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方向论文参考

　　在我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汉语言文学是其传承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汉语言文学也成为了人们了解中华文化的最关键的途径。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汉语言文学方向论文参考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汉语言文学方向论文参考篇1

　　浅论汉语言文学塑造人的灵魂

　　一、汉语言文字的基本功能

　　文字的起源，从远古的壁画、岩画发展到甲骨文象形文字阶段，是汉语言文字的诞生过程。古人发明了文字以后的最初时期，文字的最初功能是表达、传播人类智力发展后所产生的思想，这种思想远远超乎肢体语言、表情和声音所能表达的思想。不仅以数字替代记事的结绳，还把各种亲历的所见所闻，用文字记述下来，可以使读者再现记述者的所见所闻。这个时期，文字的功能主要是记录、传播思想的工具，它开拓了人类思想交流的广阔天地。文学是通过文字，把人类的复杂的思想感情表述、升华、再创造的过程。它极大的开发了人类的思想空间，为启迪人类智慧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与推动作用。

　　二、对汉语言文学的追求

　　在漫长的中华文明之中，汉语言文学形成了其特有的式以及风格特征。但是和世界文学一样，无外三者：真、善、美。

　　1、对真追求

　　不管文学还是客观的人，对真孜孜诉求。不管是文学作品的主题，还是正面的主人公，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本真。文学所追求的真，可以分为两方面进行理解：(1)客观的真。客观的真，是指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候，多以客观生活为基础，来写作自己的文学作品。客观上的“真”不仅是对客观环境进行如实的描写，也对客观人物的环境进行如实描写。客观的真，既是文学作品环境的真。(2)内在的真。这多指在叙述人物的心理时，进行真的描写。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作都务求真实而写作，不管这心理是对是错，是否符合逻辑都求真实的表出来。内在的真，就是文学作品人物内心真。

　　2对善追求

　　善恶有分，是人在后天养成的品质，而文则直观的把它表现出来。不管是哪部文学作品，其描写的有善，对善的歌颂，对善的渴求，对善的淋漓尽致的描绘有的时候是用恶来衬托善，此外，用“善”来言善。例如：沈从文的《边城》没有恶人，全是善者，虽然最后结局不好。却把“善”发挥到极点。虽然有全描写善的文学作品，但是不会存在全描写恶的文学作品，“恶”不能独立材，只有善可以。3、对美追求

　　文学不仅在形式上追求美，也在本质上追求。对于文学的形式，不管是整饬的还是散落的，其都追求式的美，没事多种多样的，也是多层面的。诗歌形式之美整饬押韵，散文形式之美是散乱无序之美。不过这两种式的美已经渐渐结合在一起。在本质上追求美，就是在主上追求美，文学主题不管是悲伤的还是喜悦的。其主题都美的。既是正面的主人公最后没能完成目标而死亡，例如哈姆雷特，但是其主题也是美的：悲壮之美。追求美。是文最外在的表现，美既是文学，文学既是美。

　　三、汉语言文字的内在潜力

　　任何一种文字，都有它的独特的长处，汉语不例外有它独有的文学潜力，它一字一义，一字一音这种特质，使诗、词、赋、曲等这些文学奇葩的产生和发展，有了它必须的土壤。在《诗经》的基础上，把诗这一文学形式推向极致。穷绝中华五千年历史，唐诗对于诗这一汉语言文学所特有的文学形式创造和完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汉语言文学所特有的诗的美。唐诗绮丽美妙，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精彩纷呈。及至宋代，宋朝人潜心投入了词的创作，后世人只有仰视的份儿。当然，词只是宋朝艺术园林中最美丽的花朵之一，该朝代的散文、绘画、书法等艺术创作同样惹人注目。同样，元朝人另辟溪径，把戏剧、散曲这种新诗歌艺术形式推到了极致。

　　四、提高汉语言文学对人的修养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气质，也就有不同的修养。有的人见义勇为，有的袖手旁观，有的好逸恶劳，有的勤劳肯干，这就说明了修养的有不同性质，有不同的表现。各式各样的修养，在总的要求上，却有一个质的规约，那就是向真，善，美方向发展。这正好和文学的追求一样，文学的追求，客观上来说，也就本质上人的修养的追求。

　　首先、汉语言文学能够提高人的修养。文学，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天地，只要进入到文学的世界，你就会被其所有美好的东西所包裹。对于人的修养，文学则能提高人的修养。修养，首先就是“修”，有什么样的“修”，就有什么样的“养”。人的后天模仿性很强，不管是对好的事物还是坏的事物，人区分好坏的能力也不是天生就有的，是在后天的道德基础上形成的。其次、汉语言文学能够修正人的修养。人的修养是各有特色的，有好的一方面，也有坏的一方面。文学对于好的一面，可以使其更加坚固的存在，对于坏的一面，则能细致的修正。文学，因其内在规律的性的存在。对人发之以感染力，让人陷入情知理的思考，以反思自己的行为。人对情知理的思考，是一个久远的课题，其历史源远流长。

