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代台湾问题的毛概论文(2)
台湾问题的毛概论文篇三：《毛泽东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
摘要：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中国的独立和统一而奋斗的一生，他提出的关于解放台湾,尤其是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和政策,对"一国两制"构想的产生和形成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和平解放台湾;设想;历史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未能解放的台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提出的关于解放台湾,尤其是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和政策,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和平解放台湾设想出台的背景
自中国大陆基本解放以后,毛泽东就一直关注台湾的解放。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经准备武力解放台湾,并责成粟裕和萧劲光负责领导筹划台湾战役,还将准备用于攻台的部队集中江苏境内进行训练。然而,到了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将“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转变为“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所决定的。
1.国际紧张形势趋于缓和
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后,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国周边的形势,发生了值得注意的新变化: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地区战火的平熄,中印、中缅关系问题的解决,使一度紧张的亚太地区局势趋向缓和,中国周边环境得到改善,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提供了可行性,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到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
2.台湾海峡局势趋向相对稳定。
3.美、蒋矛盾激化
美国直接占领台湾的阴谋破产之后,只有转过头来支持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但不久美蒋就产生了分歧。蒋介石是把台湾看做一种过渡,最终目的是要“反攻大陆”,再次统治全中国。而美国则认为,如果宣布保护金马,将会被死死拖住，因此主张蒋介石只保台澎,放弃金马,使台湾完全与中国大陆脱离,达到“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目的。所以,蒋介石对此怒不可遏。在1955年2月7日,蒋介石在台北评述国际形势时宣称:“大陆、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华民国不容分裂,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两个中国’的主张是荒谬绝伦的”[2]。4月,艾森豪威尔密使前往台湾,当面劝说蒋介石从沿海诸岛撤军。蒋介石勃然大怒,声称“要他放弃这些岛屿,就等于污辱他的祖坟”[3],并明确表示,“为保卫金马,将战至最后一人”[4]。这种情况表明,虽然国共两党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但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问题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因而采取和平解决台湾的方式,更有利于争取蒋介石国民党,更有效地利用蒋美矛盾,反对美国“划峡而治”的阴谋,使中国领土不被分裂。
4.毛泽东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主张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曾考虑过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种建议被国民党拒绝。到1960年,毛泽东与美国友人斯诺谈话时又提到“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我国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北京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还有湖南、云南、新疆”[5]。这是因为,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必定会给台湾人民造成一定的损失，为了避免这种损失,毛泽东提出以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替代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
二、和平解放台湾设想的提出、发展及其基本要点
毛泽东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有一个发展过程的：1954年7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日内瓦会议后的形势。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一场和平解放台湾的运动。在毛泽东的运筹下,周恩来于1955年3月在人大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6]，这一主张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1955年4月,周恩来准备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说明我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此后,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毛泽东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观点、想法和政策。
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同印度尼西亚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谈话时说:“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和平为上”[7]。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构想。他说:“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8]。1956年春,毛泽东、周恩来委托章士钊到香港,沟通国共两党关系,并带了一封中共中央专门写给蒋介石的信。信中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办法: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章士钊遵照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嘱托,通过台湾派到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将中共中央的信直接交到了蒋介石的手中[9]。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在同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见时说:“我们要同他恢复友好和合作的关系，我们过去合作过两回,为什么不能合作三回呢?”毛泽东很风趣地说:“但是蒋介石反对，他每天反对,我们就每天说要同他合作。”[10]在这里,毛泽东再次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问题。
1956年10月7日,毛泽东等在会见有关人士时说: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11]。1958年炮击金门开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一些朋友时,周恩来就国共和谈问题谈了一些具体设想: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又说,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12]。1958年,毛泽东在处理台湾海峡危机时指出:“我们无求于你们,只希望你们实行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三民主义,然后逐步进到社会主义,如此而已。”[13]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说:“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14]。”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接见新加坡《南洋商报》的一位撰稿人时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指蒋介石等)自己的方式生活。蒋介石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又说,蒋同美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们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关于军队问题,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15]。后来,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些原则概括为“一纲四目”。
