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中关于占领的故事

　　纪录片《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Capitalism: A Love Story)讲述了纳税人的钱如何流入华尔街，揭露金融风暴根源。导演迈克尔•摩尔称其揭露“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盗窃案”。影片结尾处令人啼笑皆非：迈克尔•摩尔用黄色的警戒线将华尔街封锁，拿着大喇叭冲着正在高楼里办公的人们大喊：我正在对你们实施公民逮捕，不要担心，美国监狱是个不错的去处。屏幕渐暗，摩尔低沉地对观众说：“我能做的就是这么多，除非有更多的人和我一起。”

　　9月，摩尔希望的“更多的人”出现了。

　　金融上肆意妄为，政治上犬儒主义

　　当一群形形色色的抗议者在曼哈顿中心地带的祖科蒂公园安营扎寨，谴责资本主义的肆意妄为时，人们还仅仅把他们看做一群心怀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做着年轻人通常做的事情。今天，只有傻瓜才会对一场反映出全世界各行各业普通民众愤怒和失望情绪的运动视而不见。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抗议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平的。它们或许是散漫而不成熟的，但他们要求更公平地分配财富的基本诉求不容忽视。“美国梦”——所有努力工作的人应该享有同等的成功机会——未来正处在危急关头。金融上的肆意妄为和政治上的犬儒主义所导致的危机，给美国梦蒙上了阴影。其结果是不公平现象和贫穷日益加剧，最无力承受这一切的人沦为牺牲品。所有这些正在致使经济增长停滞不前。

　　抗议者对全球金融体系予以了谴责;民调显示，有54%的美国人支持抗议者的诉求。他们的失望情绪是合情合理的。奇怪的是，为什么民众过了这么久才站出来举行超越政治界限的大规模抗议?在过去3年中，一场严重危及美国未来的政治僵局令这个国家陷入瘫痪状态。共和党和民主党都难辞其咎——共和党的责任在于对民主党的所有倡议都予以无情的阻挠，而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责任在于天真地忽视了施展强硬领导力的必要性。

　　两大阵营的政客都没能发现和引导民众的合理愤怒。这些民众目睹政府为纾困银行花费无数金钱，而在如何创造就业和教育下一代的问题上却争吵不休。一个又一个机会被浪费掉——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一项合理的就业法案未能获得通过。

　　2010年，美国经济一度呈现出复苏迹象，美国梦一度有望重振雄风。但自那之后，经济前景却重新黯淡起来。民众因此愈发认为：政界人士对金融既得利益者听之任之(或者更糟，将自己出卖给了后者)，以致损害了自己对民众所负的责任。针对竞选经费实施的改革，或许能够成为改变民众这种看法的第一步。

　　我们很容易把这些抗议活动看得过于简单，认为这只是些被边缘化的乌合之众在滋事。的确，抗议者们的诉求各不相同。尽管在“憎恨银行家”这一点上，大西洋两岸的抗议者们是一致的，但他们也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比如说，在美国，反政府运动要比反华尔街运动在范畴和力度上都大得多。

　　大西洋两岸的抗议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对缺乏经济机会和自己隔离于主流政治之外感到愤怒。这些问题如得不到解决，可能会增强抗议者的隔膜感，使这种感受自己演变为现实，造成危险后果。

　　这样说是因为，这波抗议浪潮并不是1999年西雅图会议前后反全球化运动的重演;另外迄今为止，它也未发展到反资本主义的地步。许多抗议者非但没有站在经济发展的对立面，反而表现得非常在意能否从经济发展中更加公平地分到一块蛋糕。因此，对抗议者加以引导、促使他们为改良资本主义作出贡献，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尽管人们大多明白，生活水准可能不会以衰退前的那种速度提高，甚至可能会出现下降，但他们还是对政治领袖未能确保让这种负担由社会更公平地分担感到沮丧。

　　亟待解决的“代际公平”

　　政治家们忙于恢复市场对金融体系的信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必须这么做。但很多时候，他们掩盖了这场危机的人为致因，以及这场危机给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生活带来的艰辛。左翼政党的表现尤其令人失望。尽管他们总是把增进社会公平的漂亮话挂在嘴边，但他们却说不清在紧缩时期增进社会公平的具体方法。

　　抗议者们有一点说得在理：各国政府对某些内部利益集团给予了优待。在很大程度上，那些与政界精英联系最紧密的人群并没有承受他们应该遭受的痛苦。主要行业组织国际金融协会报告称，如今银行发放给新聘员工的保底奖金甚至比危机前的水平更高，难怪人们要占领公共场地抗议了。

　　此外，政治家们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解决“代际公平”(intergenerational equity)的问题。在欧洲大陆，劳动力市场呈现双层结构：年轻劳动者常常被迫处于工作没有保障的境地，较为年长的劳动者则可享受非常好的保障。

　　在希腊这样的国家，这种问题尤为突出。希腊存在体制内的特权阶级，而巨额债务和可能发生的主权债务违约都由普罗大众承担。此类“内外有别”的现象之所以有产生，通常不是因为市场太自由，而是因为市场太不自由。

　　不断增长的公共债务一方面在迫使各国政府削减公共服务开支;另一方面在压缩年轻劳动者退休之时可以领到的养老金。

　　这种批评性言论仿佛是一种几乎不加伪装的、要求加大再分配的呼声。实际上，过去几十年间的许多政治选择本身就是在进行再分配：令婴儿潮一代受益，令他们的下一代遭殃，而其中受益最多的是婴儿潮一代中的特权阶层。

　　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去迁就那些抗议者，而是去构建自由而治理良好的市场。我们应考虑一些一劳永逸的、旨在创造更多机会的措施，特别是为年轻一代创造机会。金融分析师罗卓庄认为，如果这是新战事的第一枪，这场运动应该会蔓延到有组织的劳工和提倡改革的公民团体，最后是公职候选人。民粹运动可以运用选票，要求政府采取有利的公共政策，以推动金融服务产业。

　　所有政策应该都可以拿到桌面上讨论，包括旨在保持更大规模公共投资的养老金改革。要维持资本主义模式，改革是关键。因为没有公众的支持，资本主义就不会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