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轨迹初探

摘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思想运动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这样一个无限循环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同一切人类思想运动一样，并不是一蹴而就，同样也经历了曲折的辩证发展过程。本文拟对这一过程的思想轨迹进行初步探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轨迹
一、从蒙昧的启蒙者到感悟的探索者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有了“物质武器”。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然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既不同于十月革命胜利前的俄国，也不同于当时发达的欧洲国家，在中国这种资本主义发展还很微弱，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里，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一）启蒙者的蒙昧
陈独秀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认为输入马克思主义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否则就是“把学说弄成了装饰品”，因此，他大声疾呼：我们生在这解放的时代，大家只有努力在实际的解放运动上做功夫，不要多在名词上说空话。由此可见，陈独秀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比较注重应用那种可贵的唯物主义态度和求实精神。
1922年，陈独秀在党的一大开幕式的讲话中也说：“青年人研究马克思，要防止脱离现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特别是在党的三大前后，陈独秀发表文章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下而不能发展。因此，当前最急需的是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的这些观点，对于帮助党员提高认识，克服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启蒙者的陈独秀，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并且提出了“国民革命”这一概念，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但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脱离了工人农民的斗争实践，导致他不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的正确战略策略，以致在大革命时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二）探索者的感悟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时起，就聚集了一批真正的求真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思考、实践着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在党成立的初期,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者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瞿秋白。
瞿秋白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贯主张并积极倡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人物。瞿秋白1920～1923年间就赴苏俄系统地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俄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1925年4月他在《列宁主义概说》这篇文章中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结合本国实践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中，思维最清晰、旗帜最鲜明的就是毛泽东。
1925年，毛泽东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的革命理论，科学地分析了当前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的社会状况，撰写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在文中明确地指出，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实现自己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的企图，是完全行不通的。他在比较了过去的革命和当时革命的不同历史背景后认为，两种革命的性质完全不同”，现时的中国革命不同于以前的了，现在革命的前途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也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马克思主义巨著。文中他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对待革命的态度作了全面系统而又深人细致的科学分析。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自始至终贯穿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结论出发。为了准确地描绘出这种局面，毛泽东不仅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乃至各个不同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作了阶级分析，而且用运动的、发展变化的观念分析了各阶级对待革命的不同态度，从而，明确阐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领导者、同盟军以及如何对待中产阶级等一系列政策和策略，为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于农民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担负的核心任务。为此，毛泽东撰写了《中国农民问题》和《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两篇重要文章，答复了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种种责难，毛泽东他认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农民的实际地位决定的。毛泽东的结论是：“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这些探索与研究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石。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既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亨理论发展的逻辑起点，也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的逻辑观点。
二、跨越教条主义
（一）教条主义的樊篱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到了最艰苦的年代，革命形势转入低潮，然而中国革命的客观基础依然是深厚的，中国仍然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中国革命进入到了中国共产党独自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八七”会议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南昌、秋收、广州等起义，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然而，这时以瞿秋白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中央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认为党应当汇合各种暴动发展成为总暴动，出现了“左”倾盲动的情绪。
这些错误的判断，不仅违背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类的实际，而且也违背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历史实际，均表明了瞿秋白在理论上并未搞清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至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转变的问题，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联系与区别问题。正是这种指导思想上的错误，直接影响了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战略策略思想。瞿秋白作为继陈独秀之后的党的主要领导人，虽然有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但由于缺乏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认识工具，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进行系统的观察和研究，从而对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认识不够，以致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
（二）自由王国的跨越
毛泽东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这一从未触及过的重大科学问题，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智慧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樊篱和障碍，向着自由王国的彼岸跨越。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于1927年率领党领导下的第一支工农武装向井冈山进军，不但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时总结井冈山的经验教训，在理论上把这一实践概括为“工农武装割据"。并于1928年1O月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名论文。回答了当时革命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共产党能不能在农村站住脚。文章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斗争形势及主客观条件，指出小块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文章从理论高度提出以农村为中心，要求党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从而标志着不同于“城市中心论”的新的战略思想——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事实证明，毛泽东提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就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情况出发的勇于创新的产物。毛泽东鲜明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地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体现着一种深邃的理论思维的觉醒。
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这一系列哲学思想的提出，不仅有力地抵制了流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错误倾向，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焕发了人们理论思维方面的创造力，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总之，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既是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刻反思的必然结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深刻认识的思想结晶。在他的理论思维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了两个方面的科学含义：一个方面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既要使马克思主义“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又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另一个方面是“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也就是“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就是要把中国革命中的丰富的实际经验升华为理论，充实、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