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言语行为理论维度中文学要素再思考
王树娟分享
【论文关键词】言语行为理论 世界 读者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但对语言研究，特别对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以及语言习得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对文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从言语行为理论维度对文学要素中世界要素和读者要素进行了再思考，对传统的解读方法作了补充。
言语行为理论讨论的是言与行，讲的是说话与做事的关系。把“言”和“行”区别对待，在中西方的语言中都能找到一些例证。如《论语》中有关于孔子见其弟子宰予白天睡觉而表达气愤的记载:“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在孔子看来，“言”是“言”，“行，，是“行”。西方有一句谚语“Action speaksthan words"，这反映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言”与“行”也是分立的。而作为奥斯汀“语言现象学”这一哲学范畴精髓的言语行为理论，它的主旨是把言语看作行为，就是说，人们强调说话时的语境与说话者的意向，语言的主要作用是完成各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打破了“言”与“行”的对立，为言语与行为之间建立了一个桥梁。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不仅对语言研究，特别对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以及语言习得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文学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美国当代文艺学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提出了文学四要素的著名观点。他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等四个要素组成。言语行为学理论的提出与发展让我们在一个新的维度中重新思考了文学要素中的“世界”要素和“读者”要素。从而使我们对文学的发展和认知走进一个新阶段。
一、言语行为理论概述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于1923年首先提出了言语行为(speech act)这一概念。指人们为实现交际目的而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语言的行为。言语行为理论则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首先提出的。1957年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去作讲座，以《以言行事》为书名发表了讲座的全部内容，在其论述中，贯穿了一个思想:人们说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说话，当他说一句话的同时可以实施一个行为。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不应是词、句子或其他语言形式，而应是人们用词或句子所完成的行为。他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人们在以言行事，说出某句话便是做出某件事，说任何一句话时，人们同时要完成3种行为:以言表意行为(the locutionary act)、以言施事行为(the illocutionary act )、以言取效行为( the perlocutionary act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把语言研究从以句子本身的结构为重点转向句子表达的意义、意图和社会功能方面，从而突出了用语言做事或言语的社会功能。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创立后立即引出了大量哲学论述。其中美国哲学家塞尔的影响最大，他将言语系统化，阐述了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分类标准，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indirect speechact theory)这一特殊的言语行为类型。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使言语行为理论成为当今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言语行为理论逐渐完善的过程中，其对文学研究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让我们在新的维度中对文学要素进行了再思考。
二、言语行为理论维度中的“世界”要素