　　最后、汉语言文学能够指导人的修养。修养是后天的修为，其需要对一定的物质形态进行模仿，而文学则能很好的指导人的“模仿”。修养的模仿，可以是现实的行为方式，也可以是虚拟的行为方式。对于现实的行为方式，其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瑕疵，世上没有圣人。圣人这个名词只是给圣人取的客观名字而已，其实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在此基础上。人模仿的行为方式.总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偏差。汉语言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代表，是中国长达5000年的人类文明的结晶，也是中国人修养形态的客观沉淀，对国人的修养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必须正视汉语言文学对人修养的作用.尤其在现在异化越来越严重的社会，规范自己的修养，美化自己的修养。使文学和修养有机的联系起来。

　　参考文献：

　　[1]蔡元培.中国人的修养[J]工人出版社

　　[2]郑淑媛_先秦儒家的精神修养[J]

　　[3]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J]

　　汉语言文学方向论文参考篇2

　　浅析茅盾文学创作的二维解读

　　摘 要：茅盾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创作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其作品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特色、浓厚的政治色彩、高超的艺术成就，占据了现代文学史重要的一角。但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特别是从《子夜》中吴荪甫身上，让我们看到了茅盾创作动机与创作心理定式的矛盾交汇。

　　关键词：茅盾;创作动机;心理定式

　　茅盾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创作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长期享有极高的称誉，曾被许多人看作是“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完美结合”。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的“社会剖析小说”被尖锐批判为“主题先行”。在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也被排除在小说大师之外。近年来，对于茅盾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甚至两极分化。

　　这里笔者想从创作动机和心理定式两方面，对茅盾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子夜》，做一些个人的解读。

　　一、个人和时代的需要形成了茅盾特有的创作动机

　　所谓“动机”是由特定需要引起的，为满足需要的特殊心理状态和意愿。而创作动机就是驱使作家投入文学创作活动的特殊心理状态和意愿。美国心理学家克雷奇指出：动机就是“一种需要或欲望，它是和达到适当目的意向相联系的。”茅盾的创作动机笔者认为可以从革命理想、时代需要以及作为文学评论家的理性思维特点几个方面来认识。

　　1.革命理想与创作动机

　　有人批评茅盾的创作“主题先行”，政治目的性太强。笔者认为这与他所追求的革命理想是分不开的。茅盾是我国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是一位热衷于社会活动的革命家。茅盾自己曾说对文学并不是那样的忠心不贰。内心趣味更接近社会运动，并没有想要做小说，更不曾想到要做文艺评论家[1]。可见，茅盾的最初理想并非是一个小说家，而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与革命家。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理想就必定使他的创作具有了较强的政治目的性。使他在一开始创作时，就自觉地从社会革命角度来表现整个中国社会变动的人心与广阔的生活画面。如《蚀》真实地再现了大革命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虹》反映了中国“五四”至“五卅”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变化。《子夜》则是通过吴荪甫的终于买办化，说明在帝国主义压迫制约下，中国社会不可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

　　2.时代需要与创作动机

　　茅盾创作《子夜》前，中国曾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参加论战者大致有三种论点：第一，中国社会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革命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第二，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任;第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既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也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夹缝中取得存活与发展，从而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2]。作为共产党人的茅盾，必定是站在第一种观点的立场上，为了宣传这一既定的政治主张，他创作了《子夜》，塑造了中国30年代民族资本家的典型吴荪甫。作品中的吴荪甫，具有游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有刚毅果决办企业的魄力，精明强干，雄才大略，且经济实力雄厚。但他在工人斗争日益高涨、农民暴动迭起、买办资本家的挟持下，最后也不得不破产出走。吴荪甫的悲剧结局，应该说是茅盾的创作动机决定的，是茅盾对论战中后两种观点的驳斥。他形象地告诉人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多么强大，多么顽强抗争的吴荪甫辈，也避开不了失败的命运。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是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3.理性思维与创作动机

　　茅盾在从事文学创作前，是从事文学批评的。对社会理性化的分析，深入的深思，使他对社会现实有清晰的认识，对社会政治事件也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受到沉重的打击。但他的理性使他拿起文学的武器继续他的革命事业。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笼罩在战争的阴影里，这样的社会现实，使茅盾更加深刻的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也促使他更加关注现实，从大处着眼，以政治的眼光审视眼前所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重大变故。

　　因此，笔者认为茅盾创作中表现出的政治倾向性，是历史、社会赋予他的创作特色，是无可厚非的。

　　二、文学家的精神气质形成的创作心理定式

　　心理定式，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倾向。作家的创作，一方面可能取决于作家本人特殊的心理因素;另一方面，来自于他早年或当前的生活方式逐步构建的心理定势。作家的这种特殊的心态，导致了他从本身特殊的角度出发，对外在客体作潜在的选择、取舍和艺术组合[6]。苏联心理学家安德烈耶娃在《社会心理学》中说：“定势始终是在具有一定需要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情境的条件下产生的。”那么，茅盾的这种创作心理定式是怎样产生和体现的呢?

