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鲁迅小说《在酒楼上》赏析论文
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作家，他的《在酒楼上》是一部充满诗意却又隐含着深意的小说。下面是学习啦小编带来的关于鲁迅小说在酒楼上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鲁迅小说在酒楼上论文篇1：《试论鲁迅〈在酒楼上〉的诗化叙述》
摘要：鲁迅的《在酒楼上》在叙述方式上缩减了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采用了大量的具有暗示性的意象，凸出“迁坟”、“送剪绒花”、“教授子曰”等故事所散发出的个体体验，让一个个的故事成为了人物传达存在感知的抒情场景。通过一系列自然意象和人类社会生活意象，把过去、现在，甚至是未来并置在“酒楼”的氛围中，结合意象的巧妙安置，让把酒闲话的生活场景拥有了多重意蕴，展现了自我价值实现的困境。
关键词：诗化叙述 抒情场景 意象 个体价值
鲁迅的《在酒楼上》情节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简化，把具有强烈冲突的这对矛盾，即过去的革命激情与现在的模糊生活进行了简和繁的选择，极大地省略了前者，同时也细致地描绘了后者。这样的选材安排不仅使模糊度日更加凸显，更有批判性;同时削弱了情节冲突，颠覆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模式。多个模糊的人生经历放置在一起，进行大肆描绘，使其具有了强大的象征意味和抒情性，整个文本把多个抒情场景通过纷繁的意像巧妙地衔接在一起，实现了过去与现在的自由穿插，具有了跳跃、重复，对比等诗化的特点，进行了诗化的言说。
一.情节的淡化与情感的强化
人物、情节、环境是传统小说里的三大要素，而情节是最重要的要素。但鲁迅把《在酒楼》的情节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第一叙述者“我”冒雪从洛思旅馆走到一石居，以逃避客中的无聊，与旧友不期而遇，两人一番把酒对酌言谈，听完主叙述者吕纬甫的一连串独白之后，各自顺着来时的路返回。从我遇旧有到旧友谈别后状况，“迁坟”、“送剪绒花”、“教授子曰”等主故事，件件皆是同质关系，没有垒营分明的冲突;没有精巧而出人意料的巧合，没有扣人心弦的悬念，只有一个充满抒情意味的酌酒闲话场景。这几件篇幅重大的事件，虽然与鲁迅本人的亲生经历相关，但其主功能并非详细记录某副现实社会真实的生活图景，集结某一宏大主题，即既非曹雪芹写《红楼梦》般的目的，也非福楼拜对包法利夫人的塑造结果。而是通过这几件事情蕴蓄、重复、强调“模模糊糊”的生活状态和无聊、孤独、负疚等情绪。
情节淡化之后，无论是“我”，还是吕纬甫都不再是能够屡屡制造悬念，掌握全局，推动着事件的发生、发展、甚至是变更并决定结局方式的人物，而是纠结于“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生活状态所带来的颓唐和困惑，并沉浸于回忆过去“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1]，不安于生活的平凡性、世俗性、物质性所带来的循环和无聊，同时又无力去抵抗它们所织的网罗，甚至被他们所奴役，为了世俗情理去“迁坟”、“送剪绒花”;为了求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不得不去教“子曰、诗云”这类压抑人性的课程。吕纬甫虽然敏于体验、感受，甚至能够进行深刻而彻底的自我反省，但却失去了传统小说当中人物应对艰难环境时所爆发出的强大行动力。他反复咀嚼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感受，以至于能够进行精确到位地叙述隐秘而细微的内心感觉。在“迁坟”过程中，当他决然地指令土工“掘开来”时，感受到了自己声音有些稀奇，并不无嘲讽地发现“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2]还能描述“我的心颤动着”这样细节化、私人化的感受。分析自己本可以不必再给弟弟迁坟，但为了使母亲安心，花掉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去迁一个空荡荡的坟，这一系列行为背后的荒.唐、无聊和无意义。吕纬甫不光能够细致地探寻自己内心，还能敏锐地观察周围的对象。“我看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对阿顺的观察如此用心和仔细;对旧友“我”的反应，吕纬甫亦是“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3]最为深刻的体认在于，吕纬甫对自己的评价“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4]但是他对生活的观察力和对自我的感受力，只是化成了负疚和绝望交互感染的情绪体验，这些体验通过忏悔式的言说贯穿了整部作品，使小说以诗性的情感取胜而非曲折的情节。
