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好新闻题材的若干碎片化思考
崔砺金分享
笔者有幸作为浙江新闻奖的评委，参加了近两年的评选工作，见证了好作品严格的筛选流程，尤其是认真聆听了各位评委的真知灼见，平素也对中国新闻奖等优秀作品作了些揣摩与经验借鉴，深感好新闻的构成要件是多方面的，其中对题材的驾驭与把握至为关键。
大题小做与小题大做
对于重大主题，是否一定要洋洋洒洒、浓墨重彩地推出呢？答案是：未必。往往是写法灵活、善于以小见大、叙述角度巧妙的作品，容易被推举为上乘佳作。2009年《浙江日报》获得浙江新闻奖一等奖的作品《一台浙江冰箱的下乡之旅》写法就十分灵活。记者对台州产的一台冰箱销售进行了跟踪，用时两天，行程数千公里，一直跟踪到了河南的农村。文章讲述了“家电下乡”中标企业究竟该如何生产适合农村的产品，关注了农村的消费潜力。
《都市快报》2009年做了一组“中国见底”的系列报道，关注的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下，我国经济有没有见底。记者没有按照惯例找专家，而是写了杭州的豆腐指数，通过市场上豆腐的销量看经济是否回暖。记者的理论依据是：如果食堂买豆腐的多了，说明开工的企业多了。这组报道中还有一篇《货车司机不用喝可乐提神了》写道：通常情况下，高速公路上车流少时，长途司机要喝饮料提神；当司机不喝可乐提神时，说明路上车多了、运输量大了，经济回暖了。这样的角度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
上面讲的是“大题小做”、举重若轻，那么一些“小题”可否大做文章呢？《今日早报》2010年7月的一篇《一只喇叭的身价暴涨记》，关注了南非世界杯上一件产自浙江的“嗡嗡祖拉”产品，记者通过对其生产到零售终端的整条产业链调查，将每个环节的利润所得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深入浅出、以小见大地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浙江的中小企业要生存和发展，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表面上记者关心的是一只喇叭的命运，其实着眼点在于整个浙江制造业的未来。
当然，一些明明是做短消息就可以的题材，非得要以长篇通讯的形式推出，或者一些人为拔高的题材，比如，动辄抛出一些概念化的东西，什么“世界第一”、“史上最大”、“天价”之类，往往会给人以题文不符、言过其实之惑。与之相对应，一些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典型事件，由于记者发现力不足，开掘肤浅，失之交臂的“大题小作（品）”，也会令人万分遗憾。
抢题快做与养题待做
重大题材的时间节点，一定不能有所闪失。以江郎山申遗的报道为例，中国与巴西时差有11个小时左右，正好昼夜颠倒。在江郎山申遗最终表决的那几天，记者时时联系远在巴西的江郎山申遗代表团成员，分分秒秒关注表决进展。功夫不负有心人，《衢州晚报》这篇头版头条消息：《今天凌晨5时，记者被巴西来的一条短信惊醒：江郎山成为浙江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该新闻抢在所有媒体之前刊登，成功获得浙江新闻奖一等奖。
当然，有些题材适合于厚积薄发，要靠“养”而待发。比如《浙江日报》获得浙江新闻奖一等奖的消息《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超万元》，凭借长期从事三农报道的经验，早在2009年年中，记者就判断，2009年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很可能突破万元。记者早做准备，在采访时有意收集农民增收情况和数据。随着统计局半年报、三季度报表逐步发布，破万的趋势更加明显。记者立即展开细致的采访。据介绍，整个写作过程历经长时间讨论，谋篇布局，反复修改十几稿才最后定稿。
