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传统哲学致思主题的后现代价值

　　[论文关键词]儒家，道家，禅宗，后现代价值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哲学无论儒家、道家，还是佛教禅宗，都怀着对人类美好家园丧失的深沉忧患，反对人与自然对立、主客分离、人与人疏远，主张人人和谐、人神一体、天人合一，这为人们反思工业文明的负面影响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因此，具有一定的后现代价值。
哲学的“后现代性”是相对于“现代性”而言的，是对工业化、现代化负面后果的理论反思和质疑，它致力于对人与自然对峙、主客二分、人与人疏离、自我分裂等“现代病”的“治疗”，力求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统一。以儒、道、禅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哲学，怀着对人类丧失家园的深沉优患，强调天人合一、人人圆融，其致思主题和精神为现代人的反思提供了某些启发，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价值。
一、偏家致思主题的后现代价值
原始人类的存在状态是一个天、地、人、神不分的整体，就社会而言，政治、经济、文化也是未加区分、互相涵容的，人类的文化生命是大同和谐的。诗、书、礼、乐共同交织成人类存在的状态。传说中的三代盛世就是一个“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大同世界，没有分裂，没有剥削，没有私欲，没有异化，有的是和谐，有的是诗意，有的是神性，有的是痴醉与酣畅。
然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原始的宇宙和谐，人类从圆融之家走向武力纷争的世界。春秋战国时“天命”动摇，“周礼”崩溃，整个社会处在动荡无序状态，金钱、权势、富贵与虚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自然界失去了诗意和神性的光辉，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圣爱与亲情，功利价值成为判断一切行为取向的标准。冷酷、偏私、邪念、奸诈、计较、虚伪……成为现实人性的合理本质。人与自然分离了，人与人分离了，从而人心唯危，焦燥与疯狂塑造着作为流浪汉的人类。
人类存在之家的丧失，必然引起人们的优患，引起人们对家的思慕与重建。孔子创立儒学，以复兴周之礼乐为己任，依乎天地，开发人心。他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绳，“知其不可而为之”，致力于天人合德、宇宙圆融、家园的重建。据《左传》记载，孔子在与人们讨论何为礼时强调:“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在他看来，人心皆有仁，所以人人皆高贵，是故“礼不下庶人”的阶级歧视就应当抛弃，由此他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政令刑施，而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化礼治。
孔子之后，孟子说性善，重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当客观秩序已全面解体之时，孟子把天下事定在每一个人的良知本心上，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荀子说性恶，当礼坏乐崩之世，主张通过“化性起伪”，把邪迷的人们带回到“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的礼义道德中去。
宋明新儒家一方面面临物欲横流、私心泛滥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面临佛道“空”“无”说的挑战。所以他们一方面要反对“人心唯危”，另一方面要拯救“道心唯微”，从而确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在他们看来，人类迷失了“家”，并不是“无家可归”，而是“有家难归”，关键是要找到回家的“路”。朱熹讲“依于理”，陆王(陆象山、王守仁)道“致良知”，都是为“迷路人”寻找回家之路所作的探索。
历史进人近代社会，西方在“理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推动下，物质文明取得突进，“科学万能”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然而接踵而至的战争，打破了人们的美梦，一时间人们陷人迷茫之中，正如梁启超所指出:“宗教和旧哲学，既已被科学打得个旗靡辙乱，这位‘科学先生’便自当仁不让起来……今日之真理，明日已成谬见，新权威到树立不来，旧权威却是不可恢复了。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人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象失去罗针的海船遇着雾，不知前途总生是好。”对此，现代新儒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在整个西方文化中，只有平铺的物，没有立体的人;只知物，不知人;只说死的事实，不说活的理想。梁启超感叹到:“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却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因此他们主张复兴儒家文化，以东方精神文明拯救西方物质文明的堕落，为“精神饥荒”的欧洲人提供指路明灯。熊十力曾明确道出此意:“今日人类，渐人自毁之途，此为科学文明一意向外追逐，不知自适天性所必有之结果，吾意欲救人类，非昌东方学术不可。”这就是说，在新儒家看来，只有东方文明尤其是儒家文化，才是救治现代人分裂和堕落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