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媒面临的新问题
谢金文分享
在经济和科技大发展、我国社会大转型的历史新时期，新闻传媒与其他领域一样，也不断面临着许多新问题：第四媒体的挑战，卫星电视的普及、加入WTO等等。在此仅谈目前已十分迫切的“入世”、生活时尚类报刊、争夺青年人“眼球”的问题。
“入世”引起高度重视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指日可待，一些有识之士，尤其是一些大型媒介机构和高层媒介人士，预料到“入世”将会对我国新闻传媒带来很大影响，故而对此非常关注。例如中央电视台集中力量，把研究“入世”对中国传媒的影响与对策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逐步推出一系列应对措施。上海记协和新闻学会也于今年5月专门组织研讨“‘入世’与我国传媒业”的相关问题，邀请经济界、教育界、理论界和新闻界的有关专家学者共同参加，会议纪要还作为内参分送各有关部门；上海记协会刊《上海新闻界》6月号也刊载了多篇发言稿，引起各方关注。今年8月，“WTO与中国传媒”论坛在北京举办，新闻界领导、专家学者和第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共130多人参加。今年10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等主办的“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国际研讨会”上，中国“入世”也成为热门话题。
世贸组织协定中有不少条款与新闻出版业直接相关，笔者在《新闻记者》杂志今年第7期上曾作过简要介绍。而中国入世后，社会各方面将发生不小的变化，如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模式和水平、经济体制和机制的变化，通讯、传媒设备、印刷、广告、销售等行业的变化，社会群体、社会信息化程度、就业状况和社会保障的变化，人们思想、观念、心理的变化和异域文化的涌入等等。这些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新闻出版的工作任务、媒介需求、传播渠道、传媒生产要素和媒体运行方式等诸多方面。因此，新闻出版界有必要及时转变观念，采取有效措施，优化产业结构，以提高我国传媒的竞争力。
生活类报刊走红喜耶忧耶
去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调整中央国家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报刊结构的通知》（即“两办”30号文件）；同年11月，新闻出版署又发出《关于落实中央“两办”30号文件调整报刊结构的意见》，从而拉开了我国新闻出版史上一次重大改革的序幕。这次报刊结构的调整，一言以敝之，就是政府各行政部门不再办报，只允许保留一份指导工作的期刊。而这次调整报刊结构的实质，就是要使行政行为与出版行为相分离，政府职能部门退出具体出版业务，政府机构不再直接办报办刊，以解决长期以来“政报不分”、“政刊不分”的老大难问题。
经过一年来反反复复、几上几下的重新“洗牌”，各地报刊调整后的大致情况已浮出水面，相当大的一部分报刊重新找到“婆家”：或划归党报，或加盟报业集团，或被出版社收编……当然，也有不少报刊无人问津，只得关门大吉。据了解，广东省已减少报纸11种，江苏省减少报纸4种，四川省减少报纸4种。上海市最终关门的报刊数量目前尚无定论，但令人关注的是，不少报纸改换门庭后，立即更换报名，试图以全新的面目出现。比如，《行政与人事》杂志和《上海计算机报》划归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后，前者更名为《新上海人》（双周刊），后者更名为《网络时代》；《上海教育报》划归上海市教育报刊社主管主办，更名为《家庭教育时报》；《上海文化报》划归为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改名为《上海一周》；《东方经济周刊》改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管主办后，更名为《理财周刊》……上海报刊调整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无论是新创刊的报纸如《上海星期三》，还是更换报名后的《上海一周》，抑或是易主后的《上海商报》，纷纷走生活时尚类报刊的路子，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上海一周》宣称：“世界上大多数重要城市如伦敦、东京、台北等都有这样一份以文化、时尚、生活信息为主的报纸或刊物。也许，早两年上海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现在，却是生逢其时。”全新改版的《上海商报》也打出旗号——“综合性、大众化的商业、消费类报纸，兼顾文化、娱乐和体育”。沪上老牌生活时尚类报纸《生活周刊》，9月份便以“真诚地为生活着的人们服务”为宗旨进行全面改版，从而“更紧密地贴近生活，更周到地服务读者”。就连上海书画出版社主办的《朵云》杂志，原来以刊登书画作品为主，如今也不甘寂寞，改名为《上海家居》。这些报刊加上沪上原有的《申江服务导报》、《新闻午报》、《上海家庭报》、《世界时装之苑》、《大都市》、《HOW》、《青年社交》、《现代家庭》、《上海服饰》等报刊，上海生活时尚类报刊可谓阵容强大。