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文性在文学中的意义网络及价值
苏珊分享
论文摘要：在文学文本中，相似的事件、场景、人物、意象、经验和感觉重复出现，构成了文本创作和阅读体验的基础。任何事实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巨大的事件网络和链条中；任何意义也都不能孤立存在，必须依赖共生的语境和意义。只能用意义解释意义，而文本也只有通过参照文本才能获得意义。在互文中，既不存在意义的中心，也不存在一个超然的观察点。互文性理论可以避免从单一视角或纬度去孤立地对待文本，任何试图分析或解释文本的人，都必须参与文本的互动。
论文关键词：互文性；文学批评；意义网络；价值
一、互文性的背景
互文性，又称文本间性，是指其他文本或知识对当前文本意义的塑造。在文学理论中，互文性意指通过归因发现某一文本(或意义)是从其他文本(或意义)中析取或据以建构的。它着眼于特定文本(或意义)与其他文本(或意义)的联系。互文性是广泛存在的，并非单指文本之间的关系而言，历史的、社会的条件同样是改变与影响文学实践的重要因素，读者先前的阅读经历、知识储备和在文化环境中所处的地位也可以形成至关紧要的互文性。
互文性作为术语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法国学者朱丽娅·克里斯蒂瓦提出的。朱丽娅·克里斯蒂瓦在她的论文《巴赫金：词语、对话、小说》中试图打破关于文本由作者所规定的传统观念，认为文本是它对其他文本、对语言结构本身联系的产品。
“任何文本都是作为引文的马赛克被建构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熔铸与变形”，任何文本都受读者已经阅读的其他文本及读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影响。这一范畴获得了后结构主义者的首肯。巴特探讨了在文学背景中的互文性，得出了任何文本都是过去的引文的新织物的看法。德里达则将互文性确认为文学研究的唯一方式，将文本理解为自我参照的系统。它因此可以理解为一种不求助于传统作者观念的解释文学与非文学的材料的作用的方式。
二、互文性在文学中的意义网络
克里斯蒂瓦提出互文性这个概念的初衷，是在研究语言符号如何在文本结构中派生意义时，注意到了意义的多重性和不可确定性。意义不是由作者直接传达给读者的，而是通过其他文本的转接或过滤形成一系列规则，分别由作者和读者共享。在文学文本中，相似的事件、场景、人物、意象、经验和感觉重复出现，构成了文本创作和阅读体验的基础。
任何事实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巨大的事件网络和链条中；任何意义都不能孤立存在，必须依赖共生的语境和意义。只能用意义解释意义，而文本也只有通过参照文本才能获得意义。克里斯蒂瓦认为：“‘文学词语’是文本界面的交汇，它是一个面，而非一个点(拥有固定的意义)。它是几种话语之间的对话：作者的话语、读者的话语、作品中人物的话语以及当代和以前的文化文本——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互文性的概念代替了主体间性，诗学语言至少可以进行双声阅读。”由于意义的解读存在不同的参照系统，所以意义的多元性也就难以避免。在文学批评框架下讨论互文性，实际上存在三个视角：第一人称视角，即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其他文本的转借和改写；第二人称视角，即读者在解读当前文本时对其他文本的指涉或验证；第三人称视角，即文学批评者对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视角意义的假设与评价。
在后结构主义看来，互文性不仅仅表达了文本之间的关系，而是文本交互后产生的实际生成品，是一种意义的循环和再生。一个主题在过去的文本中反复出现，最终归于沉寂，而该主题在新文本中得到重新发掘，相关意义和经验被唤醒及重塑，并添加了文本创造者新的意义指向和体验，再由读者赋予新的解释和阐发，该主题和意义得到增殖。所以，互文性不仅是其他文本在当前文本中的复制、嵌入、拼接及编织，而是表达了主题及意义通过文本活动的再生和变化。超文本则是通过文本或文本元素的链接，使任何一个文本成为庞大的文本网络中的一个连接点，文本通过链接延展，不仅成为文本网络中横向组合中的一个链条，而且成为纵向聚合中的组成元素。
与互文性相比，超文本体现了文本相互联结、嵌入和拼接的物理关系，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可以独立存在，甚至与作者或读者无关。超文本是强加给文本的外部属性，是现代网络技术通过标记语言对传统文本的“赋码”，超文本的解释者仍然是技术，如各种浏览器。但是，超文本把互文性的部分属性和特征具象化了。互文性具有可描述、可分析及可推解的基本特征，属于一种认识论程序，其基本属性是心理的和抽象的。
互文性的实现需要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共同完成，即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一切莫不归结于对话”，“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超文性与超文本属于两个概念，它指一个文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转换从另一个文本中派生出来，“超文性所关注的是文本间故意地、自觉地被赋予的关系”。实际上超文性关注的是文本与前文的关系，是互文关系的一种。互文性从类型上看，可以分为共时互文和历时互文。在共时互文中，文本处在复杂庞大的共生关系中，各种文本相互指涉，相互依赖，相互参照，其实现程序是作者通过文本编码植入自己的意向，文本本身以及读者在解读文本时自身的知识和经验体系与文本产生互动；文本在共时互文中通过再现与交互得到延伸和丰富。在历时互文中，当前文本对前时文本单向指涉和参照，前时文本通过当前文本得到再生和增殖。各种历史事实和文本通过发掘和整理获得重新解读和观照，时空的交错在当前文本中达到暂时的统一或分解。
