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小哲学论文

　　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如何? 我们常常讲哲学来源于生活世界, 也应该回到生活世界。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生活中的小哲学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生活中的小哲学论文篇1

　　哲学在生活和工作中的运用

　　摘要　本文从哲学是什么，什么是哲学入手，深入浅出的讲述了什么是哲学，哲学的历史和哲学的发展，以及如何学习哲学，用哲学指导工作，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现实生活实践，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关键词　生活　哲学　工作

　　一、哲学是什么，什么是哲学

　　哲学是什么，什么是哲学。这是我们首先要搞清的一个理论问题，这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又是当代哲学的前沿问题，也可以说是哲学永恒的话题。从哲学诞生的那一天起，哲学家们就在不停的追问，给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答案。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为大家公认的哲学定义。因为哲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的研究对象，它应当包括的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的。可以说，每个时期对此都有自己的回答。

　　最早的哲学是古代哲学，它和科学还没有分开，只是一种笼统的直观的知识，这种知识在我们看来就是理论知识的总汇，这时哲学的含义叫做智慧，哲学就是给人以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这是最早的哲学概念。到了中世纪，哲学与神学相结合，这时的哲学就是神学。到了近代，也就是17-19世纪，哲学的核心先是研究自然和社会的本体，叫做本体论，后来，哲学研究的重点逐渐转向人类认识的本性问题，于是认识论的问题就变成了哲学的核心问题，所以，这时的哲学又叫做认识论哲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化、系统化了的世界观。

　　它的完整表述就叫做：哲学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这个表述是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最先提出来的，也叫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同志说，哲学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归纳概括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们怎样去看世界，这就是世界观，人们用这种根本观点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这就是方法论。人们的世界观总是通过观察和处理各种具体事物与具体问题时所持的态度和采取的方法表现出来的，因此，世界观同时又是方法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

　　中国现代哲学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我们可以把李瑞环同志的《学哲学用哲学》作为通俗哲学的入门书和方法书，把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作为学习哲学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理论上了不起的贡献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实践论》、《矛盾论》，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事例表达出来了。

　　可以这样说，真正学懂了“两论”，也就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在学习“两论”时，还要注意同学习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结合起来，加深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理论，他回答的是建什么国，走什么路的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建设的理论，他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江泽民思想是党建的理论;他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胡锦涛同志的科学发展观是发展的理论，科学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二、生活产生哲学，哲学指导工作

　　陈云同志说：“学好哲学，终身受用。”李瑞环同志数十年的学习经验告诉我们：“学懂了哲学脑子就灵，眼睛就亮，办法就多;不管什么时候，干什么工作都给你方向，给你思路，给你办法。”可以说哲学就是明白学，就是智慧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你碰到的问题越困难，越复杂，它的效力越神奇;你面对的问题越关键，它发挥的作用越关键。学习哲学，指导工作，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作用。

　　1、可以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

　　毛泽东同志说过，科学理论一旦学懂，思维就会豁然开朗，一旦运用，工作就会创造奇迹。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它揭示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最一般的规律。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基本的思想武器。不管你工作发生过什么变化，就哲学来讲，你都能不断地由感性达到理解，进而掌握本质，认识规律，这就是理论水平提高的突出表现。学习哲学就是学习理论，就是通过掌握一般规律，认识特殊规律。不学习哲学、不研究哲学、不懂得哲学，就不能很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也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发展这两门理论。中国共产党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好典范。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主要干了三件大事，干成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成功地取得了民族独立，解放了全中国;第二件大事是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第三件大事是成功地实行了改革开放，进行了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的产物。

　　2、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长期以来，对于学习哲学，社会上有两种认识误区：一是学哲学难，叫做困难说。在不少人的眼里，哲学是深奥难懂的学问，高不可攀。哲学不但有艰涩的概念词汇，而且涉及诸多的范畴和领域，只有那些饱学之士和专门研究人员才弄得明白，普通人无法弄懂哲学的玄妙。

　　第二个误区是学哲学没有用，叫做无用论。有人认为，哲学属于玄虚的学问，不是普通大众所关心的问题，离普通人的生活太远。因此，没有必要学习哲学。其实，哲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其原理就体现在我们平平常常的生活现象当中。我们说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也就是说哲学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只要注意把握，生活中充满了哲学。