“可以说传统意义的‘故事’已经从鲁迅小说中撤退，因而给自我精神世界的探索留下了足够的空间。”[5]在省略的对比框架和简繁失调的对话中，复杂的情节让位给了一个个不断去探索叙述者或主叙述者自己内心体验、感受和认知的场景、事件，人物不再传奇，情节不再跌宕;但是情绪在升腾、在蔓延，并隐藏在长段长段的独白中、丰富的自然意象、社会生活意象中，这些意象并不再是简单的实写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是从背景地位走向前台担负起诗性的言说与叙述。
鲁迅既是小说家、思想家、学问家，也是诗人。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言“在鲁迅创作的艺术殿堂里，小说、诗、杂文、散文、戏剧，这些不同文学体裁;文学、哲学、历史、伦理学、心理学，这些社会科学的不同部类，都在互相融合渗透”[6]《在酒楼上》以诗性的叙述构造了小说的篇章，用诗歌的表达方式：省略、重复、对比等来组织和安排小说的素材，运用充满情绪意味的环境和暗示性的意象来构造小说的背景，故事让位于情绪;在日常世界中涵盖非现实的成分;从文字叙述的外部事实中发现精神性的现实，深刻揭露现实世界个体自我价值实现的艰难性。
旧友相会自是要怀旧，说说过去的共同经历和记忆，《在酒楼上》对过去拔城隍庙的神像，连日议论改革中国方法的激情场景不再进行史诗性的叙述，而是用高度概括的方式从吕纬甫的自我辩析和反思中闪现，在“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3]的设问中深隐。只留下模糊不清的印象和深深的怀念之情。革命失败后留给吕纬甫的是沮丧、浑浑噩噩的现实困境，这种困境通过“迁坟”、“送剪绒花”、“教子曰、诗云”这几件事情不断得到重复。对于吕纬甫来说从北地到东南和“教子曰、诗云”等经历都是无意义的，但是他依然带着希望去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才发现，那点吕纬甫自己强行赋予的，弟弟和他感情亲近、阿顺善良等意义也被现实的“踪影全无”、阿顺的死亡所颠覆。吕纬甫模模糊糊的精神状态和心灵状态一再地被重现和强化。同时在吕纬甫和“我”之间，并存着情感的共鸣和精神的对立，这一对矛盾通过对话不断闪现，也是复杂的事件，情节得以收束为以情绪体验为主导的诗意文本。 二.意象的多元与重复
《在酒楼上》，这文本中，鲁迅运用了色彩感非常强烈的自然意象及气氛感热烈的生活意象。它们在小说结构安排，素材连接，故事推进等方面都起到了用关键性的作用，让主体和客体、日常世界和精神世界得以对接，“实现热情与冷峻的平衡”最终达到“多重的抒情”，即反讽的抒情。[7]“在鲁迅小说的故事中，总是有看似不经意的几笔对季节和天气的描写，而且故事大多发生在寒冷的季节”。[8]《在酒楼上》也不另外，“深冬雪后，风景凄清”短短八个字，交代小说的季节、天气，甚至是整体景物风貌，后面接上“懒散和怀旧的心情联结起来”为小说奠定了基本的情感基调。洛思旅馆“窗外只有渍痕斑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9]。“墙壁”、“莓苔”及后面一石居的“店面”、“招牌”、“废园”一切生活环境和日常生活物象无一不是被暗淡的词汇所修饰的，它们共同地阐释着“风景凄清”这个氛围和感知。在见到吕纬甫这一主要叙述者之前，叙述者采用了重要的篇幅去描写非人物性的环境背景，通过灰暗、颓败、萧条的环境去映衬“我”到达了S城后，物是人非的景象及心中因此产生的孤独、无聊的心情和愁绪。旧同事不知散到哪里去了，学校不仅改了模样，还换了名称;原先没有的洛思旅馆，“我”现在住在里边;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感到物非人亦非的生疏。
与传统的小说背景设置相较而言，《在酒楼上》的背景设置尤如一首诗歌，众多的意象围绕着“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而组建。洛思旅馆窗外寂静凄清的环境是“我”的情绪外化，也是在强化“我”的无聊，迫使我走向一石居的导火索。一石居中依然以个体意象的集合组合成整体主观的情绪体验。这酒楼的一切物件都将成为“我”和吕纬甫情感观照的对象，回忆的载体和投射物。
一石居外斗雪盛开的腊梅和“明得如火”的山茶，是这风景凄清的环境下唯一让人振奋和惊叹的景物。这两个明亮的意象为吕纬甫那抹“精彩”的眼睛难得“闪出射人光芒”埋下伏笔。“我”过去并未发现这废园的旺盛生命活力，现在以“惯于北方的眼睛”才发现。这种疏离后产生的陌生效果来暗示，后来出现的那个“我”所熟悉又陌生的吕纬甫形象。并在相互对应中凸显大自然的永恒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让“我”对人去楼空世事变迁，人类社会进程一片沧桑的感叹隐于美丽的雪中花盛图景。在有限的文字图景中，留下了无限深远的诗意。