1959年2月17日,毛泽东会见摩洛哥共产党代表团时说:“现在我们又讲跟蒋介石合作,他说不干,我们说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干,我们说总有一天美国要整他,总有一天美国要承认我们,丢掉他。蒋介石懂得这一点。我们搞第三次合作,他通过秘密的间接的方法跟我们联系,公开不敢,怕美国,对我们不怕”。[16]1959年10月5日,毛泽东同拉丁美洲17国共产党代表团代表谈话时说：“就蒋介石说,台湾是一个国内问题。是否一定要用武力解决呢?也不是,我们准备同蒋介石谈判,但他不干。我们没有办法,可能有一天会打起来的。”“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一个大中国,一个小中国。”“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17]。”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研究对台工作问题,“认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可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人去办;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18]。1960年,毛泽东、周恩来共同提出,并通过有关渠道向台湾当局转达更为宽大的和平解决台湾的想法，这些想法主要有:第一,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二,台湾回归祖国后,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它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对陈诚、蒋经国等人亦按蒋介石之意重用;第三,台湾所有军政及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第四,台湾社会改革暂缓,等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民众代表进行协商;第五,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的重新合作。1965年7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时说: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三、和平解放台湾设想的深刻影响
毛泽东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直到他1976年去世时都未能实现,但其影响确实是深刻的。
1.为解决台湾问题制订了新的方针,把对台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审时度势,将“武力解放台湾”转变为“和平解放台湾”,这一设想的提出,既使祖国大陆有一个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环境,又可避免因战争给台湾带来的损失,满足了台湾同胞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的需要,更避免了中美发生正面军事冲突的可能，也推动了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台工作的迅速开展。首先,对在台湾的国民党降低了敌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提法上降低了敌意。到1955年中期以后,不论是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还是报刊上的报道和文章,对蒋介石国民党一般不再称“蒋介石卖国集团”,而改为台湾当局;不再讲“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而是提出与之“协商”、“谈判”;不再把宽大范围限定在“除蒋介石一人外”，而是宣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和为上”;二是在军事上降低了敌意。1955年3月14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马祖及其任何岛屿的敌人撤走时,我仍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障碍”。自1955年夏,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主动炮击;在福建沿海地区已修好的飞机场,空军不再进驻;人民解放军继续实行精简整编,全军总兵力由383万减为240万。此后,台湾海峡保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平静。其二,通过秘密渠道,力争沟通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加强对国民党及台湾人士的工作。委托著名人士章士钊赴香港,拜托在中国过境的日本访问苏联代表团成员穗积七郎及其他有关人士去台湾传递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和有关政策以及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信息。其三,分六批特赦国民党战犯,缓和同台湾当局的关系。其四,争取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如李宗仁等)从海外归国,发挥他们在和平解放台湾工作中的作用。其五,做出将金门、马祖继续留在国民党手中的决策,扩大蒋美矛盾,实行“联蒋抗美”,挫败美国“划峡而治”的阴谋。其六,转变对美国的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为和平解放台湾创造外部条件。以上举措,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对台工作出现了新的突破,开创了新的局面。
2.为海内外人士指明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正确途径,调动了他们参加对台工作的积极性。
和平解放台湾设想的提出,是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鲜明立场和积极寻求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挚态度,代表了海峡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期盼祖国统一的愿望。更重要的是,为解决国共两党历史争端，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统一指明了正确途径,因而深得海内外人士的赞扬和支持,也调动了他们参加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积极性。曾经得到毛泽东接见的《南洋商报》的记者曹聚仁,在1957年发表的题为《北行小语》的文章中说,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民主党派也热烈拥护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和政策,积极开展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宣传“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在“民革”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出号召,希望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要人“早日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走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为实现伟大祖国的完全统一而立功”。“民革”中央为了做好台湾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工作,专门成立了“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著名人士、“民革”中央邵力子等也以各种方式,积极宣传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和政策。在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感召下,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人和爱国人士,也公开与在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决裂,重新踏上中国大陆这块热土,回到祖国的怀抱。国民党空军的一些飞行员也驾机回归祖国大陆,受到祖国人民的欢迎。他们回到祖国大陆以后,又为推动台湾的和平解放工作贡献出了一份力量。
3.为邓小平建立完整的科学的“一国两制”的理论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自从和平解放台湾设想出台之后,邓小平、江泽民乃至现任的胡锦涛,都是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一立足点去部署和开展对台工作的。毛泽东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设想的基本要点,对邓小平制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根据新的形势、新的情况、新的需要以及新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政策和“一国两制”这一全新的概念,把毛泽东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最早设想,进一步丰富、发展,形成为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和具体务实的政策等一整套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以及规定了我国特定的地区性的社会制度。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对“一国两制”构想的产生和形成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其功绩将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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