沪杭高铁备受世人关注，但开通时间一直没有准信，《钱江晚报》提前介入，制订了“G速沪杭”高铁开通特别报道计划。之后，多路记者分工深入上海、海宁等工地提前采访，掌握了海量的信息，“养题待做”。最终，在沪杭高铁正式开通的前一天，钱江晚报以13个版面的强势重磅推出《G速沪杭，双城同城》的特别报道，既有揭秘有信息又有释疑有服务，既有历史积淀又有未来展望，在同城媒体同题作文中胜出一筹。这些例子充分说明：好题材除了靠“抢”还要靠“养”，一旦发现好的题材，最好集聚集体智慧，媒体内部建立整合资源争创精品的工作机制，精心策划，最大限度地挖掘新闻价值，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难题巧做与命题反做
媒体经常会接到一些指令性宣传任务，是虚与委蛇还是精心策划，变“难题”、“命题”为“巧题”、“好题”？在这方面，充分发挥媒体记者的主观能动性，往往会峰回路转、拔得头筹。比如有关先进性教育的报道，看似内容枯燥，《钱江晚报》则以《先进性教育的民间期待》令人耳目一新；有关新中国建国60周年的报道，《今日早报》选择与浙江省档案馆合作，通过回访当事人做《浙江60年档案解密》的解密式报道，注重寻找新的视角，不再炒冷饭，一下子引起全社会的共鸣。
“难题巧做”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劳资矛盾愈演愈烈，《金华日报》策划了一组“老板和员工如何共克时艰”的报道。第一个步骤是报道一批老板和员工同呼吸共命运的典型；第二个步骤开展社会大讨论；第三个步骤是向全市的广大职工征集给老板的寄语，并向广大老板征集对员工的期望；第四个步骤是报社与市总工会开展双十佳的评选表彰。整个报道策划历时半年，轰轰烈烈。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媒体愈来愈喜欢从新闻报道中衍生出相应的社会活动，借以放大报道的传播效应和自身品牌的公众化认知。
那么，针对一些典型人物的宣传任务，这种“命题作文”又该从何处创新呢？云南盈江县交通局长赵家富，是一位因公殉职的好干部，宣传他属于“命题作文”。新华社云南分社接到报道任务后，尝试命题作文“反面”做，从质疑和“有罪推定”开始：赵家富有没有超生子女？有没有超标准多占住房？一桩桩去求证。作品《对一位先进人物的污点调查》播发后，收到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群众认同度出奇地高。这类报道至少还给我们这样的启发：人物宣传要打破固有定势，如何挖掘典型，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是记者的发现力问题。其实典型人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如安徽凤阳小岗村书记沈浩、云南杨善洲、舍己救人的孟祥斌等等，除此以外也可以多关注、寻找一些乐观向上的小人物典型，比如感动宁波的“面人姑娘”小丽的事迹，就是从侧面折射了主流价值观。所以，“命题作文”一定要与时俱进，万不可固步自封，一定要放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去还原真实、提炼思想的厚度。
冷题热做与热题冷做
以深度取胜，后发制人，做深读纸媒，成为报纸应对网络挑战的不二法门。在这方面，冷题热做与热题冷做，都不失为一种创新尝试。
《中国青年报》专门辟有《冰点周刊》，所关注的人物、题材绝不是同类媒体热捧的“热点”，相反可以称之为近乎冷僻的“冰点”。但坚持数年下来，意外地赢得了上上下下的广泛认可。这些被报道的“冰点”转瞬之间被其他媒体热炒，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报道视野。它的成功至少印证了这样朴素的真理：慢工，才能出细活。
“热题冷做”的例子就更多了。转型升级是属于一种“热”题材，翻看各种报章杂志，类似稿件多如牛毛。《市场导报》一篇通讯《浙江经济转型的空心化隐忧》却以满票获得了评委的一致认可，成为当年度的浙江新闻奖一等奖。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这样的：国际金融危机下温州不少企业外迁，正好那时候也是富士康内迁，舆论对于“腾笼换鸟”的讨论非常热火朝天。记者隐隐感觉到，浙商的资本去炒股、炒楼，制造大省有一种“去实业化”倾向。“大胆假设”之下，记者开始小心求证，从温州紧固件行业为切入口，渐次过渡到省域经济层面“离制造业”征兆初显。在转型升级的大命题作文下，反弹琵琶，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好评。