在白皑皑的雪中，铅色的天空下，废弃的园子里，老梅可以斗雪开放，山茶也可以在暗绿的密叶里更加如火。大自然残酷的环境与绽放的生命力并存。前者的冷峻更显后者的不屑与傲慢。鲁迅精笔减墨、凝词炼句地勾勒雪中花盛的图景，图景空间虽小，却用了“满”、“密”、“毫不”这样绝对性的修饰词和“竟”、“仿佛”、“还有”多个连词汇聚。在一句话的线性空间里，放置如此多的词汇去修饰艳丽的景色，在鲁迅小说中几乎没有第二篇。它所产生的呼之欲出的节奏感和饱满的情感近似于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热烈。但这种热烈与鲁迅冷静、绝望的探索相背离，抒情的极致生发反讽。热烈的景致接上“愤怒而且傲慢，如藐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10]这样疏离、隔膜的情感评价。冷热对抗的张力带来多重的审美体验。“我”惊异于“老梅”、“山茶”明如火，被积雪压住的枝桠，不但没有弯曲，积雪滑落后反而更加笔直，它们在嘲笑“我”和吕纬甫们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下甘心于远行。“我”和吕纬甫皆是在S城参加革命，革命失败后甘心远行到北方，现今又因为屈服于失败后的失败，模模糊糊过日子。
雪和酒。“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神话)系统的一部分。”[11]《在酒楼上》鲁迅多次写到雪，除了在对话外插入描写性的文字时，以雪为媒介，更是在对话当中加入了吕纬甫对南北方雪景的议论“这在那边哪里能如此呢?积雪里会有花，雪地下会不冻”。[12]而在写雪的时候不忘提到“酒”，雪天毫无酒气的酒楼、“我”独酌、酒味儿纯正、酒的配菜带来的热闹，酒引出了话，话组成了故事，故事传达了情感。这两个贯穿整篇小说的意象不仅让它具有了独白小说的模式，还把原本该是意识流的小说拆分成了“我”和另一个“我”，即吕纬甫之间的对话，把沉闷的、冗长晦涩的心理小说，折换成可触、可饮、可见、可闻的生活世界。酒楼是一个公共空间领域，具有临时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具备了交流对话的可能。“我”虽孤独，但不愿被其他酒客打扰，然而酒楼是酒客的归处。无论是西方的“酒神”文化，还是中国的“诗酒“文化，酒都于知识分子紧密相连，酒楼让“我”和吕纬甫相会。酒楼中的酒还具有解愁、引话的功能。“一斤绍兴酒”、“早喝了一斤多”、“再添两斤”，酒后吐真言，喝得多的人，说得多，喝得少的人听得多。酒是“我”和吕纬甫的下话的作料，“举杯消愁愁更愁”，“堂倌搬上新添的酒菜来，排满了一桌，楼上又添了烟气和油豆腐的热气，仿佛热闹起来了”[13]，热闹的不是酒菜、烟气、热气、而是人物内心世界纷繁复杂的情绪外化和实体。它们喧闹地奔向人物，而这样的热闹没有带来人物困境的调解。从山茶树上滑落积雪时的沙沙声，铅色更加浓烈的天空，小鸟的叫声。一切白雪图景中丰富的声响都在反衬人物热闹言谈下，精神体验的寂静、无聊和绝望，暗示自然顽强的生命力和社会变革困境中个人生存的重重困境。
雪为故事提供背景，为话语提供移情的载体，亦把人文社会和自然环境巧妙地联系在一起，还结构全文在雪中起，在雪中结，使结构整饰，前后照应，产生了回环往复的模式，增加了抒情效果和节奏感。同时不断重复的雪景具有了象征的意蕴。雪代表了寒冷的冬季，寒冷使万物绝迹，是严酷绝望的载体;同时雪也潜藏着生命勃发和春天来临的可能，是绝望和希望共生的地带，黄昏下纯白而密罗的雪依然有带来黎明和春的可能。
酒、雪、花等意象的重复使用，让《在酒楼上》充满了暗示性、多义性、和象征性;使小说文本脱离了单纯写实的传统文本模式，具有了诗歌般的抽象意蕴和多重主题，在有限里表达无限，在具体中暗含抽象。文本还运用了“坟”、“死亡”等意象，他们都与情节淡化后的情绪氛围紧密相连，让小说具有了强烈的抒情性，多重的象征意味，产生了诗意化的效果，
三.结语
在整篇小说中贯穿始终的无聊感和模糊生活状态带来了负疚、绝望等多重情感，使该小说蕴含了浓烈的抒情性;加上省略、对比、重复等表达策略;暗示性的意象，地域特色浓郁的吃食都使《在酒楼上》超越传统、继承传统;超越现代，又运用现代，最终在浓郁的情感和诗意的表达中达到小说内容和诗性叙述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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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在酒楼上论文篇2：《鲁迅〈在酒楼上〉中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
吕纬甫是《在酒楼上》的主人公，他曾经有过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热情，但是现在却变成了一个消极的“文人”。通过这部小说，鲁迅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形象作了分析和探讨。吕纬甫的形象代表了当时中国的一批甚至是一代文人。自“五四”以后，中国多数作家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描写都是比较低调的，文中更多的是体现悲剧的成分。在中国最为黑暗的那段历史时期，中国文人的小说作品大多是充满压抑以及个人主义主观意识的。作品中的思想多数是来自作者“自我”意识的表达。当然，对当时中国的文学史实一棒打死也是不对的，毕竟在看似消沉的文学创作背后，孕育着积极的革命思想。当时的文人知识分子在对历史的批判和自我批判中不断进步，不断开拓新的历史。鲁迅那无法抑制的悲情在作品凝重的外表下汹涌奔流。鲁迅先生通过这种痛苦的呼喊救赎中国的文人，也救赎自己。铅色的天空大雪飞扬，颓废而懒散的人物充满彷徨、寂寥的感觉。然而，吕纬甫也曾有强烈的对比冲突，在泪与血、红与白、冷与热中纠缠、矛盾，在绝望中苦苦挣扎，承受着内心的煎熬。
