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外交政的毛概论文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交经历了若干次转型，大体上从革命外交到发展外交，再到大国外交。然而我们该如何写有关中国外交的论文呢?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关于中国外交的毛概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中国外交的毛概论文篇一

　　《构建和谐世界，创新中国外交》

　　[摘要]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和中国对外交往的持续扩大，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空前紧密，中国的外交也需要有-与时俱进的新理念。从“和谐社会”到“和谐世界”，中国将“和谐”从内政延伸到外交，开创了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中国外交

　　一、中国新外交的提出：从“和谐社会”到“和谐世界”

　　2004年，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2005年，中国在亚非峰会首次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同志首次在代表世界最高权威的讲坛上，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名义，提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思想。随后，这一理论不断在APEC、二十国财长会议上频频被提起。

　　我们看到从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再到倡导世界各国携手共建“和谐世界”，中国不断完善着对自身、世界以及对外关系的认识，将“和谐”从中国内政延伸到外交。作为2005年中国外交的最大“亮点”，可以说，“和谐世界”已渐渐成为中国外交理论的主轴。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关系，反映的正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核心是“和谐”，其本质是相同的，只是具体所指的目标不同。建设“和谐世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外部条件。中国政府明确阐述了“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的内涵：中国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则是“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思想体现了中国内外政策的高度统一。“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领导人对自身执政能力如何提高的深刻认识，是如何治理内政和承担维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责任的深度思考。而“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是国内执政理念在外交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领导人对国际事务冷静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是如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度探索。

　　二、中国新外交的表现

　　(一)推广“国际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所追求的发展是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不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南北差距越来越大。反观现实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困难很多，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国际社会不和谐表现明显加强，造成国际社会不和谐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发展不平衡、不迅速、不和谐。

　　因此，国际上同样需要一个和谐社会。过去两年，中国政府倡导建立“和谐”社会，并将“和谐”理念延伸到处理国际事务的实践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中国公开承诺：中国决定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39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将进一步扩大对重债务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将在今后3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及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用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将在今后3年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相关援助;将在今后3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培养3万名各类人才。中国的庄严承诺，充分体现了泱泱大国的风范和对世界和谐发展的杰出贡献。

　　(二)打外交“文化”牌，增强国家“软实力”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能指望以某一种文明来实现对全球的良好治理，也不能把自己的经济体制、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企图建立某一价值观主导世界的做法是错误的。要保持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才能促使全世界和平、和谐地发展。

　　“和谐世界”的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于不同文明之间兼容并蓄、和谐进步的深刻理解。一个和谐世界需要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与文明多样性有着等号关系。开展文化外交，有助于增强国家的软实力。“软实力”概念是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他认为软力量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表达自己意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

　　近年来，中国在积极实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同时，也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国将文化外交摆在了一个突出地位，传统文化成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随着文化作用的不断加强，中国和法国之间有了文化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也已开展类似活动，中国不久前在美国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外交活动。中国还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孔子学院。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促进了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也对改善中国国际舆论环境大有裨益。中国文化外交的作用不仅为贯彻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营造了良好氛围，在发展双边关系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实现外交新思维――民本外交

　　建设和谐社会，其核心之一就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要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民本外交”最大的特点就是本着“以民为本”的精神，使中国外交具备一种民意的广度、民主的厚度。前任外长李肇星曾强调，中国外交要“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在国际上为维护我国法人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多做实事”。

　　中国“民本外交”思想的确立，至少在三个方面可以提升国内民众的各项利益：第一是通过大国外交来树立民族尊严，使得海外华人地位提升;第二是利用全球一体化机制下的分工方式，促进本身优势产业的发展，为国内创造可观外汇;第三是针对领土与主权纠纷问题，采取和平原则加以解决，不致影响国内民众的工作生活环境。