世界是文学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一直是文论关注的焦点，它已成为探讨文学意义和价值的重要基础。在我们熟知的文学观念中，要么将文学定义为对世界的摹仿，要么认为文学卓然独立于世界。它们大多忽略了文学与世界之间互文的、动态的、“相互性”的关系。而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则改变了这一状况，它把文学视为一种言语行为，一种以社会规约为恰切条件的述行，一种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规约之间的话语互动。这样，文学话语并非“反射”或“指涉”某个外在的纯然客体的中介物，而是像日常言语行为一样，创造了自己的文本世界，同时也参与了对物质世界的建构。
传统的摹仿说认为，文学作品的摹仿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所创造的形象反映了某一公认的历史、社会或心理现实，如鲁迅对五四时期种种人性弱点的揭露，《红楼梦》对封建主义末期封建家族走向衰落的揭示，或者张爱玲对女性细腻心理的描述等等;另一方面，它是一种对理想的、“形而上的”现实的展望。
在言语行为理论的维度中，文学摆脱了附着于现实、附着于日常语言的地位，它因此成为理解文学与现实关系时与摹仿说、表现说、客观说、实用说(艾布拉姆斯的四分法)等并列的新维度。上述四说的共同点在于总是假设存在着某一时间上“先在”、空间上“位于语言外部”的原初可供文学参照和摹仿的东西。被摹仿者与摹仿者之间构成本质与非本质、中心与非中心的二元对立。即使是在看起来与摹仿论相对的表现论那里也同样是以“文学即再现”为假设的，它不过是将再现的对象由客观世界替换成了作者的创造性个性，即心理现实。在早期将这一理论引人文论的学者那里，仍然维持文学与哲学、虚构话语与日常话语之间二元对立的等级关系，现实仍然是文学不可撼动的指涉物和摹仿对象。塞尔(John Searle)在其《虚构话语的逻辑地位》一文中提出文学是对日常言语行为的摹仿，而且这种摹仿正如低级序列、简单行为常常摹仿更高级的序列和复杂的行为一样。在这里文学的摹仿对象已不是客观物质，而是描述现实的日常话语或“自然语言”。
斯坦曼则将文学阐释与言语行为的“言后行为”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虚构话语中存在一条原则将非虚构话语中的言说行为、命题行为和言外行为悬置起来，虚构话语要想有意义，作者又必须佯装实行命题行为和言外行为，即“佯装报道有人正在实施言说行为，命题行为和言外行为”。因此，虚构话语寄生于非虚构话语之上，或者说“倒骑在非虚构话语的背上”。虽然斯坦曼承认虚构话语的言说行为和非虚构话语一样具有同等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不是来源于对存在的或曾经存在的事物的指涉，而在于话语产生的言后行为。但是他给虚构话语贴上“虚假的”或“摹仿的言语行为”的标签似乎又使文学的地位降到了原点。至此，在文学与世界、文学话语与日常话语之间都隐含着一个二元对立的等级制，而且认为文学永远处于依附的、次要的地位。
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则认为，文学绝不是对现实的被动反映，不是社会规约的附庸，它同时也创造自己的文本现实，影响甚至塑造社会现实。德里达认为，文学通过语言产生了一种启迪的力量，一种在某种程度上与司法语言共有的力量:它不仅教会我们更多、甚至是“基本的”关于所有写作及其阐释时的哲学和科学局限性，而且甚至“可能超过它们，质询它们，‘虚构化’它们”。
作为虚构话语的文学，它又是怎样创造世界的呢?伊瑟尔的解读比较有代表性。文学要具有吸引力，就必须带给读者一些新的东西。因此文学不可能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自己的主导思想，相反它常以打现有制度的擦边球来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伊瑟尔明确表示:“虚构话语具有言外行为的基本属性”，一方面，它关涉规约;但另一方面，它又引领读者理解文本得以形成或述行的选择机制，进而使得读者生产出文本的实际意义，最终达到文学成功述行的目的。虚构话语正是通过解除所选择的规约的实际功能而产生效应:“我们的言语行为需要的是纵向规约，但是不同规约的横向组合又能使我们完全看清我们怎样实施行为。在他看来文学文本既不复制世界，也不与世界唱反调，它将既存的意义模式进行重新安排和重新分等。任何语言都有自己的语境和规约，以此形成话语并受其制约，文学也不例外。文学离不开世界，否则文学话语便无法生成，更无法成功交流，最终也就失去了作为话语的意义。在言语行为理论的维度中，将文学视为言语行为:一方面，文学创造自己的世界，或者改变原有世界;另一方面，世界又是文学成功述行的首要条件。
三、言语行为理论维度中的“读者”要素
读者是文学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文学到了读者那里既可以说是文学活动的终结也可以说是文学活动的重新开始或者说是真正的开始。读者对文学的参与活动也就是文学的阐释或者说是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一直是西方美学和文学批评领域里的核心论题，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的理论批评家们一贯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从属于文学创作话语的，是用来阐释作品的意义、说明作品文学形式和创作规律的。70年代以后，解构主义者提出文学批评是独立于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在于具体深刻地开发文学创作话语，以达到开辟新的空间。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对文学批评的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学批评是一种既需要完全依从于文本、准确把握文本定义，又需要走出文本、独立自主地处理文本，对之再命名的施为性活动，文学批评不是一种自在自律的机械的话语形式，而是一种自主自卫的能动的行为方式。
