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港制度的政治分析及未来走向

　　2015年的香港，波澜再起。自2月以来，香港激进团体发起多次“反水货客”行动，后演变成“反对内地游客来港自由行”。3月，一批戴着口罩的激进者响应网上号召，以“反水货客”为名，在新界上水、屯门以及九龙尖沙咀集结，指骂、围攻内地旅客，追着旅客并脚踢他们的行李箱和物品。作为回击，有内地网民高喊取消供港制度，“以惩治高傲的香港人”。供港制度――这一延续了数十年的对港物资供应制度，再次被公众的视线聚焦。

　　回归18年，中央政府为保障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不遗余力，供港制度便是为一项对香港的“仁政”。

　　一、“仁政”与供港制度

　　“仁”――儒家的核心精神之一。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即为“仁政”。

　　先秦兼并战争连年不断，百姓民不聊生。名士们可以自选列国而效力，百姓们自然也追随治下稳定的政权。彼时，人口即意味着生产力，统治者要想取得一方基业的稳固，必然要争取平民百姓的支持与定居，从而增加物质生产，壮大国力。于是，在政治上，“仁政”体现为“民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里的“贵”，是“重要”的意思，是统治者得以施行统治的基础。“夫仁政，必自经界始”。仁政的基础是”制民之产”，让老百姓有生活上的基本保障。而“仁术”，即为“施行仁爱之道”，见于《孟子?梁惠王上》篇，是孟子在与齐王讨论用牛换下羊以行衅钟之礼时所说。有了“仁政”，还要辅以“仁术”方得以行之。如果说长久以来中央政府对香港地区的各项照顾性政策是“仁政”，那么供港制度便是其“仁术”的具象表现。

　　1963年春夏，华南地区遭遇大旱，香港亦深受其害，被迫开始限制居民供水。然而此时的香港正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上升阶段，遭遇缺水的瓶颈无疑是一个噩梦。面对香港的困境，周恩来主动伸出援手，批准建立深圳水库，引东江水支援香港。自1965年3月起，广东省每年向港方出售不少于6820万立方米生活用水。1979年，双方达成连年增加供水量的协议，至2000年供水量已达7.8亿立方米。供港制度从此产生，并陆续拓宽了其供应面。

　　二、供港制度的政治分析

　　地域狭窄的香港，人口稠密，最便捷的获取日常生活物资的方式就是从大陆取得。从供水开始，供港物资的种类陆续增加，逐渐形成了包括食品、水、煤炭的供应格局。目前，香港市场上90%的蔬菜，95%的活猪，100%的活牛和河鲜产品，都来自于内地，有力地保障了香港居民的日常食品消费需求。仅以食品供应链条为例，“香港近九成的食品来自进口，其中六成来自内地。而广东毗邻港澳，是港澳市场蔬菜的重要来源基地，其90%以上，每年近80万吨的蔬菜来自广东。”与内地食品安全由数个部门分段管理不同，供港食品形成了一个严格的监管链条，具体体现如下：

　　其一，所有供港蔬菜都需要有“出生证”，必须出自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香港方面认可的供港蔬菜备案基地。所有供港蔬菜严格实施登记制度，且必须来自注册登记的种植基地和农户。一旦发生食品事故，这种信息追溯机制能够快速地找到生产商，解决问题并消除隐患。这就从源头上增加了食品供应商的的安全压力，降低了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风险。

　　其二，形成独立的食品供应系统。大陆对供港食品实行出口配额管理，由商务部在每年年初制定各项供港物资的出口配额任务，并分配到各省市进行生产。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政府负责食品的生产，而是由市场上的企业来进行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和市场供应。这套系统相对封闭，生产目的性很强，增大了供港食品的安全系数。

　　其三，实行严厉的监管手段。内地检验检疫部门和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共同负责供港食品的监管，监管机构职能集中，权责统一。以深圳检验检疫局为例，其配合国家质检总局的政策就制定了十项严格制度以确保供港水果卫生安全。在供港食品模式中，在严厉的监管高压线前，供港生产商一旦违规，将面临撤销供港澳资格的严重后果。

　　然而，供港食品之所以要求严格，并不是内地刻意而为之，而是因为香港的食品检验要求本身就非常严格。“香港按照风险大小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风险管理，对最低风险的一类至少每12个星期检查一次，对中等风险的一类至少每8个星期检查一次，对高风险的一类至少每4个星期检查一次。”来自内地的食品要获得香港准入的通行证，就必须实行香港方面的严格标准。另外，供港制度并非无偿“供港”，供港物资的提供者是市场企业，这是基于市场环境下的正常买卖行为。如果内地不肯供应，香港并非就活不下去，依然可以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物资。

　　三、供港制度的未来走向

　　长时期以来，官方一直强调，保障供港食品稳定安全是政治任务，这给内地居民一种供港物资是“特供”的错觉，也使得部分内地居民留下“供港制度是特权制度”的印象。供港制度的背后主导者是中央政府，这也为这项制度蒙上了一层“特供”的面纱。接二连三的“”事件极大地激怒了内地人，对供港制度的误解也使得不少内地网友抱着“恩主”的心态，高喊取消供港制度。时至今日，供港制度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又是什么造成了香港这部分年轻人对殖民地时期的留恋和盲目的排华?