　　近年来，由于全球安全形势恶化和地区冲突加剧，各种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加深，尤其是恐怖主义威胁蔓延，中国人在以色列、伊拉克、阿富汗、非洲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总体安全环境恶化。随着恐怖组织袭击对象的扩大，在海外的中国人不可避免地成为打击的目标。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保障问题在政府、媒体、社会等各个层面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从2004年开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维护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利益，外交部门在继续高度重视外交大事的同时，也越来越关心一些事关中国公民合法权益保护的“小事”，从莫斯科友谊大学火灾导致中国留学生伤亡、英国海滩中国非法移民遇难、中国工人在苏丹和伊拉克被绑架到赵燕在美被殴等众多事件中，中国政府牵挂公民的生命安全与海外权益，动用外交资源保护中国普通公民。

　　中国外交开始呈现浓重的“外交为民”色彩，

　　“民本外交”的新外交观得到了强化。这无疑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在外交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外交内涵的新扩展。

　　三、中国新外交的现实意义

　　构建“和谐世界”理念提出后，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构建和谐世界是否能达到”。“和谐世界理念是否过多带有理想主义倾向”。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个新生事物，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的世界观，是对人类未来的一种理想。和谐世界的理念是富有生命力的，是针对当前不和谐的世界发出的真诚正当的呼声，是具有针对性的外交新思维，其主张并不是空想的，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去理解和看待“和谐世界”的可行性问题。

　　(一)各国利益交融、相互依存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前提

　　冷战后大国关系的变化为人类带来新的机遇，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使各国在政治、经济上相互依存加深，各国利益相互交织，各国发展与全球发展日益密不可分，特别在人类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上各国互动逐渐加强。相互依存论的两位大师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就指出，相互依存不仅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趋势，而且还是当代世界政治的一个本质特征。

　　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禽流感病菌的传染不分国界，印度洋海啸夺去了不同肤色的人的生命，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的严重冲击，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越来越感受到世界的状况与发展，已经深刻地影响着所有国家与个人的命运和前途。

　　中国提出“和谐世界”，是舒缓世界紧张、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的新构想和新尝试。不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一致，也与时代发展的潮流相一致，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二)国际机制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基础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无法脱离国际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孤立前进。在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如果没有形成一定的国际机制，世界就难享太平，也就更谈不上和谐世界的形成与维持。

　　现行国际秩序的主体已存在60余年，《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宗旨和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接受和遵守;在经贸领域，以相互开放取代彼此封闭，努力建立开放、公平、规范的多边贸易体制，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金融领域，完善国际金融体制，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健康有序的贸易环境和稳定高效的金融环境;在环境能源领域，制定一系列的合作与制约机制，不断加强全球能源对话，共同维护能源安全;在国际组织领域，联合国、世贸组织、核不扩散机制等国际机制为抑制战争、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欧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性合作机制为维护区域安全与发展作出贡献。所有这些都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合理及不断完善的国际机制下，以对话合作化解分歧、解决争端，以互利互惠促进世界和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合作共赢取代“零和”游戏，“和谐世界”所提出的理念都有可执行的可能。

　　(三)实现“和谐世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们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从提出“和谐世界”的倡议‘，到实现“和谐世界”，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需要若干代人甚至上百年的努力。尽管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过程是长期的和艰难的，但中国对“和谐世界”的国际性推广，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赞赏，只要通过中国自身不断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总有达到目标的一天。从这点来看，“和谐世界”就不是空想，而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建设“和谐世界”，一是要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针对美国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国主张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主张国际争端通过政治对话和外交谈判来解决，主张维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利益，最大程度发挥其在构筑和谐世界过程中的作用。二是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要从制度上保障联合国等一些国际组织的民主化程度，要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国、弱国在国际社会中享有平等的权利，要解决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问题。

　　从以上两点的表述我们看到，中国倡导构建“和谐世界”，不是说现在就可以马上建立一个和谐世界，而是呈现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同时也给自己制定一个为之实现的目标，所有这些都需要各国和各种政治力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付出共同努力。只有实现观念的突破，加深理解与支持，才会建立为各国所共同认可的国家行为的共同规范，直至最终实现这一理想境界。

　　无论怎样评价，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的主张，已经为中国的外交理念树立了一个新的理论丰碑。建设和谐世界，可以构成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和谐世界”的理念作为一种充满着民主精神、具有全球眼光的全新的世界发展观，也将对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