　　比如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哲学的基本原理，它对我们的健康保健就特别有帮助。像有的老人看见人家登山锻炼，他也登山。殊不知年龄大的人并不适宜这项运动，因为它可能有损于膝关节。就连最普通的饭后散步，也有讲究。胃下垂的人就不适宜。有的说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但也有“要活九十九，饭后不要走”的说法，如此的泾渭分明，就因为不同的方法适用于不同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全面地系统地分析问题，不要形而上学的片面地看问题。如有的人有一点点低烧就服退烧药，既掩盖了病情，又降低了人体抵抗力。咳嗽也不是好事，但适当的咳嗽会清除肺与支气管内的痰等异物，过早抑制它，不让它咳，反而不利身体健康。有的人小病不断，反而长寿，就是在小病中机体的免疫机制不断得到激发和锤炼;而从来不生病的人，由于平时没有实战的演练，一旦“强敌”进攻，反而猝不及防，一败涂地。哲学要求处理好质和量的关系，把握好度。有句话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固然不对，但过分的清洁，所谓洁癖，也会走向反面。身体得不到必要的微生物抗原的刺激，会不利于机体免疫系统的成长发育，万一环境有变，受到病毒的侵袭，就会因缺乏抵抗力而得病。药物的量更是如此，不可擅自改变。而有的人吃一次感冒药不见好，就加大药量，结果损害了肝功能。经常过分地服助消化药，反而会降低人体自身的消化功能。

　　生活中的小哲学论文篇2

　　生活世界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生活世界

　　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如何? 我们常常讲哲学来源于生活世界, 也应该回到生活世界。此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内容展示出来, 以便对这个关系的脉络有更为深入的把握。

　　一、

　　20世纪50年代, 在西方两位著名的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和亚历山大•科耶夫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围绕斯特劳斯1948年出版的《论僭政》展开的。

　　争论的焦点是哲学与社会的关系。按照斯特劳斯的说法, “社会”需要立足于一种共享的信任和信仰, 或立足于习俗、道德和“意见”; 而哲学则是对智慧的探寻, 是对真理的追求, 其本性是“癫狂”的, 必然要求绝对自由, 因此哲学就其本性而言与政治社会是不相容的, [ 1] 哲学与社会势必处于一种紧张、对立、冲突之中。科耶夫基本认同斯特劳斯的上述看法。但一旦涉及到“哲学与社会的冲突能否解决、是否应该解决”的问题, 斯特劳斯与科耶夫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在斯特劳斯看来, 哲学与社会的冲突不可调和。因为, 如果让哲学妥协并服从于社会的要求, 那么哲学也就不再是哲学, 不再具有哲学的品格; 而如果哲学不妥协, 执意与社会对抗, 结局只能如苏格拉底一般, 被社会“处死”。所以, 为了免于被社会“处死”的命运, 哲学应该尽可能拉开与社会的距离, 以逃避与社会的冲突。逃避的办法就是要做一个好公民或良民: 附和流行的意见, 赞美现行的政治秩序。用斯特劳斯的话说就是, 由“神志癫狂”转向和返回“神志正常”, 返回澄明( sobriety) 与温良(moderation)。[ 2]

　　斯特劳斯认为, 所谓返回澄明与温良并不意味着改变哲学的本性, 而只是改变了哲学的表达方式。哲学必须是癫狂的, 否则就不是哲学。作为良民的哲人在“思想”方面与癫狂的哲人没有分别, 但在言论表达上, 作为良民的哲人却谨慎无比。于是作为良民的哲人发明了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 这就是在同一个文本里面用两种语言说话, 传递两种不同的教导: 一套是对社会有用的教导, 即俗白教导( the exoteric teaching) , 另一套则是在政治上有忌讳不宜直言的“真正的教导”, 即隐讳教导( the estoteric teaching)。俗白教导是任何人都能读懂的, 隐讳教导则只有少数训练有素而且仔细阅读的人反复琢磨才能领会的。