互文性实际上是文本的跨文性。热奈特区分了五种跨文性，除了互文性，还有类文性(所谓类文本是由附文，如标题、前言、注释等，和外文，如书评等构成的)、元文性(即一篇文本与评价该文本构成的指涉关系)、超文性以及统文性。这种分类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互文性，是对互文研究的深化。在海明威的作品中，重复出现的主题和人物特征、创伤和挣扎、优雅与失败，罗伯特·彭斯诗中的树林、白雪以及林中的路径等自然意象都为互文性理论提供了验证。
互文性在文学批评中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和应用。黄念然认为，作为一种新型文学理论，互文性理论强调读者与批评的作用，否认文本的终极意义的存在，强调文本意义的不可知性或流动性，从而更重视批评的过程而不是结果；重视文本间的相互指涉，更看重文本意义的共时性展开；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封闭的研究模式，把文学纳入到与非文学话语、代码或文化符号相关联的整合研究中，大大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形成一种开放性的研究视野。但是，也有研究者过分相信互文性的能量，对互文性理论进行过度的阐释。如有研究者认为：“一个文学文本以编码的语言游戏方式出现，将文本看做是没有主体的流动的象征符号游戏，这种能指游戏消解超验意义，文本的意义消解于无限的能指游戏中，文本从意义的暴政下得到解放，进而释放了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囚笼里的意义多元性。”这恐怕多少有点曲解了互文性的意义。在互文中，文本不是没有主体，只是非唯主体；能指虽然无限，互文的指向却有限，其共生的语境、同现的搭配、意义的交集都在某种程度上框定了互文的指向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互文性限制或框定了语言符号能指的无限性，它只是消解了意义的单一性和强制性，却不能消解意义本身。庞大的互文网络与积极的意义互动促使意义约定形成，不仅限制了文本编码无限的自由语用意志，也限制了文本解读的嚣张趋势。在互文中，无论是作者、文本还是读者都享有有限的自由，否则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前提。但是，在这里，意义的边界是模糊的、动态的，因为意义产生于交互，而交互具有不确定性。
论文关键词：互文性；文学批评；意义网络；价值
一、互文性的背景
互文性，又称文本间性，是指其他文本或知识对当前文本意义的塑造。在文学理论中，互文性意指通过归因发现某一文本(或意义)是从其他文本(或意义)中析取或据以建构的。它着眼于特定文本(或意义)与其他文本(或意义)的联系。互文性是广泛存在的，并非单指文本之间的关系而言，历史的、社会的条件同样是改变与影响文学实践的重要因素，读者先前的阅读经历、知识储备和在文化环境中所处的地位也可以形成至关紧要的互文性。
互文性作为术语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法国学者朱丽娅·克里斯蒂瓦提出的。朱丽娅·克里斯蒂瓦在她的论文《巴赫金：词语、对话、小说》中试图打破关于文本由作者所规定的传统观念，认为文本是它对其他文本、对语言结构本身联系的产品。
“任何文本都是作为引文的马赛克被建构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熔铸与变形”，任何文本都受读者已经阅读的其他文本及读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影响。这一范畴获得了后结构主义者的首肯。巴特探讨了在文学背景中的互文性，得出了任何文本都是过去的引文的新织物的看法。德里达则将互文性确认为文学研究的唯一方式，将文本理解为自我参照的系统。它因此可以理解为一种不求助于传统作者观念的解释文学与非文学的材料的作用的方式。
二、互文性在文学中的意义网络
克里斯蒂瓦提出互文性这个概念的初衷，是在研究语言符号如何在文本结构中派生意义时，注意到了意义的多重性和不可确定性。意义不是由作者直接传达给读者的，而是通过其他文本的转接或过滤形成一系列规则，分别由作者和读者共享。在文学文本中，相似的事件、场景、人物、意象、经验和感觉重复出现，构成了文本创作和阅读体验的基础。
任何事实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巨大的事件网络和链条中；任何意义都不能孤立存在，必须依赖共生的语境和意义。只能用意义解释意义，而文本也只有通过参照文本才能获得意义。克里斯蒂瓦认为：“‘文学词语’是文本界面的交汇，它是一个面，而非一个点(拥有固定的意义)。它是几种话语之间的对话：作者的话语、读者的话语、作品中人物的话语以及当代和以前的文化文本——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互文性的概念代替了主体间性，诗学语言至少可以进行双声阅读。”由于意义的解读存在不同的参照系统，所以意义的多元性也就难以避免。在文学批评框架下讨论互文性，实际上存在三个视角：第一人称视角，即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其他文本的转借和改写；第二人称视角，即读者在解读当前文本时对其他文本的指涉或验证；第三人称视角，即文学批评者对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视角意义的假设与评价。