　　中国外交的毛概论文篇二

　　《对外开放与中国外交》

　　摘要：近30年前开始实施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仅帮助中国走上崛起之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还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外开放促使中国摈弃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模式，转而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寻求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与对外开放相适应，中国大力改善、巩固和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努力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力争通过对话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避免对抗。进入新世纪后，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关注和担忧，中国提出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此，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关键词：对外开放 中国外交 和平发展

　　一、对外开放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动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间，受冷战的影响，中国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处于对抗状态。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带动了一大批西方国家同中国建交。但此时，中国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主要动机是维护自身安全;联合西方，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在当时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是中国的敌人，只不过是与苏联相比威胁小一点而已。他们的战略思维是拉住次要的敌人，共同对付最主要的敌人。这是统一战线思想在国际舞台上的运用。

　　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是1978年之后。在结束了““””十年动乱和之后的两年徘徊，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工作中心的转移，她要带领中国人民一心一意谋发展，要搞现代化，为此要对外开放。这个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西方国家开放，因为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的问题或者早已解决了，或者并不突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70年代末主政时一再强调：“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1] 那么谁是先进国家呢?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时，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先进国家是苏联，那么到了70年代末，邓小平的看法已经变了，他心目中的先进国家(在经济、科技上)不是苏联，而是西方国家。“所谓现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的水平”。他还坦言：“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2] 1978年底，两件大事几乎同时发生，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个是中美建交谈判成功。两件事都是邓小平亲自抓的。中美建交几个月后，邓小平访美。他在访美时表达了良好的愿望：“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3] 在邓小平出访美国期间，陪同访问的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曾问邓小平，中国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邓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4] 如果联系不久前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和邓小平访日，更能体会出邓小平对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视。

　　不可否认，在70年代末，中国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仍然存在着维护自身安全的动力，因为毕竟这时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苏联仍然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中国要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需要借重西方特别是美国、日本这些大国的力量来抗衡苏联威胁，维护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但是，这时的苏联威胁与60年代末相比，已经大大减弱，中苏边境的局势相对稳定。这说明，到了70年代末，安全动力只是中国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动力之一，而且还不是最主要的动力。最主要动力是对外开放，中国要向西方国家开放，向它们学习先进的科技和管理，学习发展经济、搞现代化的经验。为了顺利展开对外开放，中国需要同西方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从1978年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只是实现了“转向”，并未“转型”。转向是指改变了外交重点。如果说中国外交的重点在“一边倒”时期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同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时期是发展中国家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则是西方发达国家。这与中国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直接相关。然而，这时中国外交的套路或模式并未改变，仍然是“敌”、“友”分明，当时所奉行的“一条线”战略，立意还是要联合朋友，对付敌人。

　　所谓“转型”，就是摈弃传统的敌友分明，联合一方，对抗另一方的外交套路和模式，实行全方位的外交，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极而言之，就是“无敌外交”。中国外交实现“转型”是80年代初，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十二大。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确立了新的外交战略，强调独立自主，不做任何大国的附庸，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做出这种调整，固然与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有关，中国认定苏联威胁进一步降低，同时国际总体局势更加缓和，和平与发展这两个时代主题突显。这样的国际局势和安全环境可以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独立自主，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过去的那种带有结盟色彩的外交战略，容易使自己受制于别国，甚至损害自己的利益。

　　然而，同70年代末“转向”一样，安全因素只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动力之一。促使“转型”的另一个重要动力还是对外开放。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探索，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对外开放应当是全方位的，尽管西方是重点。邓小平指出：关于“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国家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5] 这是辩证法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的运用，既要抓主要矛盾，同时也要兼顾次要矛盾。这里面也蕴含着战略思维。如果仅面向西方这一个方面，很容易形成对西方的过度依赖，最终会受制于西方。如果面向多个方面，则会增强中国在对外开放中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更有利于对外开放的展开，同时也不会损害同西方的关系。中国实现外交转型后，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不但没有倒退，反而发展得更加顺利，出现了一个“蜜月期”。当然，对西方开放，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仍然是转型后中国外交的重点。这一点从同中苏关系的对比中可以洞见。如果从1979年10月中苏副外长级谈判算起，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正常化用了10年时间。期间，中国一直坚持要苏联消除“三大障碍”，决不让步。而在当年中美建交谈判中，中国则展示了高度的灵活性。再考虑到台湾问题，更可以看出中国在80年代的外交偏向。尽管苏联一再明确表态，它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但是中苏关系却发展得相对缓慢，远没有中美关系顺利，而美国一直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外部制约因素。

