介绍来中国，或者说，严复认为，中国只有构建出自由主义的现代宪政国家，才能真正解决国民对国家的认同问题，才能真正以解除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

　　虽然严复强调个人的自由在现在国家中的意义，但他又认为，由于中国生存危机的严重性，“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求国群之自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分之义务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30)。也就是说，要增进中国人对国家的认同，除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改良之外，还必须要增强民众的爱国情感。因此，他在遗嘱中对后人说：“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众。”(31)但是，严复仅将此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则不是作用一种政治原则，“夫谓爱国之民，宁毁家以纾难，不惜身膏草野，以求其国之安全。此其说是也。然是说也，出于爱国者之发心，以之自任，则为许国之忠，而为吾后人所敬爱顶礼，至于无穷。独至主治当国之人，谓以谋一国之安全，乃可以牺牲一无罪个人之身家性命以求之，则为违天蔑理之言。此言一兴，将假民贼以利资，而元元无所措其手足。”(32)可以说，严复认为，民众对国家的认可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国家对民权的承认和对民众利益的保护;第二，民众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发，民众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虽然从具体内容上说，这两方面内容有冲突之处，但严复对这两方面内容的性质却是作了严格区分的。

　　综上所述，根据进化论，严复从现代国家理念出发，以一种现代眼光看待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强调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存，并提出了建构现代自由主义的宪政国家的主张。这既不同于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理论，也不同于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者对现代国家的另一种理论探求。

　　三

　　维护民族利益是民族主义各种主张的最终归宿。它涉及到两个方面内容;其一，民族利益的内容是什么，其二，如何维护民族利益。在近代中国，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各种民族主义者对民族根本利益的认定基本相同：当务之急是救亡图存，追求民族的独立;最终的目的建设一个文明、富强的新型中国，甚至中国在文明程度上要赶超西方。但对于如何维护民族利益，各种民族主义的主张却有很大的差异。总的来看，以进化论为依据，严复对如何维护民族利益有着独特的主张，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严复强调民力、民智和民德，特别是民智在中国救亡图存中的意义。严复的进化论中有一个十分奇特的、而又不来自西方进化论的重要观点：“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33)“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34)简言之，国家的各种实力实质是其民力、民智、民德的各种表现形式，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民力、民智、民德之间的竞争。因此，严复说：“则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35)其实，民力、民智、民德本来指斯宾塞教育学中体育、智育和德育，严复将其改造为民众的身体素质、民众的科学知识涵养和民众的道德水准。这在三者之中，严复最为看重民智，他认为，“观其治生理财之多术，然后知其悉归于亚丹斯密之一书，此泰西有识之公论也。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原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故曰：民智者，富强之原。此悬诸日月不刊之论也”(36)。“请先思今日欧美诸邦，其国力之富厚，其实业之精进，较之吾国相去几何?次思列强进于此境者，从何时始?三思此不及二百年中，彼土所以致此古未曾有之盛者，实由何故?……必言近因，则惟格致之功胜耳。”(37)“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38)由于严复认为民力、民智增强最终也要依赖民智的提高，并且与富强直接相关的军事、农工商等实业和政治制度的改良也需要以民智为现实的基础，因此，严复说：“根本救济，端在教育。”(39)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结论：中国应对残酷的生存危机的根本方法却是十分温和的：发展现代的、全民性的科学教育。

　　第二，严复反对战争。他认为：“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一名一艺之微，莫不如此。” (40)“兵之可恃而长雄者，皆富强以后之果实。无其本而强为其实，其树不颠仆者寡矣。” (41)“国非富不强，兵非巧不利，欲率游牧之民，以席卷工商之国，如青吉斯、帖木斯之所为者，断断乎无此事矣!”(42)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全面的竞争，军事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竞争方式而已，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竞争中的最终胜利者不是军事上的胜利者，而是处于更高级文明的国家。他举例说：“夫疆场之事，一彼一此，战败何足以悲。今且无论往古，即以近事明之：八百三十年，日耳曼不尝败于法国乎?不三十年，洒耻复亡，蔚为强国。八百六十余年，法兰西不尝破于德国乎?不二十年，救敝扶伤，褎然称富，论世之士，谓其较拿破仑之日为逾强也。然则战败又乌足悲哉!所可悲者，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已困耳。” (43)因此，国人所追求的应该是国家的文明富强，而不能仅仅关注军力的发展。换言之，要真正解决中国的生存危机，仅仅在军事方面学习西方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彻底地解决民力、民智、民德三方面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来说，战争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此，严复说：“仆生平固最不喜言战者也，每谓有国者，虽席极可战之势，据极可战之理，苟可以和，切勿妄动。” (44)对于一个强调生存竞争和救亡图存的海军将领来说，严复这种反对战争的态度确实有些令人不解。但这确实与他发展中国文化的思路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