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社会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和人文解释

　　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学的创始人是法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因为他最先提出和使用了“社会学”这一名称，并且力图把它建设成一门研究社会的实证科学。自此，西方社会学在研究人类社会上开创了实证主义流派且在19世纪英、法、美等国形成了实证主义或者科学主义的社会学研究。然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从不同的视角来解释社会就能得到新的发现。基于对社会的不同假设和审视，19世纪的德国形成了人文主义或反实证的方法论，这一社会学研究模式流行于整个欧洲大陆。在社会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精神和人文解释这两个不同视角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两个“极端”，并且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互补关系。

　　一、实证主义下的社会学研究

　　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开创者，他坚信对待社会的研究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运用准确的研究方法，他致力于构建关于社会的实证科学。同为法国学者的迪尔凯姆也是实证主义的代表，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和《自杀论》被公认为实证主义的经典之作。

　　在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和任务的讨论上，孔德从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意义上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这一观点出发，把社会学关于社会的论述严格得同神学和形而上学关于人和社会的思辨区分开来。在他看来，神学将人看做是与动物有本质区别的另类，是神或天命的创造物;而形而上学则脱离现实，把社会解释为人类离职或个人理性意志的产物。[1]孔德认为，社会学在研究社会时也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正如物理学或化学研究物质世界时所运用的严格的科学方法那样。为此，孔德在论述社会学研究方法时首先提出了观察法和实验法，这两种方法都是自然科学所常运用的研究方法，他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论述和归纳充分展现了其把社会学建设为一门实证科学的思想和努力。

　　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他把发生在社会层面上的种种现象称为社会事实，正是这些社会现象构成了社会。他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写道：“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且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2]迪尔凯姆把社会事实作为事物来看待和研究，即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实，如信仰体系、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等，都应该被看做事物，同样也可以被直接地加以观察和客观地加以测量，正如物质的变化可以看作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同样，人的行为也可以看作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即人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对社会事实的外界强制作用的反应。[3]迪尔凯姆继承和发扬了孔德的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论思想，主张自然科学为榜样，通过对经验材料进行观察、归纳、分析、预测和检验这样一些步骤，对社会想象作出客观的说明和解释。此外，迪尔凯姆的《自杀论》一书开创了西方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先河。同时，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也主张对人口与犯罪、工业化等社会问题作经验性的社会调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崛起的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也十分重视社会调查研究，取得了大量关于城市社会的经验研究材料;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社会学界形成了一种风气，即特别强调数量化、模型化的分析方式，相继有布劳、邓肯、霍斯曼、科林斯、西蒙、兰德等学者采用数理分析方法进行了系列的社会学实证研究。换言之，实证主义方法论在西方社会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二、反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

　　从整体来看，孔德的社会学无疑是处在社会学发展历史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从科学分类出发对社会学与自然科学进行比较，以此来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韦伯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社会学的形成时期。韦伯将社会学建立在对社会行动作“解释性的理解和因果性的说明”之上，他曾给社会学下过这样的定义：“社会学(就这个多义词在这里所表达的意义)是指这样一门科学，即它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出因果解释。”[4]因此，韦伯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人的“社会行动”，而“理解”成为了社会学研究社会行动的主要方法。

　　理解是在研究者的解释意图与解释对象之间的一个循环互动，因此，理解与解释是永远没有完结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见解则代表了社会学领域中人文主义的主观方法论的一般主张，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深入理解社会行动以便对其过程及影响作出因果解释的科学。韦伯的哲学观和理解社会学主要来源于狄尔泰以“理解”为核心的精神科学和李凯尔特以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和文化的科学观为核心的新康德主义哲学。韦伯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有着本质的不同，社会现象含有社会成员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主观理解，即社会事实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他反对把人的行为客观化、定量化的实证主义倾向。