但是，如此一来，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要活下去也着实不易。《上海星期三》今年5月创刊，成本价近2元的全彩色报纸仅售3角一份，广告价格也低于同类报纸。虽然一炮打响，但深感市场竞争太厉害，故而未雨绸缪，在上海市场站稳脚跟后，马上向浙江、江苏两翼扩张，以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如果从报业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来加以考虑，各报刊一窝蜂走生活时尚类的路子令人忧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恐怕也有悖于报刊调整的初衷，值得有识之士探讨研究。
“要争夺青年人的‘眼球’”
具有121年历史的日本报纸《朝日新闻》遇到了世纪难题：读者的平均年龄已达61岁，并且是以加速度老化。这是一位在该报社工作了几十年的资深报人今年访沪时透露的情况。他还说：日本年轻人平均每天只花10分钟看报纸，而看电视达长达5小时。另外，每天看报的年轻人只有4％。为此，《朝日新闻》社新近成立了“吸引青年读者对策委员会”，以设法扭转这一局面。
报纸读者老化的问题在我国也已出现。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国良教授主持的一项调查，1999年上海市民接触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的时间量，平均每天比1997年少了30分钟，减幅达14.6％。与此同时，接触互联网的人数则由1997年的1.1％上升为28.9％，其中1／5以上的人表示因使用互联网而减少了接触传统新闻媒介的时间。上海“网民”中，35岁以下的占78.7％，也就是说，因上网而减少接触其他新闻媒介的主要是年轻人。
另据去年在北京的一项调查，报刊市场上家庭订阅占14.4％单位订阅占27.2％，零售占56.6％。可见报纸对许多人来说已不是必读之物。对于接触信息相当充分和方便的“网民”来说更是如此，也就是说，离开报纸最快的是年轻人。这已引起一些媒体的关注，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的内部刊物《报刊业务探索》今年8月载文《要争夺青年人的“眼球”》，着重探讨了这个问题。在新闻实践中，不少新办报刊都以青年作为特定的读者群体，注重满足青年的需求，如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申江服务导报》，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办的《上海星期三》，都已在青年白领中站稳了脚跟。另外，人民日报社所办的《环球时报》在上海的报摊上也销得很好，买者许多是年轻人。可见只要产销对路，还是能吸引年轻读者的。
“入世”引起高度重视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指日可待，一些有识之士，尤其是一些大型媒介机构和高层媒介人士，预料到“入世”将会对我国新闻传媒带来很大影响，故而对此非常关注。例如中央电视台集中力量，把研究“入世”对中国传媒的影响与对策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逐步推出一系列应对措施。上海记协和新闻学会也于今年5月专门组织研讨“‘入世’与我国传媒业”的相关问题，邀请经济界、教育界、理论界和新闻界的有关专家学者共同参加，会议纪要还作为内参分送各有关部门；上海记协会刊《上海新闻界》6月号也刊载了多篇发言稿，引起各方关注。今年8月，“WTO与中国传媒”论坛在北京举办，新闻界领导、专家学者和第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共130多人参加。今年10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等主办的“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国际研讨会”上，中国“入世”也成为热门话题。
世贸组织协定中有不少条款与新闻出版业直接相关，笔者在《新闻记者》杂志今年第7期上曾作过简要介绍。而中国入世后，社会各方面将发生不小的变化，如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模式和水平、经济体制和机制的变化，通讯、传媒设备、印刷、广告、销售等行业的变化，社会群体、社会信息化程度、就业状况和社会保障的变化，人们思想、观念、心理的变化和异域文化的涌入等等。这些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新闻出版的工作任务、媒介需求、传播渠道、传媒生产要素和媒体运行方式等诸多方面。因此，新闻出版界有必要及时转变观念，采取有效措施，优化产业结构，以提高我国传媒的竞争力。
生活类报刊走红喜耶忧耶
去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调整中央国家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报刊结构的通知》（即“两办”30号文件）；同年11月，新闻出版署又发出《关于落实中央“两办”30号文件调整报刊结构的意见》，从而拉开了我国新闻出版史上一次重大改革的序幕。这次报刊结构的调整，一言以敝之，就是政府各行政部门不再办报，只允许保留一份指导工作的期刊。而这次调整报刊结构的实质，就是要使行政行为与出版行为相分离，政府职能部门退出具体出版业务，政府机构不再直接办报办刊，以解决长期以来“政报不分”、“政刊不分”的老大难问题。