从人说语言的观念出发，奥斯汀认为言语行为是一种完全受制于演说主体的活动，言语的功能主要是用来传达和履行言说主体的意向意图，完成某种行为。在奥斯汀看来，将具体言语放到特定的语境中，联系言说者的意图，全面准确地理解它的本意，是言语阐释的唯一正确的思路和方法。一个真正的言语阐释者既应关注言语“行”的层面，更应关注“言”的层面，将再现和再创造结合起来。再现言语是记述性的复述言语，再创造言语是对言语进行再命名，重构言语是施为性的。一个真正的言语阐释者既应是记述性的，更应是施为性的，应将记述和施为密切结合起来。这种言语阐释的理论运用在文学领域中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阐释和批评理论，以希利斯·米勒为代表。米勒把这种新的批评理论命名为“阅读的伦理学”。
文学行为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在于文学所做的事也就是文学活动制作的作品会促成新的事物，可以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从而引导人们走向新的生活，也就是奥斯汀所说的以言行事。不过这一切的完成都需要读者的参与，借助于阅读行为。一方面，一切阅读都是对某个文本的阅读，只有全面细致地了解具体的文本，才能进人到文本中去。另一方面，任何阅读都是在特定状态下的阅读，基于特定的立场、视角之上，必然是有偏离的，是一种再创造，具有开发性。人们借这种具有施为性的再创造活动来再造现实，再建新的生活方式和法则，开辟新的生活视野。比如踩在雪地里第一个脚印上的第二个脚印，第二个脚印踩在第一个脚印上，两者有重合之处，有同一性。另一方面，第二个脚印的大小及它所处的时间和状态又不可能与第一个脚印完全一致，第二个脚印必然会改变第一个脚印，两者也必然会有差异。
在以言、行互补为本质特征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下，言语行为理论纬度中读者要素也有了新的意义，特别是以读者为参与主体的文学批评活动。文学批评既是从具体文学文本出发，全心全意追踪作者原意，阐释文本本意，又是走出原文本、有新意地开发文本的新层面、创造新语境的行为，是一种集记述性与施为性的活动。言语行为理论纬度中的文学批评观念是西方文论中全新的思路和成果，使我们对文学批评和文学活动中读者要素的理解有了全新的认识。
四、结语
言语行为理论是研究语言使用问题的基本理论，它为语言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但它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它促使我们在言语行为理论这一新的维度中对文学要素中”世界”和”读者”要素进行再思考，使我们对文学有了新的理解。它使我们对旧的文学观念有所扬弃，也为我们今后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但对语言研究，特别对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以及语言习得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对文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从言语行为理论维度对文学要素中世界要素和读者要素进行了再思考，对传统的解读方法作了补充。
言语行为理论讨论的是言与行，讲的是说话与做事的关系。把“言”和“行”区别对待，在中西方的语言中都能找到一些例证。如《论语》中有关于孔子见其弟子宰予白天睡觉而表达气愤的记载:“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在孔子看来，“言”是“言”，“行，，是“行”。西方有一句谚语“Action speaksthan words"，这反映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言”与“行”也是分立的。而作为奥斯汀“语言现象学”这一哲学范畴精髓的言语行为理论，它的主旨是把言语看作行为，就是说，人们强调说话时的语境与说话者的意向，语言的主要作用是完成各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打破了“言”与“行”的对立，为言语与行为之间建立了一个桥梁。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不仅对语言研究，特别对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以及语言习得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文学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美国当代文艺学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提出了文学四要素的著名观点。他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等四个要素组成。言语行为学理论的提出与发展让我们在一个新的维度中重新思考了文学要素中的“世界”要素和“读者”要素。从而使我们对文学的发展和认知走进一个新阶段。
