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媒介形象
陈媛媛分享
摘要：集体记忆中的知识分子媒介形象是道义的化身，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道德失范行为引发了其媒介形象的道德危机。唯有通过整个社会的集体反思，重建道德体系、重申人文法则，才能推动社会道德与信仰的良性回归，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转型时期 知识分子媒介形象 道德危机
近年来，不断有身居高位的学术精英被媒介爆出各种丑闻，论著剽窃、履历造假等，知识分子成为社会良知的拷问对象，知识分子媒介形象面临道德危机。
道义化身——集体记忆中的知识分子媒介形象
知识分子媒介形象为大众传播媒介对客观世界中知识分子群体的再现，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图像、语言等多种元素构成对知识分子媒介形象的塑造，体现在知识分子的外在形象和内在品行、人格、气质、精神等，展现知识分子的言论、学术精神、思想观念、公共活动、私人生活等各方面。在民众的集体记忆中，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传承者，更是社会道义和伦理精神的承担者，道义是知识分子的核心精神和内在特质。
西方学者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在我国，知识分子在民众心目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崇高形象，成为一种美好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来自于古代典籍、诗词、小说、绘画，到近现代报纸、杂志、图书、文艺作品、纪录片、回忆录，再到当代视频音像、电子书、互联网等，历史上多种丰富的传媒手段记录和刻画了知识分子的媒介形象，这种形象经过长年累月的沉淀和打磨，留在公众集体记忆深处的，是他们的道义精神和责任担当。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士大夫的儒雅之风深入人心，他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志向，以“忠孝仁义礼智信”为行为准则，最突出的表现是天下兴亡的忧患意识，以及追求真理和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群体媒介形象的核心内涵也体现在伦理道德和精神气质的高尚，1915年以后新一代知识分子如蔡元培、鲁迅、胡适等，他们积极地介入传媒，有着迥然不同的风度、情趣和气质，却在道德模式上保持着中国传统士人的人格风范。知识分子的命运跌宕起伏，但无可争议的是，他们是整个民族的精神脊梁、是国家社稷的命运寄托、是社会的道德典范和道义化身。社会转型以来在主流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大部分知识分子群体以正直、博学、奉献的主体媒介形象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但同时近年来不断曝光的丑闻严重损害了知识分子的威望，知识分子尴尬地面对着媒介形象的道德危机。
道德失范——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媒介形象危机
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成为整个社会的文化英雄和道德楷模，受到公众的尊崇和敬奉。转型时期在媒体的新闻报道中，知识分子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步步攀升，道德表现和操行标准却步步走低。面对滚滚而来的市场浪潮，日益严重的以权钱为中心的社会风气侵蚀了两袖清风的知识界。在知识分子云集的学院内部，学术界的浮躁之风愈演愈烈，很多学术地位很高的学者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学者陈平原说：“一般人眼中的‘大学教授’，知书达理，清高廉洁，其人格与操守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的楷模。可惜的是，如此‘美好的想象’正在逐渐瓦解。”①
在媒体的报道中，几十年前受人敬仰、学贯中西、满腹经纶的真学者已经渐行渐远，部分知识分子沦落为深陷学术丑闻的假学究。据媒体报道，近十年来，大学教师发表的论著数量获得了空前增加，“学术卫星”不断涌现出来。但事实上当今学界的学术水准令人担忧：学术空疏，原创性研究成果少得可怜，全国范围内能在某一学科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学者更是寥寥无几。
近年来媒体呈现的知识分子多种道德缺失行为已经远远超越学术问题，延伸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南方周末》报道，方舟子事件发生后，作为主谋的肖传国竟在博客上宣称方舟子“报假案”，直至在机场被抓也气定神闲，公开声称其人生目标是“积德、赚钱、报仇、打兔子”，把自己混同为绿林游民，用武力解决纷争、用黑社会手段对付学术打假。有人说：肖传国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当下知识分子道德情状的一个悲剧符号。②这反映了当代部分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和畸形心理，他们一方面承载着社会的道德重任，另一方面又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和狂热，在道德观念薄弱、师德低迷的现实环境下，滑向深渊，迷失自我。