经过一年来反反复复、几上几下的重新“洗牌”，各地报刊调整后的大致情况已浮出水面，相当大的一部分报刊重新找到“婆家”：或划归党报，或加盟报业集团，或被出版社收编……当然，也有不少报刊无人问津，只得关门大吉。据了解，广东省已减少报纸11种，江苏省减少报纸4种，四川省减少报纸4种。上海市最终关门的报刊数量目前尚无定论，但令人关注的是，不少报纸改换门庭后，立即更换报名，试图以全新的面目出现。比如，《行政与人事》杂志和《上海计算机报》划归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后，前者更名为《新上海人》（双周刊），后者更名为《网络时代》；《上海教育报》划归上海市教育报刊社主管主办，更名为《家庭教育时报》；《上海文化报》划归为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改名为《上海一周》；《东方经济周刊》改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管主办后，更名为《理财周刊》……上海报刊调整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无论是新创刊的报纸如《上海星期三》，还是更换报名后的《上海一周》，抑或是易主后的《上海商报》，纷纷走生活时尚类报刊的路子，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上海一周》宣称：“世界上大多数重要城市如伦敦、东京、台北等都有这样一份以文化、时尚、生活信息为主的报纸或刊物。也许，早两年上海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现在，却是生逢其时。”全新改版的《上海商报》也打出旗号——“综合性、大众化的商业、消费类报纸，兼顾文化、娱乐和体育”。沪上老牌生活时尚类报纸《生活周刊》，9月份便以“真诚地为生活着的人们服务”为宗旨进行全面改版，从而“更紧密地贴近生活，更周到地服务读者”。就连上海书画出版社主办的《朵云》杂志，原来以刊登书画作品为主，如今也不甘寂寞，改名为《上海家居》。这些报刊加上沪上原有的《申江服务导报》、《新闻午报》、《上海家庭报》、《世界时装之苑》、《大都市》、《HOW》、《青年社交》、《现代家庭》、《上海服饰》等报刊，上海生活时尚类报刊可谓阵容强大。但是，如此一来，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要活下去也着实不易。《上海星期三》今年5月创刊，成本价近2元的全彩色报纸仅售3角一份，广告价格也低于同类报纸。虽然一炮打响，但深感市场竞争太厉害，故而未雨绸缪，在上海市场站稳脚跟后，马上向浙江、江苏两翼扩张，以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如果从报业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来加以考虑，各报刊一窝蜂走生活时尚类的路子令人忧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恐怕也有悖于报刊调整的初衷，值得有识之士探讨研究。
“要争夺青年人的‘眼球’”
具有121年历史的日本报纸《朝日新闻》遇到了世纪难题：读者的平均年龄已达61岁，并且是以加速度老化。这是一位在该报社工作了几十年的资深报人今年访沪时透露的情况。他还说：日本年轻人平均每天只花10分钟看报纸，而看电视达长达5小时。另外，每天看报的年轻人只有4％。为此，《朝日新闻》社新近成立了“吸引青年读者对策委员会”，以设法扭转这一局面。
报纸读者老化的问题在我国也已出现。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国良教授主持的一项调查，1999年上海市民接触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的时间量，平均每天比1997年少了30分钟，减幅达14.6％。与此同时，接触互联网的人数则由1997年的1.1％上升为28.9％，其中1／5以上的人表示因使用互联网而减少了接触传统新闻媒介的时间。上海“网民”中，35岁以下的占78.7％，也就是说，因上网而减少接触其他新闻媒介的主要是年轻人。
另据去年在北京的一项调查，报刊市场上家庭订阅占14.4％单位订阅占27.2％，零售占56.6％。可见报纸对许多人来说已不是必读之物。对于接触信息相当充分和方便的“网民”来说更是如此，也就是说，离开报纸最快的是年轻人。这已引起一些媒体的关注，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的内部刊物《报刊业务探索》今年8月载文《要争夺青年人的“眼球”》，着重探讨了这个问题。在新闻实践中，不少新办报刊都以青年作为特定的读者群体，注重满足青年的需求，如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申江服务导报》，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办的《上海星期三》，都已在青年白领中站稳了脚跟。另外，人民日报社所办的《环球时报》在上海的报摊上也销得很好，买者许多是年轻人。可见只要产销对路，还是能吸引年轻读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