“心要热、头要冷”，热题冷做，不失为网络时代传统媒体从业者的一种职业化选择。
大题小做与小题大做
对于重大主题，是否一定要洋洋洒洒、浓墨重彩地推出呢？答案是：未必。往往是写法灵活、善于以小见大、叙述角度巧妙的作品，容易被推举为上乘佳作。2009年《浙江日报》获得浙江新闻奖一等奖的作品《一台浙江冰箱的下乡之旅》写法就十分灵活。记者对台州产的一台冰箱销售进行了跟踪，用时两天，行程数千公里，一直跟踪到了河南的农村。文章讲述了“家电下乡”中标企业究竟该如何生产适合农村的产品，关注了农村的消费潜力。
《都市快报》2009年做了一组“中国见底”的系列报道，关注的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下，我国经济有没有见底。记者没有按照惯例找专家，而是写了杭州的豆腐指数，通过市场上豆腐的销量看经济是否回暖。记者的理论依据是：如果食堂买豆腐的多了，说明开工的企业多了。这组报道中还有一篇《货车司机不用喝可乐提神了》写道：通常情况下，高速公路上车流少时，长途司机要喝饮料提神；当司机不喝可乐提神时，说明路上车多了、运输量大了，经济回暖了。这样的角度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
上面讲的是“大题小做”、举重若轻，那么一些“小题”可否大做文章呢？《今日早报》2010年7月的一篇《一只喇叭的身价暴涨记》，关注了南非世界杯上一件产自浙江的“嗡嗡祖拉”产品，记者通过对其生产到零售终端的整条产业链调查，将每个环节的利润所得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深入浅出、以小见大地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浙江的中小企业要生存和发展，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表面上记者关心的是一只喇叭的命运，其实着眼点在于整个浙江制造业的未来。
当然，一些明明是做短消息就可以的题材，非得要以长篇通讯的形式推出，或者一些人为拔高的题材，比如，动辄抛出一些概念化的东西，什么“世界第一”、“史上最大”、“天价”之类，往往会给人以题文不符、言过其实之惑。与之相对应，一些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典型事件，由于记者发现力不足，开掘肤浅，失之交臂的“大题小作（品）”，也会令人万分遗憾。
抢题快做与养题待做
重大题材的时间节点，一定不能有所闪失。以江郎山申遗的报道为例，中国与巴西时差有11个小时左右，正好昼夜颠倒。在江郎山申遗最终表决的那几天，记者时时联系远在巴西的江郎山申遗代表团成员，分分秒秒关注表决进展。功夫不负有心人，《衢州晚报》这篇头版头条消息：《今天凌晨5时，记者被巴西来的一条短信惊醒：江郎山成为浙江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该新闻抢在所有媒体之前刊登，成功获得浙江新闻奖一等奖。
当然，有些题材适合于厚积薄发，要靠“养”而待发。比如《浙江日报》获得浙江新闻奖一等奖的消息《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超万元》，凭借长期从事三农报道的经验，早在2009年年中，记者就判断，2009年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很可能突破万元。记者早做准备，在采访时有意收集农民增收情况和数据。随着统计局半年报、三季度报表逐步发布，破万的趋势更加明显。记者立即展开细致的采访。据介绍，整个写作过程历经长时间讨论，谋篇布局，反复修改十几稿才最后定稿。
沪杭高铁备受世人关注，但开通时间一直没有准信，《钱江晚报》提前介入，制订了“G速沪杭”高铁开通特别报道计划。之后，多路记者分工深入上海、海宁等工地提前采访，掌握了海量的信息，“养题待做”。最终，在沪杭高铁正式开通的前一天，钱江晚报以13个版面的强势重磅推出《G速沪杭，双城同城》的特别报道，既有揭秘有信息又有释疑有服务，既有历史积淀又有未来展望，在同城媒体同题作文中胜出一筹。这些例子充分说明：好题材除了靠“抢”还要靠“养”，一旦发现好的题材，最好集聚集体智慧，媒体内部建立整合资源争创精品的工作机制，精心策划，最大限度地挖掘新闻价值，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难题巧做与命题反做
