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岱年伦理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2)

　 三、继承“和”与“中”、“天人协调”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1982年，张岱年先生发表《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一文，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四点即:“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文中第二节阐发了“和”与“中”的内涵。他说:“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有所谓‘和同’之辩，‘同’是简单的同一，‘和’是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谐和。”什么是“和同之辩”呢?据史书《国语·郑语》记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万物生。”“和”即和谐，“同”即两个以上的相同事物的叠加，“以它平它谓之和”，第一个“它”指此一对立面，第二个“它”指另一个对立面，“平”者“平衡”也。“以它平它谓之和”即对立面之间的平衡、统一谓之和。在这里，张岱年先生是从“兼和”之意来解释的，认为只有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才能达到“和”的境界。这是符合客观辩证法的。
“中庸”作为儒家之至德，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张岱年先生首先比较了古之学者对“中庸”一词的释义，他写道:“从汉至宋，经学家对中庸有不同解释。郑玄诊释《中庸》篇的题义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这是认为中庸指中的运用。程颐诊释中庸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这是把中庸看成固定的原则。郑玄的解释比较符合原意的。”接着张先生认为中庸思想的主要涵义就是:“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实现一定的目的来说，有一个一定的标准，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实现这个目的，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叫做不及，超过了这个标准叫做过。……所谓‘中庸之为德’就是经常遵守一定的标准，既不过，亦不是不及，这是中庸的品德。”张岱年先生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社会变革需要打破原来的标准，不然会使社会陷于停顿，阻碍进步。所以，中庸思想虽然保证了事物发展的稳定性，但是却又对于事物发展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应以“兼和”易“中庸”，才能趋利避害，既维持事物的稳定性，又能促进发展。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实现不同事物之间、以及对立面的和谐统一，才有可能减少思想冲突，增进社会认同，有效地避免因认识差异引发的各种社会动荡;才能够有利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互动融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天人协调”是张岱年先生《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的第四节内容。天人关系指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根本问题。张岱年先生认为，古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三种认识:一是庄子主张因任自然:“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二是荀子主张改造自然:“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三是《周易大传》的“辅相天地”的认识。“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张先生认为:“天、人相互协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道路。”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他说:“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是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近代西方强调克服自己，战胜自然，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如果不注意生态平衡，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改造自然是必要的，而破坏自然则必自食苦果。中国传统的天人协调的观点，确实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促进生态平衡，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要课题。重视保护自然，治理污染，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生、共荣，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条件和前提。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己经逐步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必须认识、承认、尊重自然规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不仅仅是征服、改造、索取的关系，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人与自然必须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四、旗帜鲜明，与时俱进，率先悬范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国内发生严重，人心动荡，思想混乱。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成功地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人新的阶段。这时张岱年先生已进人毫矍之年，仍老骥伏杨，壮心不已。他旗帜鲜明，与时俱进，率先投人到第二次”文化热”的大讨论中，弘扬主旋律，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根据改革开放新时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他指出中国文化在与外来文化、世界文化相遇时，存在着”两条死路“和”一条活路”:保守主义的固守传统是死路一条，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也是死路一条，只有把主体性与开放性统一在一起，综合创新，才是中华文明生存发展的惟一金光大道。“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文化也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发展起来。”。在此阶段，张岱年先生连续发表了《我为什么信持辩证唯物主义》、《读列宁哲学笔记》、《毛泽东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等等论文，重申“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更有坚持原则的必要。" .1989年，他出版了《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一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旨在创新中国伦理学史，把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归纳为相互联系的两大焦点问题，一是伦理道德发展的基本规律;二是道德伦理的最高原则，即伦理学的最高问题。把中国伦理学的思潮走向区分为道义论和功利论两大派别等问题加以论述。20世纪90年代，为了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抬头的问题，张岱年先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以义导利、见利思义的传统美德，积极倡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道德。提出:“新时代的道德原则是比较明确的，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基本的道德原则的指导之下，还应有一系列的具体的道德规范。”
张岱年先生认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道德规范与中国传统道德有根本不同，但历史流传下来的表示传统道德规范的一些名词概念仍然可以借鉴与择取。他提出了爱国主义、团结互助、为人民服务，助人为乐，忘己济人，舍己救人为内涵和原则的“新时代道德规范”的“九德”:公忠、仁爱(任恤)、信诚、廉耻、礼让、孝慈、勤俭、勇敢、刚直。以上“九德”，张先生作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的继承、改造和新的论释，使每一项道德都包含新时代和人民的内涵，是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普遍道德，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如“公忠”，古有“尽忠报国”之训。在新时代，用来“表示爱国主义思想行动是比较合适的。忠于祖国、忠于民族、忠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时代最重要的道德”;儒家的“仁”与团结互助、为人民服务、助人为乐、忘己济人、舍己救人最为接近，“仁加以新的解释，或对于‘任恤’给以明确的解释，都可以作为新时代道德的名称”;“信”，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所必须遵守的道德。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更应守信。如用两字来代表，可称为信诚”;“廉耻”，“是人民群众所最重视的道德，最具有人民性，更应肯定下来”;传统道德中的“礼”的观念应取消繁文褥礼，制定简要的礼节。“礼以谦让为要，可称之为礼让”;“孝”的道德应该取消其绝对服从的意义，“发扬爱敬父母的意义。父慈子孝，仍属必需”;“勤俭”，“是几千年来人民群众所J洛守的道德，不因时代变化而改易”;“勇”，“更为新时代所必需，可称为勇敢”;“刚直之德即坚持原则而决不动摇，坚持主体的自觉性而决不屈服外力的压迫。这种刚直的品德，是新时代所必须发扬的”。张岱年先生规范新时代的道德，目的在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顺利推进。
张岱年先生的伦理思想，其一以贯之的核心要素就是提倡和谐统一。从提出“兼和”命题，到规范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们的道德行为，都在继承、改造、创新祖国丰富的伦理资源和和谐精神。今天，我们审时度势，正站在新的时代高度，追求新的和谐。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千百年来先人所追求的崇高理想，也是张岱年先生一生宣传的和谐精神，他的和谐伦理思想将无疑会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