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之我见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　现代性批判　实践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正是在对现代性批判反思的过程中逐渐展现出来的。从“感性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去“改变世界”、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交往实践观，其根基和路向对启蒙现代性的两大基石——大写的、抽象的人和大写的、绝对理性具有本然的变革性，造就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层面。
　　一、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出场
　　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思想。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首先是其出场的历史语境使然。马克思对自己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有着极为深刻的敏感性。马克思出场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都是现代社会，即资本全球化的社会。正是在对资本全球化社会的批判性反思中，马克思得到了关于现代性的深刻理解，使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出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雇佣资本与劳动》、《资本论》等关于现代性批判的经典著作中，马克思一反以往思想
　　家以研究资本社会“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为主要目标的致思路径，他主要从“病理学”的角度对资本全球化社会进行了批判和反思，从而奠定了开启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基点。马克思现代性视领的出场既是对资本全球化历史语境的现实批判，又是对现代性视域的一次大变革。他在思想史上最早清醒地洞察到，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并不像它所声称那样具有“普遍性”，“理性王国”的价值理想承诺也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纯净和透明。在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普遍主义承诺背后，深深蕴含着一种特殊主义的、非理性的权力关系，它体现的是特殊者的特殊利益，贯彻的特殊者的特殊意志，因此，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在实质上是一种充满压制性、排它性和垄断性的专制话语，以之作为现代人的价值基础和价值尺度，等于树立了一个虚假的偶像，现代人自以为获得了绝对可靠的价值的阿基米德点时，实质上这价值基点的底部已裂开了一个巨大的深渊。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商品开始的。马克思认为，商品作为现代社会的细胞，它以最直接的形式体现着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特征，对现代性的解剖必须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商品看似简单，实则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的这种谜一般的性质就是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物化和商品拜物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日常意识，也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观念。货币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完成形式，它把私人劳动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严密地遮蔽起来了。这里，马克思的旨趣在于通过分析物质在现代社会中的具体形态——商品和商品拜物教揭示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已变成物与物的关系，成为人们无法驾驭并统治人们的异化关系。这种深刻的批判意识开启了现代性解读的根本性的路径，为当代人反思理性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点。资本是马克思现代性诊断的核心。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解剖，确立了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从而完成了他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的全方位考察。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永不停息的运动方式造成的现代社会的动荡不安变动不居构成现代性的基本症候之一。“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另Ⅱ的联系了。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对于剩余价值的无止境的贪欲使资本充满了不断膨胀和扩张的冲动，它力求冲破各种地域的限制，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寻求更大的空间。这样就使得资本不断越出本国范围，去开辟世界市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儿嘲当一国资源、市场满足不了资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的要求，进而限制了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成长的时候，雄心勃勃的资本就必然会超越国界，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去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去开拓新的世界市场。因此，全球化乃是资本自发运动的必然逻辑结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他认为，正是凭借资本运动和世界市场，资本主义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广泛的经济体系，把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卷人世界经济体系中，从而完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可见，在马克思的诊断中，资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础和动力，构成了各种现代性现象的核心和灵魂。但马克思绝不仅仅停留于此，他借用“异化”的概念对现代性作出了更深层次的反思。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四个层面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一是劳动产品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者把自己外化在他的产品中，这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并成为与他相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灌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力量同他相对抗。二是劳动本身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使人的智慧和体力都获得发展，劳动者在劳动实践中会感到一种创造的幸福和愉悦。但是，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三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使人的自由