在后结构主义看来，互文性不仅仅表达了文本之间的关系，而是文本交互后产生的实际生成品，是一种意义的循环和再生。一个主题在过去的文本中反复出现，最终归于沉寂，而该主题在新文本中得到重新发掘，相关意义和经验被唤醒及重塑，并添加了文本创造者新的意义指向和体验，再由读者赋予新的解释和阐发，该主题和意义得到增殖。所以，互文性不仅是其他文本在当前文本中的复制、嵌入、拼接及编织，而是表达了主题及意义通过文本活动的再生和变化。超文本则是通过文本或文本元素的链接，使任何一个文本成为庞大的文本网络中的一个连接点，文本通过链接延展，不仅成为文本网络中横向组合中的一个链条，而且成为纵向聚合中的组成元素。
与互文性相比，超文本体现了文本相互联结、嵌入和拼接的物理关系，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可以独立存在，甚至与作者或读者无关。超文本是强加给文本的外部属性，是现代网络技术通过标记语言对传统文本的“赋码”，超文本的解释者仍然是技术，如各种浏览器。但是，超文本把互文性的部分属性和特征具象化了。互文性具有可描述、可分析及可推解的基本特征，属于一种认识论程序，其基本属性是心理的和抽象的。
互文性的实现需要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共同完成，即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一切莫不归结于对话”，“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超文性与超文本属于两个概念，它指一个文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转换从另一个文本中派生出来，“超文性所关注的是文本间故意地、自觉地被赋予的关系”。实际上超文性关注的是文本与前文的关系，是互文关系的一种。互文性从类型上看，可以分为共时互文和历时互文。在共时互文中，文本处在复杂庞大的共生关系中，各种文本相互指涉，相互依赖，相互参照，其实现程序是作者通过文本编码植入自己的意向，文本本身以及读者在解读文本时自身的知识和经验体系与文本产生互动；文本在共时互文中通过再现与交互得到延伸和丰富。在历时互文中，当前文本对前时文本单向指涉和参照，前时文本通过当前文本得到再生和增殖。各种历史事实和文本通过发掘和整理获得重新解读和观照，时空的交错在当前文本中达到暂时的统一或分解。
互文性实际上是文本的跨文性。热奈特区分了五种跨文性，除了互文性，还有类文性(所谓类文本是由附文，如标题、前言、注释等，和外文，如书评等构成的)、元文性(即一篇文本与评价该文本构成的指涉关系)、超文性以及统文性。这种分类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互文性，是对互文研究的深化。在海明威的作品中，重复出现的主题和人物特征、创伤和挣扎、优雅与失败，罗伯特·彭斯诗中的树林、白雪以及林中的路径等自然意象都为互文性理论提供了验证。
互文性在文学批评中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和应用。黄念然认为，作为一种新型文学理论，互文性理论强调读者与批评的作用，否认文本的终极意义的存在，强调文本意义的不可知性或流动性，从而更重视批评的过程而不是结果；重视文本间的相互指涉，更看重文本意义的共时性展开；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封闭的研究模式，把文学纳入到与非文学话语、代码或文化符号相关联的整合研究中，大大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形成一种开放性的研究视野。但是，也有研究者过分相信互文性的能量，对互文性理论进行过度的阐释。如有研究者认为：“一个文学文本以编码的语言游戏方式出现，将文本看做是没有主体的流动的象征符号游戏，这种能指游戏消解超验意义，文本的意义消解于无限的能指游戏中，文本从意义的暴政下得到解放，进而释放了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囚笼里的意义多元性。”这恐怕多少有点曲解了互文性的意义。在互文中，文本不是没有主体，只是非唯主体；能指虽然无限，互文的指向却有限，其共生的语境、同现的搭配、意义的交集都在某种程度上框定了互文的指向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互文性限制或框定了语言符号能指的无限性，它只是消解了意义的单一性和强制性，却不能消解意义本身。庞大的互文网络与积极的意义互动促使意义约定形成，不仅限制了文本编码无限的自由语用意志，也限制了文本解读的嚣张趋势。在互文中，无论是作者、文本还是读者都享有有限的自由，否则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前提。但是，在这里，意义的边界是模糊的、动态的，因为意义产生于交互，而交互具有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