　　笔者以为，虽然茅盾的创作动机是基于一个革命家的理想和理性，但是一个文学家所具有的创作理念，遵循的创作规律，以及个人的生活阅历，情感经验等等，经过长期积淀，必定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浸染在他的精神气质之中，这样的精神气质体现在他的创作中，自然而然会表现为一种创作的心理定势，这种心理定势有时会与其创作动机不一致，甚至是背道而驰。1.创作理念积淀形成的心理定式

　　茅盾主张在具体文学创作过程中，文学应遵循自身的规律与特点，作家应该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应该具有独立的审美意识。提出“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是一种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语言艺术，交织着情感与理性。”[7]他的这些文学主张和审美意识会自然渗透在他的创作中。如《子夜》的创作虽然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但作为文学家真实再现生活的创作理念和审美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还是体现在了作品之中。如写吴荪甫在与赵伯韬的斗争中，他的倔强、不服输、最后不惜抵押工厂、住宅，与赵伯韬决一死战，让我们读出了吴荪甫的民族气节，当然也读出了字里行间透出的对吴荪甫的赞赏之情，这似乎有违其作者创作的初衷。不仅对吴荪甫如此，甚至对工贼屠维岳也如此。按理，屠维岳是一工贼，他破坏和镇压工人运动，是与无产阶级革命者背道而驰的，茅盾对他应该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然而，细读《子夜》，却发现作品中似乎也流露出溢美之情，如屠维岳第一次面见吴荪甫时所表现的镇定与倔强，面对吴荪甫的咆哮和威压，屠维岳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惜丢掉工作的勇气等等。

　　作品中对吴荪甫们的肯定、赞赏，我们似乎又可以清楚地读出：中国要强盛、要发展，就应该充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而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就非常需要吴荪甫这样的民族资本家。这一内涵的表达与茅盾作为革命家的创作初衷可以说是相背离的。由此也表明，茅盾在创作时，其创作动机和心理定式是相互冲突的，因而对吴荪甫命运的决定也是游移的：既想通过他的失败驳斥当时存在的错误思想意识，又希望吴荪甫之流能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找到他们的用武之地。所以，当茅盾不得不按照革命家的政治意图写出吴荪甫的最后失败时，对其悲剧结局的描写，实则隐含有一种悲怆的意蕴。

　　2.生活体验赋予的心理定式

　　茅盾主张，创作应该按照自己的情感体验写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写自己熟悉的题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学家，最熟悉的莫过于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所以，在他的作品中，知识分子形象远比革命者的形象更生动，留给读者的印象也更深刻。他曾说：“左拉因为要做小说，才去体验人生;托尔斯泰则是经验了人生以后才来做小说。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可是到我自己来试做小说的时候，我却更近于托尔斯泰了。”[1]所以创作时，那些在生命中有体验的真实生活感受，也就自然而然真实而鲜活地呈现在作品中。连那些对茅盾持否定态度的评论者都承认“茅盾最初避难时为谋生与宣泄而仓促写成的《蚀》三部曲中，就大量留存了这类格外真实鲜活触目惊心却不合革命理性的感性细节，阴差阳错地成了茅盾笔下最为恣意放纵、酣畅淋漓也最见真性情的一部作品”[8]。

　　总之，“作为文学家的茅盾，时时被革命家的茅盾的潜在的敏感和政治意趣所浸染，使他所积淀的政治生活不时地上升到意识的层面。”[9]但也许正是革命家理性的创作动机与文学家感性的心理定式矛盾的结合，才使茅盾的文学创作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社会影响力和艺术生命力的经典。

　　参考文献：

　　[1]茅盾.茅盾全集：19卷.从牯岭到东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茅盾.子夜·再来补充几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3]茅盾.创作生涯的开始[J].新文学史料，1981(1).

　　[4]吴娜，龚晨.文学要反映社会—赵遐秋谈《子夜》[N].光明日报，2013-09-24(9).

　　[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郑群辉.文学创作动机管见[J].吉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2).

　　[7]茅盾.茅盾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8]徐明秀.现代性的恐惧与诱惑[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9]孙中田.《子夜》的艺术世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