一、 孤独的情感
自《在酒楼上》问世后，许多学者就在不断进行着深入的研究，然而研究的主题以“迁葬”一节为多，而对“送剪绒花”和“吃荞麦粉”等则几乎没有涉猎。也许是“迁葬”的传记成分更多一些吧，或许是这段描写对那深不可测的黑暗——“坟”表现得更为直接。然而，详细解读比对我们就会发现，“迁葬”只是作品为了表达生命的虚妄：挖开记忆的坟墓，记忆中的所有真实都已然消失不见，曾经的生命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象征曾经的梦想的“梦中女孩”变得支离破碎的时候，悲剧才愈显其沉痛。很早之前，林毓生就曾对鲁迅有过深入的调查，他认为，鲁迅在这里描写吕纬甫的情感其实也表达了对那个邻家女孩的情感。因此，林毓生认为这部作品中有很大成分的鲁迅自己经历的再现以及情感的表达。就如同小说中描写的一样，虽然吕纬甫经历了沧桑巨变，人已经混混沌沌，但对于他所珍爱的顺姑依旧念念不忘，言语之间对她的明净仍然珍视、维护，而随后的梦想的毁灭就让作品的悲剧意味体现得更浓了。表面上，吕纬甫回乡是为顺姑送剪绒花，为兄弟迁葬的，但是更深层的意思则是作者从故乡这个生命的发源地去追寻生命的意义和灵魂的本质。就如同在这部作品之前不久鲁迅所作的《祝福》中的祥林嫂一样，她就曾经追问人死之后到底有没有灵魂，死掉之后，一家人能不能再见面。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也是无法说清楚的。虽然在愧疚与不安中“我”只能头也不回地逃走，但是这个哀怨的问题仍然像鬼魂似的让“我”难安。从一定意义上讲，《在酒楼上》是《祝福》的延续，S城的大雪天正是那“团团飞舞的雪花”的延续，而“模模糊糊”的吕纬甫何尝不是“说不清”的“我”的再现，吕纬甫掘坟也许正是要“死去的一家人再见”，不也是为了看小兄弟的么?两部作品中都出现的“坟”与“地域”更是前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掘坟之前，平时浑浑噩噩的吕纬甫却表现出不一般的大气和干练，他将自己发出的掘坟的命令称为“一生中最伟大的命令”，究其根本，这里的吕纬甫如同是作者的附身，是作者对生命根本探寻的呼喊。“过去的生命”已然成为虚幻，已然灰飞烟灭，而“梦中的女孩”又将如何，真真假假之间，似乎已经不是“身外”的关注所能涵盖的了，更多意义上，也许是作者发自内心的期待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吃荞麦粉”也不仅仅是为了重温旧梦而设，作者在这里所要证明的何尝不是梦的真实性呢。就像在说到爱罗先珂童话时作者就竭力证实梦是真实的存在。因为走进梦中的人看到真实的彩虹，以此来证明梦的真实。因此，吕纬甫才有了后面更为具体真实的回忆：“我”回到故乡接母亲，长富家请我吃荞麦粉，看到长富女儿调好的荞麦粉，好大的一碗引起了“我”的震惊，虽然味道并不怎么样，但是却甘之如饴。这段语言充满了诚挚的感情，这与整部作品冷漠的气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另一个人物顺姑以其独有的超凡脱俗、出淤泥而不染的明净形象代表了最为淳朴的人情、亲情和爱情。那“荞麦粉”中难道就没有一些夸张的满足么?作者在这里所隐含的孤独与情感缺失与前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 对妥协性人格的严正批判
在社会的悲剧中，鲁迅并没有沉沦，也没有停止努力，在伤感与彷徨中，他还在苦苦追寻救病之良药。那对于妥协性人格他又该如何呢?西方线性史观正是中国传统循环性史观的对症良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早就形成了一个定式，那就是“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过长期的安定，人们就容易变得消极和妥协，那么也就必将出现天下大乱。看清了“是非成败转头空”，鲁迅也就只能是“都付笑谈中”了，所以他才批判人们那易变的观念以及对“无持操”的人格极尽嘲讽，挖掘出国民的懦弱民性进而深刻批判。而在《在酒楼上》中，“我”与吕纬甫之间的相互审视正是鲁迅先生的巧妙之处。更为精妙的是，叙事者站在一个看不见的角度对“我”和吕纬甫都进行着审视。无论是哪种角色，似乎都是作者的化身，但是又好像不尽相同。毕竟他们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能完全代表真实世界中的作者。因此，把作者和吕纬甫等同起来就是林毓生的最大错误。在吕纬甫感叹做事无聊、一事无成的时候，我们不妨看看他的过去，曾经他拔掉了城隍庙中神像的胡子，热衷于中国的改革，然而时过境迁，现在的吕纬甫变成了一个模模糊糊、敷敷衍衍的人，甚至还教“我”子曰诗云，以至于“我”都不敢相信，曾经的反礼教英雄竟然变成了礼教的传播者。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吕纬甫还是一个比较清醒的人，虽然他颓唐，但是他很清楚自己的状况，对自己的“敷敷衍衍” “模模糊糊”和“无聊”不断自嘲。