　　香港经济地位的下降，部分港人殖民心态的残留，以及内地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是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

　　首先，经济地位的下降。十九世纪的香港，尚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自1842年英国割占香港岛开始，香港被港英政府统治经营155年，并在20世纪逐步成长为国际型城市。大陆解放前夕，内地大量资金、设备、人才流入香港，加上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陆遭曾到西方国家的禁运与封锁，香港成为大陆与西方世界沟通的唯一窗口，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促成了香港在20世纪中叶的繁荣。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中国，沿海城市发展迅速，对香港的地位造成威胁，漫长的海岸线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其中最有可能对香港地位造成威胁的是上海。“大上海有着中国10%的生产力，有着雄厚的工业经济基础，有着先进的技术条件，更有着良好的商业传统和江浙两省的坚强后盾。”从1990年到2007年，上海的GDP从占香港的21.3%一跃而至占香港的77.7%，足见其发展势头与潜力。必须承认，香港的经济地位已大不如从前。

　　其次，港人的心理不平衡和殖民心态的残留。回归之后的香港立刻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经济发展遭到重创。加上内地的经济发展状况逐渐赶上甚至超过香港，部分香港人开始怀念起港英统治的时代。与此同时，内地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前往香港旅游观光的内地居民也逐年增加。然而在部分香港居民眼中，内地人还是一副“暴发户”的形象，加上部分内地游客确实素质不高，做出有辱形象的事，更增强了这部分港人的优越感。内地游客前往香港大量购物、内地居民前往香港生产被认为侵占了香港人的资源，引起港人不满。

　　此外，频发的内地食品安全问题引起的内地居民不满。近年来，珠三角的某些超市开始销售“供港蔬菜”，受到消费者的热捧，原因就在于供港食品的监管力度更严，安全性更有保障。难道仅仅是因为两地的食品监管标准不同?“2011年《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中显示，2010年中国出口美国、日本、欧盟的食品安全率也非常高，达99.5%以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地食品安全率低下，事故频发!”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为何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居民就能够享受到比大陆居民更有保障的食品提供?供港制度引起部分内地居民不满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更像是一种区别对待的制度体现。

　　然而，如前文所述，香港人多地少，第一、第二产业早已转移，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必须由大陆提供。供港制度有必要长期保持下去，这直接关系到香港的社会稳定，高喊取消供港制度的网民并非真正理性的网民。香港的激进者也毕竟只是少数，这些人不能代表香港，更不可能达成目的。但这股反对内地游客、支持的激进潮流已显示出其不良影响：引起陆港两地民众间的误会，激化对立情绪，为香港极端反对派找到了提供了新的利用话题，并给了境外敌对势力制造了实施分裂、分化图谋的机会。对此，中央与特区政府必须重视，并探寻合理的解决途径。

　　优化陆港两地交往机制，着力解决交往难题。近年内地游客的大量入港确实对香港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反水客”中的“水客”即指来往于陆港两地的走私者，如何应对两地人民的交往给香港带来的压力是两地政府必须直面的问题。只有合理地疏导缓解这些压力，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内地游客对香港居民生活的冲击，才能从根源上化解不满情绪。

　　陆港两地都要加大对民众关于港情、陆情的宣传与普及。香港民间对大陆人不满的声音经过一些居心不良的人的放大，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境外媒体的大肆渲染，已对香港居民的认识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模糊了内地人对于香港乱象真相的认识。对网络上的激进声音与不实消息，两地官方要及时澄清网络谣言，发布事实真相，引导民众理性对待激进事件，防止事件继续发酵扩大。另外，要严惩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公共财物的激进分子，震慑这些破坏两地关系稳定者。

　　逐步提升内地的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内地食品安全问题的频发，让不少内地居民对内地的食品安全失去信心。供港制度本不是“特权制度”，但与内地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一对比，难免让内地居民心生不平，造成“我们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都留给你们”的错觉。大陆居民对供港食品的热捧反映了内地不健全的食品监管现状，也是造成部分网民对待激进事件更加激进的推手。

　　尽管香港社会长期存在着激进的声音，但我们要清楚地知道，绝大多数港人是爱港爱国的，绝大多数内地居民也能够理性看待这一系列风波。两地人民交往中存在误解与隔阂是正常现象，加以合理的引导与解释就可以帮助两地人民认清事实与真相，化解矛盾。供港制度是一项“仁政”，它极大地保障了香港居民日常生活的稳定与香港经济的发展;供港制度又不是一项“仁政”，因为其本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供给制度，并不是一项特权制度。评判一项“仁政”是否得当的方式不在于施政者得到了多少回报，而在于它是否切实给民众带来了切实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