关键词：转型时期 知识分子媒介形象 道德危机
近年来，不断有身居高位的学术精英被媒介爆出各种丑闻，论著剽窃、履历造假等，知识分子成为社会良知的拷问对象，知识分子媒介形象面临道德危机。
道义化身——集体记忆中的知识分子媒介形象
知识分子媒介形象为大众传播媒介对客观世界中知识分子群体的再现，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图像、语言等多种元素构成对知识分子媒介形象的塑造，体现在知识分子的外在形象和内在品行、人格、气质、精神等，展现知识分子的言论、学术精神、思想观念、公共活动、私人生活等各方面。在民众的集体记忆中，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传承者，更是社会道义和伦理精神的承担者，道义是知识分子的核心精神和内在特质。
西方学者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在我国，知识分子在民众心目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崇高形象，成为一种美好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来自于古代典籍、诗词、小说、绘画，到近现代报纸、杂志、图书、文艺作品、纪录片、回忆录，再到当代视频音像、电子书、互联网等，历史上多种丰富的传媒手段记录和刻画了知识分子的媒介形象，这种形象经过长年累月的沉淀和打磨，留在公众集体记忆深处的，是他们的道义精神和责任担当。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士大夫的儒雅之风深入人心，他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志向，以“忠孝仁义礼智信”为行为准则，最突出的表现是天下兴亡的忧患意识，以及追求真理和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群体媒介形象的核心内涵也体现在伦理道德和精神气质的高尚，1915年以后新一代知识分子如蔡元培、鲁迅、胡适等，他们积极地介入传媒，有着迥然不同的风度、情趣和气质，却在道德模式上保持着中国传统士人的人格风范。知识分子的命运跌宕起伏，但无可争议的是，他们是整个民族的精神脊梁、是国家社稷的命运寄托、是社会的道德典范和道义化身。社会转型以来在主流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大部分知识分子群体以正直、博学、奉献的主体媒介形象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但同时近年来不断曝光的丑闻严重损害了知识分子的威望，知识分子尴尬地面对着媒介形象的道德危机。
道德失范——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媒介形象危机
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成为整个社会的文化英雄和道德楷模，受到公众的尊崇和敬奉。转型时期在媒体的新闻报道中，知识分子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步步攀升，道德表现和操行标准却步步走低。面对滚滚而来的市场浪潮，日益严重的以权钱为中心的社会风气侵蚀了两袖清风的知识界。在知识分子云集的学院内部，学术界的浮躁之风愈演愈烈，很多学术地位很高的学者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学者陈平原说：“一般人眼中的‘大学教授’，知书达理，清高廉洁，其人格与操守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的楷模。可惜的是，如此‘美好的想象’正在逐渐瓦解。”①
在媒体的报道中，几十年前受人敬仰、学贯中西、满腹经纶的真学者已经渐行渐远，部分知识分子沦落为深陷学术丑闻的假学究。据媒体报道，近十年来，大学教师发表的论著数量获得了空前增加，“学术卫星”不断涌现出来。但事实上当今学界的学术水准令人担忧：学术空疏，原创性研究成果少得可怜，全国范围内能在某一学科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学者更是寥寥无几。
近年来媒体呈现的知识分子多种道德缺失行为已经远远超越学术问题，延伸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南方周末》报道，方舟子事件发生后，作为主谋的肖传国竟在博客上宣称方舟子“报假案”，直至在机场被抓也气定神闲，公开声称其人生目标是“积德、赚钱、报仇、打兔子”，把自己混同为绿林游民，用武力解决纷争、用黑社会手段对付学术打假。有人说：肖传国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当下知识分子道德情状的一个悲剧符号。②这反映了当代部分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和畸形心理，他们一方面承载着社会的道德重任，另一方面又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和狂热，在道德观念薄弱、师德低迷的现实环境下，滑向深渊，迷失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