这样清醒的认识绝对不是一个旧知识分子所能做到的，他之所以说自己的无聊，其实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中，却难免是一种悲哀。就连“迁葬”和“送剪绒花”也被他看做是无聊的行为，是在前途一片黑暗的社会中对旧时光和旧传统的一种回忆，回归旧思想的悲哀是鲁迅先生所批判的，所以鲁迅先生才设计了坟墓中一无所有和顺姑已逝的情节。吕纬甫的行为是对自己的一种强烈讽刺，但是这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作者对这种妥协性人格的不屈不挠的斗争。韦伯曾说：生命是一连串的故事组成的，而不是提前就设定好的。作品中这两种人格的交锋和两种思想意识的碰撞也是鲁迅作品的巧妙之所在。林毓生之所以不断探寻鲁迅的矛盾思想，其实大多也是因此，但是无论是矛盾还是张力，都是鲁迅的精心设计，因此我们在阅读时要深入解析，切不可枉费先生的一番苦心：斗雪的“老梅”繁花满树，丝毫不为深冬的寒冷所屈服，而雪中明亮如火的山茶花，更是愤怒的心情在燃烧，是对人们在原地“转圈”的蔑视。山茶花和老梅的不自然，恰恰正是在逆境中勇于奋斗、勇于抗争的斗争精神的体现。它们所表现出来的不是在自然意义上的循环，而是在艰苦和残酷中的进化思想。这也正是“我”在结尾部分与吕纬甫背道而驰的原因所在，为了新的时代、新的生活的来临，宁可迎着扑面的寒风和雪花，然而心情是惬意的，黄昏的天空中飘着雪花，将街道和屋宇都笼罩在这纯白色的网中，这种景色的描写何尝不是一种启示。难道你和我还不如在寒风和大雪中迎风开放的梅花和茶花?面对这白色恐怖布下的天罗地网，我们有能力冲破吗?如果冲不破，那就只能逆来顺受，顺其自然：如果不反抗，不斗争，那么不仅历史无法前行，你和我也将失去做人的意义。原来还只是奴隶，虽然受尽苦难，但是还有反抗的精神，还有自由的向往。而现在呢?从奴隶变成了奴才，失去了“人格”的奴才，真正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以往的不平和挣扎都化为云烟，不再为失败而气恼，不再为束缚而斗争，而是安于奴隶的生活，甚至于从中找出有所享受的地方，那这样的奴才便永无翻身之日了。
三、 对中国农民的批判
在20世纪初的那个时代，鲁迅对中国农民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代表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鲁迅站在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中国农民进行意义深远的批判。中国近代小说在作家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中进行了两次跳跃，第一次是梁启超的政治小说，政治目的太强反而忽略了小说本身的发展。而苏曼殊则是用小说表达作家落拓哀伤的情怀，虽然在小说的表现意义上有所进步，但是在黑暗、腐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最终也一事无成。自此以后，文人学者乃至作家开始在个人情感和社会问题的主题方面各有进展。鲁迅先生在此时将个人的遭遇和社会问题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通过对个人遭遇的叙述，展现给读者的却是一幅真切的社会画面。诚然，读者的接受角度对鲁迅作品中的社会意识有很强的决定作用。想象是文学叙述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无论是叙述者还是被叙述者，既是矛盾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任何一方独大，都会造成文学作品的偏颇和错位。只有两者互相平衡，甚至是共同进行，才能形成合理的张力，才能体现文学作品的意义所在。作者才能通过小说的叙述，自我审视和完善，读者才能有所思考和感悟。只有经过热烈之后的冷静，才能产生美妙的诗歌，无论是太冷或者太热，都难以成诗。鲁迅从自身出发，由点到面对现代知识分子进行批判。因而他的作品在性情和矛盾中情理相济相生，才有了这许多传世之作的诞生。
四、结 语
鲁迅先生通过《在酒楼上》这部作品将人生的彷徨和无聊展现出来，这是一种真性情的流露和人生体验的表达。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财富，更是思想精神的无价之宝，鲁迅的伟大源自于此。鲁迅先生那种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鲜血的勇气，是中华民族在屈辱中重生的精神源泉。鲁迅先生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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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在酒楼上论文篇3：《〈 在酒楼上〉的形式主义》
关键词:鲁迅 庸众 启蒙 日常生活 诗化叙事
摘要:《在酒楼上》是鲁迅小说的经典文本,其人物设置模式、话语类型选择表现了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诗化的整体叙事风格又对其生命哲学的表达恰到好处地进行了融合。