　　通过这样一种写作方式, 作为良民的哲人就把“真正的教导”或者“癫狂的思想”限制于少数人, 以免危害社会。斯特劳斯认为, 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在古典时期就已存在, 但是到了现代却逐渐被“遗忘”了。现代哲学“走火入魔”了, 哲学从一种私人性的纯粹知性追求变成了一种公共政治的武器和工具, 变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比巨大”的力量, 哲学被公共化、大众化、通俗化了[ 3] 。而这恰恰就是现代性的问题之所在。

　　科耶夫不同意斯特劳斯关于哲学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描述, 以及斯特劳斯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他认为, 按照对哲人的定义, 哲学是对智慧的追求, 哲人就是不占有智慧但追求智慧的人。尽管在此点上科耶夫与斯特劳斯是一致的, 但是科耶夫不同意斯特劳斯由此推论出的“哲学生活方式”:按照斯特劳斯的推论, 哲人将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贡献于对智慧的探求, 他因此将不仅放弃世俗的快乐, 甚至将放弃所有行动, 包括直接或间接的政治行为。科耶夫把这种哲学生活称作“伊壁鸠鲁派”哲人所采取的态度或“伊壁鸠鲁式”态度(笔者称之为“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过这种生活的哲人生活在世界之外, 他退回到自身, 与他人隔离, 对公共生活没有兴趣, 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追求所谓的“真理”。

　　问题是, “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否哲人应该过的生活? 科耶夫显然并不认同。他认为, 初看起来,“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从哲人或哲学的定义推论出来的, 这似乎没有问题。然而, 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 “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奠基于一个前提之上的, 而这个前提本身就存有疑问。

　　这个前提就是: 一个人必须承认存在在本质上是不变的, 它永远等同于自身, 可以被“完善的理智”完全揭示, 不论这理智在什么地方(国家) 和什么时候(历史), 只要它发挥自己的天赋, 就可以完整地把握存在整体。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 哲人就能够也必须使自己隔离于变化和喧嚣的世界, 生活在一个安静的“花园”里, 那样才能把握永恒不变的本质。但是, 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 存在不是永恒不变的, 它在本质上是暂时的、生成的、自我创造的, 它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不断创造自身。而如果存在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生成) , 那么, 一个人就不能通过使自己与历史隔离来解释和揭示这种创造活动。

　　相反, 为了揭示存在, 哲人必须“介入”历史。同时, “伊壁鸠鲁式的哲人生活”还涉及到一个“很严重”的危险, 即培育偏见, 而这是与哲人的本义相左的。因为哲人就是能够摆脱偏见的人,因此, 想规避偏见的哲人就必须生活在一个广阔的世界里(像苏格拉底那样在“市场”或“街”上) ,他必须走出那个自我的封闭社会, 接触现实, 介入现实, 介入公共生活的历史化过程, 否则迟早都会被抛到事件的后面去, 抛到历史的后面去。

　　由上述不难看出, 科耶夫的哲学观与斯特劳斯的哲学观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 斯特劳斯认为哲学不应关注人类事务, 科耶夫则恰恰相反。斯特劳斯也认识到了这种差别, 他说:“在科耶夫前提的基础上, 对人类事务的绝对依系变成了哲学理解力的根源: 人必须绝对地呆在他地上的家里, 他必须绝对地是大地上的一个公民——如果并非必须是一个可居住的地上的某一部分的一个公民的话。

　　在古典前提的基础上, 哲学要求一种彻底的对人类事务的疏离: 人绝对不应呆在他地上的家里, 他必须是一个整体的公民。”[ 4] 其次, 虽然科耶夫与斯特劳斯均把哲学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 但科耶夫却并不认为哲学是一种完全个体性、私人性的知性追求。在科耶夫看来, 与政治家一样, 哲人也需要并追求爱和承认,因此他要求哲人应紧跟时代的步伐, 到广阔的社会上去与人交往、交流。再次, 斯特劳斯主张哲学是贵族的、精英的, 而在科耶夫的观念里, 哲学的大门却是敞开的, 随时准备接纳所有那些想“登堂入室”之人。