媒体经常会接到一些指令性宣传任务，是虚与委蛇还是精心策划，变“难题”、“命题”为“巧题”、“好题”？在这方面，充分发挥媒体记者的主观能动性，往往会峰回路转、拔得头筹。比如有关先进性教育的报道，看似内容枯燥，《钱江晚报》则以《先进性教育的民间期待》令人耳目一新；有关新中国建国60周年的报道，《今日早报》选择与浙江省档案馆合作，通过回访当事人做《浙江60年档案解密》的解密式报道，注重寻找新的视角，不再炒冷饭，一下子引起全社会的共鸣。
“难题巧做”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劳资矛盾愈演愈烈，《金华日报》策划了一组“老板和员工如何共克时艰”的报道。第一个步骤是报道一批老板和员工同呼吸共命运的典型；第二个步骤开展社会大讨论；第三个步骤是向全市的广大职工征集给老板的寄语，并向广大老板征集对员工的期望；第四个步骤是报社与市总工会开展双十佳的评选表彰。整个报道策划历时半年，轰轰烈烈。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媒体愈来愈喜欢从新闻报道中衍生出相应的社会活动，借以放大报道的传播效应和自身品牌的公众化认知。
那么，针对一些典型人物的宣传任务，这种“命题作文”又该从何处创新呢？云南盈江县交通局长赵家富，是一位因公殉职的好干部，宣传他属于“命题作文”。新华社云南分社接到报道任务后，尝试命题作文“反面”做，从质疑和“有罪推定”开始：赵家富有没有超生子女？有没有超标准多占住房？一桩桩去求证。作品《对一位先进人物的污点调查》播发后，收到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群众认同度出奇地高。这类报道至少还给我们这样的启发：人物宣传要打破固有定势，如何挖掘典型，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是记者的发现力问题。其实典型人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如安徽凤阳小岗村书记沈浩、云南杨善洲、舍己救人的孟祥斌等等，除此以外也可以多关注、寻找一些乐观向上的小人物典型，比如感动宁波的“面人姑娘”小丽的事迹，就是从侧面折射了主流价值观。所以，“命题作文”一定要与时俱进，万不可固步自封，一定要放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去还原真实、提炼思想的厚度。
冷题热做与热题冷做
以深度取胜，后发制人，做深读纸媒，成为报纸应对网络挑战的不二法门。在这方面，冷题热做与热题冷做，都不失为一种创新尝试。
《中国青年报》专门辟有《冰点周刊》，所关注的人物、题材绝不是同类媒体热捧的“热点”，相反可以称之为近乎冷僻的“冰点”。但坚持数年下来，意外地赢得了上上下下的广泛认可。这些被报道的“冰点”转瞬之间被其他媒体热炒，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报道视野。它的成功至少印证了这样朴素的真理：慢工，才能出细活。
“热题冷做”的例子就更多了。转型升级是属于一种“热”题材，翻看各种报章杂志，类似稿件多如牛毛。《市场导报》一篇通讯《浙江经济转型的空心化隐忧》却以满票获得了评委的一致认可，成为当年度的浙江新闻奖一等奖。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这样的：国际金融危机下温州不少企业外迁，正好那时候也是富士康内迁，舆论对于“腾笼换鸟”的讨论非常热火朝天。记者隐隐感觉到，浙商的资本去炒股、炒楼，制造大省有一种“去实业化”倾向。“大胆假设”之下，记者开始小心求证，从温州紧固件行业为切入口，渐次过渡到省域经济层面“离制造业”征兆初显。在转型升级的大命题作文下，反弹琵琶，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好评。
“心要热、头要冷”，热题冷做，不失为网络时代传统媒体从业者的一种职业化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