一、言语行为理论概述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于1923年首先提出了言语行为(speech act)这一概念。指人们为实现交际目的而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语言的行为。言语行为理论则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首先提出的。1957年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去作讲座，以《以言行事》为书名发表了讲座的全部内容，在其论述中，贯穿了一个思想:人们说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说话，当他说一句话的同时可以实施一个行为。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不应是词、句子或其他语言形式，而应是人们用词或句子所完成的行为。他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人们在以言行事，说出某句话便是做出某件事，说任何一句话时，人们同时要完成3种行为:以言表意行为(the locutionary act)、以言施事行为(the illocutionary act )、以言取效行为( the perlocutionary act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把语言研究从以句子本身的结构为重点转向句子表达的意义、意图和社会功能方面，从而突出了用语言做事或言语的社会功能。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创立后立即引出了大量哲学论述。其中美国哲学家塞尔的影响最大，他将言语系统化，阐述了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分类标准，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indirect speechact theory)这一特殊的言语行为类型。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使言语行为理论成为当今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言语行为理论逐渐完善的过程中，其对文学研究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让我们在新的维度中对文学要素进行了再思考。
二、言语行为理论维度中的“世界”要素
世界是文学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一直是文论关注的焦点，它已成为探讨文学意义和价值的重要基础。在我们熟知的文学观念中，要么将文学定义为对世界的摹仿，要么认为文学卓然独立于世界。它们大多忽略了文学与世界之间互文的、动态的、“相互性”的关系。而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则改变了这一状况，它把文学视为一种言语行为，一种以社会规约为恰切条件的述行，一种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规约之间的话语互动。这样，文学话语并非“反射”或“指涉”某个外在的纯然客体的中介物，而是像日常言语行为一样，创造了自己的文本世界，同时也参与了对物质世界的建构。
传统的摹仿说认为，文学作品的摹仿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所创造的形象反映了某一公认的历史、社会或心理现实，如鲁迅对五四时期种种人性弱点的揭露，《红楼梦》对封建主义末期封建家族走向衰落的揭示，或者张爱玲对女性细腻心理的描述等等;另一方面，它是一种对理想的、“形而上的”现实的展望。
在言语行为理论的维度中，文学摆脱了附着于现实、附着于日常语言的地位，它因此成为理解文学与现实关系时与摹仿说、表现说、客观说、实用说(艾布拉姆斯的四分法)等并列的新维度。上述四说的共同点在于总是假设存在着某一时间上“先在”、空间上“位于语言外部”的原初可供文学参照和摹仿的东西。被摹仿者与摹仿者之间构成本质与非本质、中心与非中心的二元对立。即使是在看起来与摹仿论相对的表现论那里也同样是以“文学即再现”为假设的，它不过是将再现的对象由客观世界替换成了作者的创造性个性，即心理现实。在早期将这一理论引人文论的学者那里，仍然维持文学与哲学、虚构话语与日常话语之间二元对立的等级关系，现实仍然是文学不可撼动的指涉物和摹仿对象。塞尔(John Searle)在其《虚构话语的逻辑地位》一文中提出文学是对日常言语行为的摹仿，而且这种摹仿正如低级序列、简单行为常常摹仿更高级的序列和复杂的行为一样。在这里文学的摹仿对象已不是客观物质，而是描述现实的日常话语或“自然语言”。
斯坦曼则将文学阐释与言语行为的“言后行为”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虚构话语中存在一条原则将非虚构话语中的言说行为、命题行为和言外行为悬置起来，虚构话语要想有意义，作者又必须佯装实行命题行为和言外行为，即“佯装报道有人正在实施言说行为，命题行为和言外行为”。因此，虚构话语寄生于非虚构话语之上，或者说“倒骑在非虚构话语的背上”。虽然斯坦曼承认虚构话语的言说行为和非虚构话语一样具有同等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不是来源于对存在的或曾经存在的事物的指涉，而在于话语产生的言后行为。但是他给虚构话语贴上“虚假的”或“摹仿的言语行为”的标签似乎又使文学的地位降到了原点。至此，在文学与世界、文学话语与日常话语之间都隐含着一个二元对立的等级制，而且认为文学永远处于依附的、次要的地位。
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则认为，文学绝不是对现实的被动反映，不是社会规约的附庸，它同时也创造自己的文本现实，影响甚至塑造社会现实。德里达认为，文学通过语言产生了一种启迪的力量，一种在某种程度上与司法语言共有的力量:它不仅教会我们更多、甚至是“基本的”关于所有写作及其阐释时的哲学和科学局限性，而且甚至“可能超过它们，质询它们，‘虚构化’它们”。