自觉的特性丧失，变成了像动物一样的生存。四是人与人的异化。在他看来，异化现象是可以被扬弃的，他指出：“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_3I(n¨。从上面的分析中可看出，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正是在他对现代性批判反思的进程中逐渐展现出来的。
　　二、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视野
　　从“感性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去“改变世界”、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交往实践观，其根基和路向对启蒙现代性两大基石——大写的、抽象的人和大写的、绝对理性具有本然的变革性，造就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层面。它不仅否弃作为传统社会精神的旧形而上学，而且否定“人”的抽象性，将其视为在变革世界的历史行动中、在“社会关系总和”中的存在者。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和发动的哲学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启蒙以来的现代性观念的变革来完成的。马克思认为，现代性所强调的理性精神是有特定社会历史内涵的，是建立在现代实践基础之上的，这种理性精神是现代化时代的时代精神，具有普遍的意义。然而，马克思以前的现代性并未自觉到理性精神的现实经济基础，并未意识到现实经济基础的内在矛盾性。它把理性理解为人的本质，把自由、平等理解为人的天赋权利或某种绝对理性的体现。启蒙学者们还试图按照理性的要求，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永恒正义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回避了现代社会存在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把资本主义制度理想化了。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博爱学派时所说的：博爱学派是“在理论上把现实中随时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那样一来，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

大写的、抽象的人和抽象的理性不仅构成了以往现代性的两大轴心，也同样构成了白笛卡尔以来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形而上学的根基。因此，对他们的批判，正是开启马克思历史观和现代性视域的真正起点。康德认为，主体不能无条件地认识外部世界，把握绝对真理。理论理性发挥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它只能提供必然性的知识，而不能把握自在之物，不能为人的自由实践活动提供准则。在理论理性之外，还有更高的实践理性。只有依赖于实践理性，才能使我们通向自在之物的领域，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因此我们必须迈向实践理性。黑格尔则试图把理眭提升为超人的客观的绝对精神，将理性彻底本体化，试图用这种无限的、绝对一体化的理性来设置和安排现代社会生活。他完成了对一切的颠倒，完成了对世界的“理性的颠倒”，但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已经向启蒙运动所批判的超人的客观精神——上帝靠拢，从而使现代性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暴露出其理论的局限性。黑格尔不是从现实的物本身出发去规定物，而是从抽象的理性原则去规定物，从自我意识外化出抽象物。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意识“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一反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从理性出发研究社会和人的致思路径，马克思是从可以经验地观察到的现实个人的感性实践出发的。现代性的发端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主体的发现，强调人的尊严、个性和选择。但是，启蒙运动以来的抽象理性认为现实世界的历史运动，源于作为自我意识的理性在不同的、依时间进程展开的每一个现实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而这个意向本身即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历史性。马克思对这种抽象主体观进行了彻底解构。他认为，主体不过是被抽象地理解的和通过抽象产生出来的人，人的主体性不能够脱离主体而存在，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主体。实践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人的基本活动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马克思强调了人的类本质的实践生成性，把人带到了现实的社会历史存在过程之中。
　　这样，对主体问题的考察就由理想存在的类本质的分析深入到了对现实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本质的分析中，实现了从抽象人到现实人、具体人的转变。马克思看到，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不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而且发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指出：“生产条件自身具有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化形式，表现为他人的所有权而与劳动相对立，并作为这样的所有权对劳动进行统治”。劳动本来是人的现实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现实性同时也是人的现实性的丧失。“这种现实性对于劳动来说是他人的现实性，它构成同劳动相对立的财富”。对现实社会生产关系的揭示使马克思认识到，人不是抽象的理性存在，人的本质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是特定的社会规定性。只有从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理解人，才能把握到现实的人。马克思进而指出，人的自由、平等并不是人先天的自然权利，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自由、平等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
的缺陷不仅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而且受到资产者的偏狭眼界的束缚。马克思指出，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与之相反，马克思新哲学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种哲学立脚点的转变，使得马克思用新的态度、新的眼界看待现存社会，从辩证发展的过程中、从暂时的历史必然性中把握现存社会。“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因此，问题不在于如何加强和完善理性，维护现代社会秩序，而在于超出这种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提出变革现代社会秩序的历史任务，引导人们改造扭曲的现存社会关系。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启蒙理性所允诺的人间正义、平等、自由、人权的王国，在政治解放这一制度框架中是一张无法兑现的期票。只有在人类解放即共产主义这一制度性安排中才能真正克服启蒙理性的缺陷，实现真正的理性社会。这时的理性已经超越了某一个特定阶级的私利这一狭隘的历史视野，而是代表全人类利益的和谐一致，社会理性表现为消除一切形式的自发性对人的支配，从而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合理关系，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只有在这种自由王国中，才能真正实现“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现代性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