《在酒楼上》写于1924年,是鲁迅描写知识分子命运的著名小说,历来众说纷纭。本文拟从文本形式的角度,重新解读《在酒楼上》的深层意蕴及其艺术风格。
一、“独异个人”与庸众
“独异个人”与庸众对立的模式,是鲁迅小说经常采用的一种人物设置方式。这里的“独异个人”指思想见解超越一般人的清醒者,庸众则为社会的一般不觉悟民众。从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起,鲁迅就开始运用这种人物设置模式。此后如《药》《头发的故事》《长明灯》《孤独者》《伤逝》等都运用到这种模式。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说:
“独异个人”和“庸众”正是鲁迅小说经常出现的两种形象。我们完全可以为他们建立一个“谱系”,从而寻找出鲁迅小说叙述表层下面的“内在内容”。这样读出的作品意义虽然有异于人们常做的对鲁迅小说的肯定,它们却可能显示出更能真实地表现出作为创作性的作家的鲁迅的特点的某些侧面。{1}
本文正是希望从这样一个角度介入《在酒楼上》的解读。本文认为,《在酒楼上》关于吕纬甫的故事,其实暗含着一个关于“独异个人”和庸众的故事。文中的吕纬甫以前很激进:“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现在则有点落后:“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当叙事者“我”对他的思想变化表示不可理解时,他竟然说:“他们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以前是为了讨论中国改革的方法而打起来,现在则是随随便便。因此,比之以前的吕纬甫,现在的他不仅思想落后了,而且精神状态也大不如前。而造成这一变化的,显然是生活所迫。文中屡次写到吕纬甫的物质困窘:“我每月有二十元,也不大够敷衍。”如果联系到《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子君,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清醒知识分子失败的“谱系”:在不被庸众所理解的中国,这些思想先进的“异类”,逐渐被逼入生活的困窘和失败。
然而,揭示《在酒楼上》暗含着一个“独异个人”与庸众的故事,其意义并不仅仅在指出它显示了启蒙知识分子失败的命运。本文这里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如果联系到《呐喊》中的篇章,《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陷入失败的困境时,依然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药》中的夏瑜虽在狱中,还不忘对“红鼻子阿义”进行革命启蒙;那么,《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早没了“狂人”、“夏瑜”对理想的激情。诚如李欧梵所说:“这里已不再有‘狂人’的理想,不再有《故乡》中所表示的虽然微弱,但依然存在的对下一代人的希望,甚至不再有《头发的故事》里N先生那种借以肯定自己的冷嘲。他对生活已经厌倦了,他将在‘模模糊糊’的教学生涯中,走上厌世者的道路。”{2}是否走上厌世者的道路,暂且不论;这里描述的吕纬甫思想的消沉是相当准确的。因此,同是“独异个人”和庸众的对立模式,《在酒楼上》和《狂人日记》是有差别的。
本文认为,这种差别显示了鲁迅精神世界的某种变化。在《呐喊》时期,鲁迅为了“听将令”,往往在小说的末尾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这说明此一时期的鲁迅依然对启蒙怀抱着些期望。然而,在“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中人们还是会那样”{3}后,鲁迅表达了对启蒙深深的失望:作为启蒙知识分子的吕纬甫们,都在庸众的围困中走向了没落,启蒙哪里还有希望呢?“少数清醒者开始时想唤醒熟睡者,但是那努力导致的只是失败和疏远。清醒者于是变成无力唤醒熟睡者的孤独者……‘铁屋子’毫无毁灭的迹象。”{4}因此,作为一种叙事模式,对于“独异个人”和庸众故事的处理,《呐喊》和《彷徨》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清晰地展示了1924年间的鲁迅灰暗的心境。
二、启蒙与日常生活
在1997年前后,人们对《在酒楼上》的阐释开启了一种新的解读模式。{5}传统的评论认为,吕纬甫在“一石居”为我讲述的两个故事――为小兄弟迁葬和为阿顺送花――显示了吕纬甫思想的消沉:由以前的关注国家民族大事到现在的关注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与传统评论不同,这种解读模式认为,吕纬甫的两个故事并非表达他思想的消沉,而是传达出了一种不同于“启蒙”的新的声音:对日常亲情的重视。评论家们经常引用吕纬甫描述他在弟弟坟上的这段叙述进行论证:
我当时忽而很高兴,愿意掘一回坟,愿意一见我那曾经和我很亲睦的小兄弟的骨殖:这些事我平生都没有经历过。到得坟地,果然,河水只是咬了进来,离坟已不到二尺远。可怜的坟,两年没有培土,也平下去了。我站在雪中,决然地指着他对土工说:“掘开来!”我实在是一个庸人,我这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稀奇,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伟大的命令……待到掘着圹穴,我便过去看,果然,棺木已经快要烂尽了,只剩下一堆木丝和小木片。我的心颤动着,自去拨开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
由“忽而很高兴”、“可怜的坟”、“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伟大的命令”、“我的心颤动着”,评论者认为吕纬甫在这里非常动情地表现了一种对亲情的重视。吴晓东说:“从启蒙立场着眼,写这两件事是为了表现吕纬甫的‘颓废消沉’、‘随波逐流地做些无聊的事’,然而,当我们暂时忘掉叙事者潜在的审视目光,只关注吕纬甫讲的故事本身,就会感到其实是两个十分感人的故事,有一种深情,有一种人情味,笼罩着感伤的怀旧情绪。”{6}
不可否认,这种解读模式有其合理性。而且,挖掘并强调吕纬甫对亲情的重视,是这种解读模式的重要贡献。然而,当这批评论家们“忘掉叙事者潜在的审视目光”,认为“‘我’和吕纬甫的辩难,正是作者两种声音在冲突、在对话、在争辩。最终很难说哪一种是主导性声音”{7},从而认为吕纬甫对日常生活的重视和叙事者“我”对启蒙的强调在文中是两种对等的声音时,本文认为是可以商榷的。
从文本的叙述看来,吕纬甫在文中不断地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固然来自叙事者的审视,然而更来自他的自责。他们见面刚一开始,吕纬甫就开始了对自我的解嘲:“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在这个自我解嘲中,他已经否定了自己现在的行为。等到叙述完“为小兄弟迁葬”后,他更是说:“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不会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这样。”一股无奈的情绪喷涌而出。后来,在叙述完“为阿顺送花”以后,他又开始了对自己的责备:“你不知道,我可是比先前更怕去访人了。因为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又何必明知故犯地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可见,尽管吕纬甫已经开始在现实生活中躬行着日常生活的温情(比如,他这次回来“给小兄弟迁葬”和“为阿顺送花”,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孝顺母亲的缘故),却并没有从这种温情中感受到幸福,反而是一种自责、一种痛苦。如果联系到《野草・过客》中老翁对过客的劝说:“你不要这么感激,这于你没有好处。”以及同一时期,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8}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鲁迅的眼中,吕纬甫正是一个为温情所困的“过客”。日常生活的温情常常会销蚀勇士进取的勇气,使他不得不有所牵挂――也许吕纬甫的转变正是为了母亲的缘故。而这是鲁迅所不愿意的,所以在文末,“我”最终与吕纬甫分道扬镳,并且“觉得很爽快”。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在酒楼上》确实体现了日常生活和启蒙两种声音,但两种声音并非对等,而是启蒙压倒了日常生活。因此,如果纯粹从吕纬甫个人命运的角度看,它体现了鲁迅对启蒙深深的怀疑和失望;而如果从启蒙的声音对日常生活声音的压制看,鲁迅最终还是选择了启蒙。这表明,正如人们在鲁迅的《野草》中看到他对绝望的反抗一样,《在酒楼上》他对启蒙的选择也体现了他这一生命哲学。
三、诗化叙事
诗化叙事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的一种重要叙事方式。一般而言,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被誉为中国诗化叙事的代表。鲁迅的部分小说,如《社戏》《故乡》,也被称为是诗化小说。而之所以将上述作家的小说称作诗化叙事,或者诗化小说,大致根据这样一些标准:“语言的诗化和结构的散文化,小说艺术思维的意念化和抽象化,以及意象性抒情,象征性意境营造等诸种形式特征。”{9}本文认为,《在酒楼上》也是一部诗化小说,根据在于这部小说通过对事件的叙述营造出了一种“象征性意境”。为阐明这一观点,这里引进中国古典诗话中的“神韵”概念。