　　二、对外开放是维系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纽带

　　对外开放是1978年以来中国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强大动力。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也是维系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强有力的纽带。

　　西方国家出于种种原因，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直持敌视态度。从十月革命后对苏俄武装干涉，到二战前搞“祸水东引”;从对苏冷战，到对新中国的封锁、遏制，都体现出西方从内心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态度，试图扼杀、消灭之。但是，西方国家又是现实的，它们的利益是多元的。在扼杀不了之时，西方会考虑同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或者获取经济利益，或者结成暂时联盟共同对付更主要的敌人。西方还寄希望于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接触、合作的过程中，影响、塑造、“和平演变”它们。基于多重动机，西方对中国的开放和以开放为导向的改革是持欢迎态度的。它们认为，经过开放和改革，中国正在向它们所希望的方向“演变”。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是正在变成“商业共产主义”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已经不同于苏联，不再是西方的敌人。

　中国同西方的关系没有退回到50-60年代那种状况，新的冷战并未爆发。中国同西方各国的关系不仅保持着正常状态，而且还建立起了各种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从中国方面讲，对外开放所形成的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动力依旧;从西方国家方面说，中国的对外开放也依然是它们发展对华关系的动力。西方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欢迎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而不是闭关锁国的中国。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有利于西方在同中国交往中获取经济利益，更有利于它们有机会影响、塑造中国。笔者2000年访美时的一个情景仍深印脑海。当时美国国会正在激烈辩论中国入世问题，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反复播放一个公益广告：图片是半开着的紫禁城大门;画外音是，“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决不能让它再关上”。美国媒体正教育国会议员们：让中国加入WTO有利于促进中国的开放，这符合美国的利益。实际上，当美国参众两院绝大多数议员投票赞成中国加入WTO时，他们的主要理由与CNN公益广告的主导思想是一致的，而经济利益只是其次。

　　不管西方各国在支持中国对外开放时出于什么动机，客观上，中国的对外开放构成了西方发展对华关系的强大动力。也许是出乎西方的预料，对外开放使得西方与中国在经济上形成了严重的相互依赖和巨大的共同利益。就拿中美贸易来说，1979年，中美贸易额仅为24.51亿美元，到了2007年，跃升到3020.83亿美元。2006年，中国取代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尽管中美贸易存在着不平衡，美国一直抱怨中国顺差过大，甚至有些对华强硬派还炒做“中国廉价商品夺走了美国工人的就业岗位”等议题，鼓吹“中国经济威胁论”，但是，美国的有识之士还是清醒的。美国四位著名战略专家在《中国：一个两面性的国家》一书中指出：“美国从与中国的日益增长地经济互动中每年实质上获益700亿美元，平均每户625美元。”[6] 可以说，中美在经济关系上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冷战后中美关系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爆发像美苏之间那样的“新冷战”。密切的经济关系起着维系纽带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如美国亚洲协会前主席尼古拉斯?普励德(Nicholas Platt)所说，“经济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载舱”。乔治?W?布什就任总统之初奉行强硬的对华政策，曾声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他仍然称中美是“经济上的伙伴”，表示需要同中国发展关系。面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美国战略界热议“中国崛起”，探寻应对“中国崛起”之道。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之说，代表了美国战略界主流的共识。“利益攸关方”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中美两国在很多利益上已经深度捆绑，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经济利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启动和推进就表明两国都认可：中美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同日本及欧盟国家的关系也有类似的情况。密切的经济关系也是中日关系和中欧关系的压载舱和强有力的维系纽带。冷战后，中日政治关系趋于冷淡，到小泉首相执政期间，几乎冷到了极不正常的状态，两国最高层中断互访达5年之久。然而，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却仍然很热，一直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如果没有密切的经济关系，很难想象中日政治关系会如此迅速地“破冰”、“融冰”、“迎春”、“暖春”。欧盟许多国家在1989年中国“六?四”风波后曾同美国一道制裁中国，但是不久，它们就寻求同中国改善关系，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它们不愿意将中国这个新兴大市场拱手让给其竞争对手――美国和日本。冷战后，欧盟国家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时有摩擦，导致双边关系震荡。最近的事例就有德国默克尔会见__事件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对西藏-奥运问题的不当表态及奥运圣火传递在巴黎受阻事件。然而，这些领导人很快就做出姿态，愿意改善对华关系。众人皆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受到了来自工商界的强大压力。而且，经济利益对这些国家来说是更重要和实惠的，当所谓人权利益与经济利益撞车时，任何头脑清醒的政治家都会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

