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企业跨越式发展战略探析(2)

　　三、政策利用型战略
　　由于我国特殊的意识形态，从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起，国家对出版业的管理就非常严格，同时也给予了许多扶植措施，如果能够善加利用，也能够让出版企业事半功倍。因此，出版企业可以充分研究利用政策，抓住政策带来的机遇，快速形成相对于其他出版企业的比较优势，达到跨越式发展目标。
　　随着出版改革的发展，新闻出版总署陆续公布了一批出版社改制试点单位。其中一些优秀的出版单位，能够以这次政策的变动为契机，整合内外部资源，实现自己的跨越式发展。从2000年辽宁出版集团成为我国首家政企分开的出版集团到2007年12月21日“出版传媒”的高调上市，2008年，中信出版社将升级为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我国首家由单一出版社改制而成的股份制企业。以中信出版社为例，总署给予了不少政策支持，批准了系列牌照，包括图书、杂志、音像、电子、网络的出版权，图书发行的总发权以及连锁经营资格，同时还允许中信社进行出版投资，目标是做跨媒体、多渠道的内容提供整合商等等。
　　起源于2004年中法文化年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是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重要项目，已纳入“十一五”文化发展重大工程。该计划主要是采取资助翻译费的方式，鼓励各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的图书，让世界人民能够以自己熟悉的文字，通过阅读图书更多的了解中国。同时，国家还通过相关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工作的扶持政策，例如：制定“鼓励和扶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若干政策”的配套文件等。借此东风，国内一些大的出版集团迅速行动起来：山东出版集团每年拿出3000万元作为对外出版的配套资金，与英国、英国版协成立“中国出版公司”，开始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辽宁出版集团已与贝塔斯曼成立了合资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已与美国哈伯考林斯签署5年出版50本中国图书的战略合作协议;江苏凤凰出版集团与法国阿榭特集团、北京出版集团与美国兰登书屋的合作也在积极进行中;科学出版集团与德国斯普林格、英国汤姆森、荷兰爱斯维尔等已经成为定向版贸合作的伙伴……这种能够准确把握国家出版文化政策脉搏，并且迅速做出应对之策的行为不仅比其它企业领先一步，而且更加可能因为这种领先，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从而占尽先机。
　　四、技术抢先应用型战略
　　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经指出，技术在整个社会各个层次起着最深刻的改变。出版业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在不断地发展中，从载体材料到复制传播方式，每一次新技术的发明应用，都会给出版业带来深刻的变革。数字出版是对当今出版业影响力度最大、范围最广的新技术。在数字化的浪潮中，传统出版企业内容提供商的核心地位不会改变，需要重点考虑的是如何选择技术供应商，如何与技术供应商合作，从而实现双赢的局面。目前，数字出版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大部分出版企业而言，只要能够充分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完成跨越式发展是可行的。事实已经证明，数字出版的到来和发展，是任何企业和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它已经不仅仅是单纯介质的变革，更是整个出版产业链的逐步进步和完善。从电子纸等终端设备的研发使用到出版社数字化管理系统的应用，出版业已开始进行全方位的数字化变革。出版社与其静观其变，保守行事，不如主动出击，寻找机遇。
　　2005年举办第一届数博会没有一家出版单位参展。2007年第二届数博会，不少传统出版社加入其中，积极展示成果，寻求合作。比如社科文献出版社，其SSDB古籍数据库已收入包括古籍文献2000部、3万多册、总字数逾5亿字，目前仍以每年2亿字的速度扩充数据库内容;并且，每条古籍内容都对照原书影像同步呈现，可以随时便捷查验和逐页上下浏览原文的高清影像，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也获得了技术上的跨越式发展。还有一些出版企业能够积极地与技术供应商合作，走出跨越式发展的道路。2006年，清华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少儿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和广西美术出版社等六家出版单位，率先进行了与Google图书搜索中文版的合作，利用其强大搜索引擎技术，将自己的图书产品展示在全球每日数以百万计的用户面前，极大地提升了企业和产品的知名度。2011年6月，由时代出版传媒公司旗下安徽教育网络出版公司倾力打造的全媒体数字出版运营平台——“时代e博”正式推出，显示了该集团在“十二五”开局之年进军数字出版领域的勇气和决心。不过，目前国内出版企业应用新技术的经济效益并不明显。但跨越式发展不是完全的数量指标，更重要的是发展的质量和品质，在前沿技术领域拥有一席之地也是跨越式发展的一种表现。国外利用数字出版迅速发展的企业，如约翰·威利出版社，在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领域都已名利双收。只要操作得当，中国出版企业也能够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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