神韵,是中国古典文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般认为,神韵说到清代的王士祯手里有了重要发展。但是,王士祯并没有对神韵的内涵做过明确的界定,而只是在他的各种具体诗论中通过引用司空图和严羽等的诗话对神韵的特征做了一些说明。同时,神韵作为一个概念,早在王士祯之前就已经在运用,因此王士祯的“神韵”说也仅是神韵的一种。所以,本文不想通过对王“神韵”说做具体的界定来确定神韵的内涵,而是从“神韵”概念的发展来确定神韵的大致内涵。根据钱钟书的考证,最早提出“神韵”这个概念的应该是南齐的谢赫:“谈艺之拈‘神韵’,实自赫始;品画言‘神韵’,盖远在说诗之先。”{10}可见,神韵最早是作为一个品画的术语出现的。而在谢赫那里,“‘神韵’与‘气韵’同指”,“‘气韵’非他,即图中人物栩栩如活之状耳。”{11}因此,按钱钟书的解释,在谢赫那里,神韵指的是人物画中人的精气神。在中国的山水人物画中,向来有“形似”与“神似”之分,这里的“神韵”指的是“神似”。之后,神韵开始由品人物画,扩及品山水画,再而扩及品诗。“诗文评所谓‘神韵’匪仅依傍绘画之品目而立文章的品目,实亦径视诗文若活泼刺之人”{12},在这里,钱钟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诗歌神韵的见解,即之所以用神韵来品读诗歌是由于人们把诗歌看作是一个“人”,换句话说,诗歌神韵其实指的就是诗歌的“精气神”。用我们的话说,诗歌神韵指的就是诗歌通过情景所渲染和流露的那股情感气氛。而这样一种情感气氛的营造,其实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意境营造。从这个角度看,《在酒楼上》显然是一部具有神韵(意境)的佳构。
小说一开始写“我”的无聊:
所住的旅馆是租房不卖饭的,饭菜必须另外叫来,但又无味,入口如嚼泥土。窗外只有渍痕斑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我午餐本没有饱,又没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的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识的小酒楼,叫一石居的,算来离旅馆并不远。我于是立即锁了房门,出街向那酒楼去。
“我”本是来访友的,可是朋友没有访到;在这种失意的情况下,住的地方不好,吃的也不好,天气又相当差;于是只好去买醉。短短一段话,将不如意的事情聚集起来,在絮絮叨叨的叙述中,一股浓浓的愁绪瞬间弥漫。接下来,事情变得愈发糟糕。作为一个寻不到出路的漂泊者,“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而南来又只能算是一个客子”,“我”在S城不仅没有遇到给自己以精神动力的朋友,反而遇到一个比自己更不如意的吕纬甫,并且讲了两个伤感的故事。而非常不巧的是,这两个伤感的故事与“我”的遭遇又构成一种同构关系,都在说明往事不可追:“吕纬甫在做这两件事时,是很虔诚,很认真的……因为这两件事里包含有他过去的太多美好的东西:小弟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和我很相投’,顺姑也是一个可爱、能干的姑娘,曾经好心做荞麦粉给他吃……因此吕纬甫做这两件事的深层动机是为了寻找‘旧日的梦的痕迹’。但本是很认真去做的两件事,抱美好的希望的两件事,却都以失望和模糊收场。”{13}当年激情的战友寻不着,却碰到了一个颓唐的吕纬甫;吕纬甫本身的变化已经很让人伤感,他的两个故事所暗示的“往事不可追”更是让人绝望。所以,整部小说其实一直笼罩着一股无形的伤感和苦闷,正如中国的山水人物画,在线条、色彩的组构中凝聚着一种无形的韵味。因此,这是一部典型的具有意境营造特点的诗化小说。而伤感与苦闷的情感气氛,一方面烘托了吕纬甫和“我”的无奈,另一方面又衬托了鲁迅在绝望中坚守启蒙的坚强,使小说的情感意绪和主题意蕴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作者简介:朱云,研究生,陕西安康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1}{2}{4} 李欧梵.铁屋子中的呐喊:“独异个人”和庸众[A].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51,164,168.
{3} 鲁迅.自选集・自序[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456.
{5} 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61.
{6}{7} 吴晓东.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1):68,69.
{8} 鲁迅.两地书・二四[A].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1.
{9} 吴晓东.现代诗化小说探索[J].文学评论,1997(1):119.
{10}{11}{12} 钱钟书.论神韵[A].钱钟书论学文集・第3卷[C].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120,120,123.
{13} 高志明,宁建林.深层解读鲁迅小说《在酒楼上》[J].文学教育,2008(1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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