　　现象学派对人文解释有了更大的发展，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或解释性理解其本质上都包含着价值倾向性，研究者应该关注他们与被研究者以及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意识活动，对社会现象要进行深度描述，研究者还要深入现象的内在联系之中。他们认为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结果是展示了一幅歪曲社会生活的图景，这种方法往往把人类行为主体描绘成外界刺激的被动应答着，而不是其自身社会生活的积极创造者。这一流派强调在探寻当事人意义建构的过程中，研究者应该长期在当地与当事人生活在一起，通过亲身体验以了解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他们自己是如何解释性理解对方的。社会个体对外部世界不仅仅是作出反应和回答，因而他们不仅仅是被动者，而是一个个行动者，他们在与别人的交往过程中创造出自己的意义，构成自己的现实，从而指导自己的行动。社会现实是由意义来加以构建的，社会世界是社会行动者的感性认识和主观释义的结果，而不是由存在于社会成员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实体组成的，事实上，意义正是行动者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建立和重新构成的。

　　三、对实证主义和人文解释的评述及应用

　　众所周知，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是一个实证主义哲学家，尽管社会学源自于社会哲学，但是从孔德、斯宾塞开始就能够看出社会学同实证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学从建立之初就是一门为重新组织社会而服务的实证性科学。

　　在实证主义占主导的形势下，社会学很明显地属于经验科学，人们很大程度上把搜集有关社会信息的活动等同于社会调查，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社会学领域里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方法论形成于19世纪英、法、美等国，而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和迪尔凯姆更是直接地表达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观点和主张。他们认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除了研究内容不同外，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其研究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还认为人们能够而且应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或实证的方法，去研究和说明社会现象，发现并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然而，社会规律性和自然规律性有着相同之处，也有着不同之处。社会规律性主要表现为统计规律，即总体的规律。社会研究所关注的正是有许多个人组成的总体的行为倾向或发展规律，而不是个体行为的规律性。[5]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认为，大量的社会现象是随机现象，而统计学是专门研究随机现象的数学工具，它提供了一系列研究随机现象的数量化方法。因此，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能较好地寻求大量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演变规律。在韦伯看来，社会现象不仅取决于社会规律，而且也是人的有意识行动的结果。使用实证的方法或自然而科学所遵循的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是合理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实证的方法不足以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要引入直接理解或投入理解的方法，即研究者通过自己的感受和体检，通过对自己的理解，来重构他人的体验，来理解他人的行为，来阐述或解释他人行为及其形成的社会现象的意义。

　　随着时代的演进，实证主义的思想内容也改变着它的表达方式，如后来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证伪理论和库恩的范式概念、科学发展阶段论等，则进一步地修正和改造了早期的经验实证主义。目前，大多数社会调查研究仍遵循着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人们大量地运用实证的方法，特别是运用统计学的方法，以寻求探讨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在韦伯的影响下，一些社会学家从另一个角度批判了实证主义观点，反实证主义学派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观点，他们给社会学的发展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实际上，对实证主义坚持怀疑和反对的社会学家，大多数只是反对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或者反对滥用数量分析方法，他们并不是反对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来建立和检验理论的实证原则，因为社会学要想成为科学，就必须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

　　在社会学研究中，不容置疑的是，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在特定的情形下各有所长，有其主次之分，二者该是对立统一的互补关系。纵观社会学发展历史，大部分的社会学家都是在介于这两大传统之间来进行研究的。因此，在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将两个视角的研究传统及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有机地加以整合运用，并且在不同的研究阶段形成主次、互补等关系，这才是应施之措。正如法国学者雷蒙·布东所言：“社会学越发展，任何统一方法论的企图就越明显的注定要失败。偏重定量方法和偏重定性方法一样都是不合理的;否认数学在社会学上的重要性和不承认社会学的广大领域和许多问题似乎不应该期望数学的巨大帮助一样都是不合理的;认为社会学家应该永远以具体描述社会现象为目标和否弃一切也许得不到抽象模式的研究一样都是不合理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