　　可以断言，如果没有中国的对外开放，无论中美，还是中日、中欧，经济关系都不可能如此密切，因此双边经济关系也就不能成为维系总体双边关系的纽带和压载舱。

　　三、对外开放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途径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这也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高度关注。许多国家担心：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或者崛起后会不会像当年德国、日本、苏联那样，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甚至向外扩张，引发国际冲突和战争?中国积极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声明中国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和平崛起。走和平发展道路，除了坚持一贯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之外，中国还要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对外开放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必经之路。

　　中国曾饱尝闭关锁国之苦。在工业社会到来之前，中国曾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在清朝鼎盛时期，中国人口和经济总量都占世界1/3。但是由于封建王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拒绝同率先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发展正常的关系，从而错失跟上工业化、现代化步伐的良机，进而在全球化大潮中落伍。而落后的结局就是挨打，被西方用炮舰打开国门，一步步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最后险些亡国灭种，被开除“球籍”。与之相应，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急剧下跌。据估算，182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为23%;到1949年跌至5%。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出于各种原因，中国仍处于准封闭状态，致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未升反降。1978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仅为4%。邓小平深刻地总结道：“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7]

　　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是强国之路。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希冀通过闭关自守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都是行不通的。正是对外开放和以开放为导向的改革，使中国不仅免除了被开除“球籍”之险，而且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对外开放就不仅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且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外开放拉近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关系，促使中国不断融入世界，跟上全球化、现代化大潮。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促使国际社会逐渐接纳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东方大国。

　　中国的开放是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要求的。正是对外开放，促使中国率先走出冷战对抗。而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她所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无疑有助于国际局势进一步缓和，促进冷战全面结束。也正是对外开放，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和改革，使占世界1/5人口的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走上繁荣发达之路。中国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发展的巨大贡献，同时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谋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而且，作为维护和平力量的中国，强大起来后，更有利于世界和平。

　　步入新世纪后，中国做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这是顺应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和全球化大潮要求的明智之举。中国只有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够真正实现民族复兴和崛起，舍此别无它途。要和平发展，就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开放，舍此也别无它途。对外开放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强国之路，中国没有理由放弃它。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不是还要不要坚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把对外开放搞得更好，如何在对外开放中实现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当一个民族还比较穷弱时，国际社会往往抱着一种同情之心，鼓励她对外开放，而且也能容忍她在开放中得到较大利益。但是，如果她强大起来了，国际社会对她的责任要求就相应提高了，甚至还会对她的强大抱有疑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外开放的结果还是单向获利或因获利不平衡而被认为是单向获利的话，那么就会引起国际社会对这种开放的抵制。“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正是中国在审时度势后，为适应和平发展和构建和谐世界的需要而做出的庄严承诺。

　　和平发展需要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促进和平发展。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将变得更加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将与和平外交遥相呼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2] 同上，第10、44页。

　　[3] 同上，第109页。

　　[4] 袁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3期。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8-99页。

　　[6] C. Fred Bergsten, Bates Gill, Nicholas R. Lardy, Derek Mitchell, China: The Balance Sheet――What the World Needs to Know Now About the Emerging Superpower, Public Affairs, New York, 2006, p.116.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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