　　表面看来, 斯特劳斯与科耶夫的哲学观针锋相对、全然不同, 但在哲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 两人的差别并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么大。比如, 斯特劳斯主张哲人应该远离人类事务, 去追求关于永恒秩序的知识。对此, 科耶夫在其旨在批评斯特劳斯《论僭政》的文章《哲人的政治行动》的开头, 曾经这样评价斯特劳斯的工作:“这本著作保持了学术冷静客观的外表, 但却是杰出的和热情的……斯特劳斯通过解释这篇被忘却了的对话, 揭示了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严重道德和政治问题。”[ 5] 也就是说, 斯特劳斯解读《希耶罗》、试图“复兴”古典政治哲学的目的, 不是或者不纯粹是追求“智慧”, 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诉求。而《论僭政》一书的英文版编者则更清晰地指出了此点:“最近十余年来, 围绕着现代性的性质一直有一种活跃的论争……这本新版《论僭政》使我们得以回顾两个较早的有关现代性的命题: 斯特劳斯和科耶夫的命题。”[ 6] 进言之, 斯特劳斯之所以要复兴古典政治哲学, 就是为了解决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问题才是他的出发点。

　　由此观之, 即便斯特劳斯的理论出发点是鄙视人类社会事务, 却也无法摆脱现实的“纠缠”, “不能不”从现实出发考虑并最终解决现实问题。这意味着, 哲人、哲学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自闭于象牙塔中, 哲人应该走进现实生活, 自觉地置身于生活世界之中, 随着时代和生活世界的脉搏而律动。

　　二、

　　哲学与生活世界关系的第一个层面是如何看待生活世界中的哲学, 即生活世界是作为哲学、哲人生存的环境而存在的, 笔者把这方面的考察称为“哲学生态学”。

　　人天生是社会性存在物, 哲人也是人, 也只能生活在生活世界中, 也不得不与他人“共在”, 生活世界因而构成了哲学、哲人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影响甚至决定着哲人能否成为哲人, 影响和决定着哲人过一种什么样的哲学生活以及怎样过哲学式的生活。我们可以把生活世界中的那些影响哲学和哲人的因素大致划分为三个方面: 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学术环境。

　　首先, 在哲学的历史上, 有很多哲学家已经注意到政治环境对哲学和哲人的影响, 其中, 较为著名者当数柏拉图和黑格尔。柏拉图认为, 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必须有自己的天性, 否则根本无法胜任这一研究领域。同时, 这种天性还必须在合适的“土壤”中才能“生长”起来, 否则, 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养分、季节、地点, 那么它愈是强壮, 离它所期望达到的发育成长的目标就愈远。“要不是碰巧生活在一个合适的国度里, 一个哲学家是不可能有最大成就的, 因为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 哲学家本人才能得到充分的成长, 进而能够保卫自己的和公共的利益。”[7] 这也就是说, 一方面, 没有合适的环境, 哲学的天赋就不会生长; 另一方面, 即使是长成了, 也难以发挥作用。不仅如此, 柏拉图还认为, 如果环境不好, 不仅少数有天赋的人成不了哲学家, 还会使哲学的“领地”被庸人所占据, 从而使哲学的本性变坏。对此, 柏拉图进一步指出: 既然环境对哲人有如此大的影响, 那么, 所谓哲学家的“无用”之说, 其责任不在哲学本身, 而在于哲学家不为人所用。社会环境不好, 哲人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果说作为哲人的柏拉图对政治环境的“要求”还有些“羞羞答答”, 那么在黑格尔那里就“直接”了许多。在《哲学史讲演录》中, 黑格尔就明确论述了哲学与政治自由的关系。他认为, 既然哲学以普遍的存在为对象, 那么哲学要把握这普遍的对象, 就要求主体的独立和自由, 特别是思想的独立和自由: 一方面, 人要从自然中独立出来, 成为主体; 另一方面, 人要从社会中“独立”出来, 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考察人类历史, 只有当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了的时候, 才有可能产生哲学思想。因此, 真正的哲学始自西方, 确切地说是始自希腊; 而在东方, 比如在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这样的国度中, 因只有一个人享有自由的权利(皇帝) , 因此东方没有哲学, 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不隶属于哲学史。