作为虚构话语的文学，它又是怎样创造世界的呢?伊瑟尔的解读比较有代表性。文学要具有吸引力，就必须带给读者一些新的东西。因此文学不可能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自己的主导思想，相反它常以打现有制度的擦边球来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伊瑟尔明确表示:“虚构话语具有言外行为的基本属性”，一方面，它关涉规约;但另一方面，它又引领读者理解文本得以形成或述行的选择机制，进而使得读者生产出文本的实际意义，最终达到文学成功述行的目的。虚构话语正是通过解除所选择的规约的实际功能而产生效应:“我们的言语行为需要的是纵向规约，但是不同规约的横向组合又能使我们完全看清我们怎样实施行为。在他看来文学文本既不复制世界，也不与世界唱反调，它将既存的意义模式进行重新安排和重新分等。任何语言都有自己的语境和规约，以此形成话语并受其制约，文学也不例外。文学离不开世界，否则文学话语便无法生成，更无法成功交流，最终也就失去了作为话语的意义。在言语行为理论的维度中，将文学视为言语行为:一方面，文学创造自己的世界，或者改变原有世界;另一方面，世界又是文学成功述行的首要条件。
三、言语行为理论维度中的“读者”要素
读者是文学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文学到了读者那里既可以说是文学活动的终结也可以说是文学活动的重新开始或者说是真正的开始。读者对文学的参与活动也就是文学的阐释或者说是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一直是西方美学和文学批评领域里的核心论题，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的理论批评家们一贯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从属于文学创作话语的，是用来阐释作品的意义、说明作品文学形式和创作规律的。70年代以后，解构主义者提出文学批评是独立于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在于具体深刻地开发文学创作话语，以达到开辟新的空间。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对文学批评的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学批评是一种既需要完全依从于文本、准确把握文本定义，又需要走出文本、独立自主地处理文本，对之再命名的施为性活动，文学批评不是一种自在自律的机械的话语形式，而是一种自主自卫的能动的行为方式。
从人说语言的观念出发，奥斯汀认为言语行为是一种完全受制于演说主体的活动，言语的功能主要是用来传达和履行言说主体的意向意图，完成某种行为。在奥斯汀看来，将具体言语放到特定的语境中，联系言说者的意图，全面准确地理解它的本意，是言语阐释的唯一正确的思路和方法。一个真正的言语阐释者既应关注言语“行”的层面，更应关注“言”的层面，将再现和再创造结合起来。再现言语是记述性的复述言语，再创造言语是对言语进行再命名，重构言语是施为性的。一个真正的言语阐释者既应是记述性的，更应是施为性的，应将记述和施为密切结合起来。这种言语阐释的理论运用在文学领域中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阐释和批评理论，以希利斯·米勒为代表。米勒把这种新的批评理论命名为“阅读的伦理学”。
文学行为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在于文学所做的事也就是文学活动制作的作品会促成新的事物，可以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从而引导人们走向新的生活，也就是奥斯汀所说的以言行事。不过这一切的完成都需要读者的参与，借助于阅读行为。一方面，一切阅读都是对某个文本的阅读，只有全面细致地了解具体的文本，才能进人到文本中去。另一方面，任何阅读都是在特定状态下的阅读，基于特定的立场、视角之上，必然是有偏离的，是一种再创造，具有开发性。人们借这种具有施为性的再创造活动来再造现实，再建新的生活方式和法则，开辟新的生活视野。比如踩在雪地里第一个脚印上的第二个脚印，第二个脚印踩在第一个脚印上，两者有重合之处，有同一性。另一方面，第二个脚印的大小及它所处的时间和状态又不可能与第一个脚印完全一致，第二个脚印必然会改变第一个脚印，两者也必然会有差异。
在以言、行互补为本质特征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下，言语行为理论纬度中读者要素也有了新的意义，特别是以读者为参与主体的文学批评活动。文学批评既是从具体文学文本出发，全心全意追踪作者原意，阐释文本本意，又是走出原文本、有新意地开发文本的新层面、创造新语境的行为，是一种集记述性与施为性的活动。言语行为理论纬度中的文学批评观念是西方文论中全新的思路和成果，使我们对文学批评和文学活动中读者要素的理解有了全新的认识。
四、结语
言语行为理论是研究语言使用问题的基本理论，它为语言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但它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它促使我们在言语行为理论这一新的维度中对文学要素中”世界”和”读者”要素进行再思考，使我们对文学有了新的理解。它使我们对旧的文学观念有所扬弃，也为我们今后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