　　由此而言, 不论是按照黑格尔的说法, 即哲学把握的是普遍性的对象, 因而哲人须独立、自主和自由, 还是根据斯特劳斯的观点, 即因哲学的本性是癫狂、探寻和质疑, 那么势必与现行的秩序相冲突,因而哲人须温良; 这些都说明政治环境与哲学的繁荣之间的确有很紧密的关联。

　　其次, 从经济环境看, 哲人也是人, 首先需要生存, 才能谈及其余。按照哲人的“本义”, 如果哲人是一群需要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追求智慧的人, 那么, 他就没有时间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反之, 如果“哲人”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解决生存问题上, 他就没有精力和心情去追求智慧。对于这样一个“矛盾”或者说“两难困境”, 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解决”之道。

　　在西方, 柏拉图是较早认识到哲人对经济条件依系的思想家。他认为, 一个哲学家应该免除一切体力劳动, 因此哲学家就必需依靠别人创造的财富而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是不大可能有哲学家的,使得雅典人有可能研究哲学的, 乃是基于白里克里斯时代雅典的帝国主义所创造的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就是说, 精神产品的生产正如大多数物质商品的获取一样, 不能脱离经济条件。[ 8]

　　亚里士多德认为, 对人而言, 幸福是最高的善, 是人的终极追求, 是行为的目的。而幸福就是自足, 就是无所短缺。那么,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 他认为, 人有三种生活方式: 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 9] 在这三种生活中, 只有思辨的生活才能够带给人完满的幸福。因为思辨活动是最强大的, 它持续得最久; 同时思辨活动也是自足的, 所谓自足并不是孤独地生活, 而是指以其自身而被选择, 是无待而在、不感匮乏, 它使生活变得愉快。在这种意义上, 思辨活动是最为自足的活动。既然幸福就是自足, 而思辨享有最大的自足, 那么, 思辨越多的人, 所享有的幸福就越大。但是, 自足的思辨生活并非完全就是“无待”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一方面, 人天生是政治动物, 天生要过共同的生活, 这也正是一个幸福的人所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人, 思辨的生活还需要多重的外部条件。当然, 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 需要满足的程度越高, 幸福指数就越高; 反之, 他认为过度的需求带不来相应的自足感, 若只有一个中等水平的物质生活条件, 人就完全可以做合乎德性的事。因此, 幸福就是具有中等水平的外部供应, 过着节俭的生活, 却做着高尚的事情。

　　黑格尔十分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但他比亚里士多德站得更高, 并把这个问题提升到文明发展的阶段来认识。他认为,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必须达到某种阶段, 才会有哲学的产生。黑格尔这里的意思就包括应重视哲人从事哲学事业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社会必须发展到这样的阶段, 即一部分人可以从繁重的生存性活动中解放出来, 成为“闲人”, 而这部分“闲人”又愿意且有能力过一种哲学生活。只有到了这样的阶段, 哲学才会出现。因为哲学是自由的、与私人利益无关的工作, 所以首先必俟欲求的逼迫消散了, 精神的壮健、提高和坚定出现了, 欲望驱走了, 意识也高度地前进了, 我们才能去思想那些普遍性的对象。也就是说, 只有在生活上的需要得到满足后, 才开始有哲学思想。

　　斯特劳斯也认为哲人是一个“神人”, 哲人对人类事务即使只有最小的依系, 也会在精神上产生最大的自足。但是, 斯特劳斯并没有迂腐到认为哲人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他说: “当哲人试图超越人性的时候(因为智慧是属于神性的) , 当他把习死和做到对所有人事如同死了一般作为自己唯一事业的时候, 他却不能不像一个人那样活着(这样一个人不可能做到对所有人类事务都如同死了一般), 虽然他的灵魂不会处在这些事务中。”[ 10 ] 尽管如此, 斯特劳斯一再强调, 由于哲人依系于永恒的事物, 又由于他免除了那种人与人的自然联系的最通常、最有力的动机, 免除了常人、俗人的名利欲望, 他只需要一些能够保证他活下去的基本生存条件就够了, 因此哲人有着人之为人所可能有的最大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