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浙东乡土作家群对鲁迅创作精神的承传
傅红英 分享
论文关键词:普迅 浙东乡土作家群 承传关系
论文摘要:作为一个作家群体，浙东乡土作家同鲁迅有着同一的乡土背景，又受到香迅的扶持与提拐及其作品的直接影响，对普迅创作精神的承传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创作都立足于浙东乡土，承传了香迅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也写出了外来资本冲击下浙东农村的生活现状和农民意识形态的变化，拓宽了乡土文学的表现范祷。
鲁迅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开创者和引领者。他的作品对后来的乡土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国现代乡土文学的成熟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沈从文曾经指出:鲁迅“于乡土文学的发韧，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绝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人一个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为近十年文学主流。”此为确论。在20世纪20年代，深受鲁迅之惠而作“贴近土地”、“描写土地人民”的乡土作家是颇不少的，其中崛起于浙东的以王鲁彦、许钦文、许杰、王任叔等作家为代表的一个乡土作家群尤为引人注目。
就文学的承传意义而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相同的文化传统的滋养，对于造就不同作家间的精神联系甚或产生更深层次的师承关系，是至关重要的。王鲁彦等浙东乡土作家能够与鲁迅心灵相通，在创作上能直接得到鲁迅的精神承传，首先就源于他们从同一文化土壤中走出。浙东属越文化圈，越文化的深厚传统积淀，自古以来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文人学士。浙东人素来就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越王勾践、东汉王充、南宋陆游、明代黄宗羲等杰出人物的人品、著作、事迹，及他们强烈的反传统意识和不屈的斗争精神一直成为浙东人的楷模，对后世的文人及文学创作的影响也非常大。浙东乡土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显现，显然是由于浓厚的越文化氛围的孕育。同一的文化承传使作家们在性格气质、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方面产生了诸多共同点，包括在秉承越人强烈的反传统精神方面表现出与鲁迅精神的趋同性。众所周知，鲁迅的刚毅性格与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同越文化传统相吻合，他年轻时就喜爱“女吊”这样“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对越文化精神情有独钟，不仅在辛亥前夕编定了《会稽郡故书杂集》，而且还悉心搜集乡邦先贤富于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种种文献。他“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越文化中的反传统意识和斗争精神在其身上表现非常突出。正是在这一点上，浙东的乡土作家是承续了鲁迅的性格与精神的。王任叔说他“出身于四明故土，也就常爱读乡贤的著作。他称赞黄梨洲“身遭覆亡之祸，以一儒生而起义山寨”，赞扬张苍水、朱舜水等人“无一不亮节劲风，铃式后世”，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志高气硬、敢于抗争。许杰小说中的人物也常常表现出台州人的倔强与硬气。许钦文早年在绍兴读书时，常喜游沈园，登越王台，缅怀历史英雄人物;20年代漂泊到北京后，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下，则更是以刘宗周的刚强气节自勉。许钦文、王鲁彦的作品分别表现出了“包着愤激的冷静”和“在玩世的衣裳之下还闪露着地上的愤愈的特点，便同接受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共同的区域文化背景、浙东文人的倔强个性和不屈的反抗意识，使得浙东乡土作家同他们的导师鲁迅有着不可分割的承传关系。此外，类似的人生经历也加深了这种联系。他们和鲁迅一样，都从小饱受人间疾苦，故而能深味人间的苦难和社会的黑暗。他们生活坎坷，都是在艰难竭撅中完成学业，也都曾遭受失业的痛苦和世人的白眼。他们几乎都经受了包办婚姻的磨难:许钦文和他的妹妹一起通过抗争解除了父母包办的婚约;王鲁彦为逃避婚事而到了北京。至于王任叔，则在痛苦地接受了母亲包办的婚姻后，“抛弃了我自身的一切，献身给社会。家道中落的悲哀或原本贫困的惨淡童年及坎坷痛苦的人生经历，使得这些作家对于社会现实的残酷黑暗有着强烈的心理体验。他们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接触和了解，使得他们对故乡故土有着深厚的情感。与此同时，他们对传统乡村文化的原始性与残酷性也有深切体认，因而能敏锐地感受到为传统文化所包围的农民的精神的愚昧、麻木和心灵的痛苦。现实迫使这些作家也服鲁迅一样“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或者说如同鲁迅一样，都是“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的人们。都市流浪生活并没能消解他们的乡村情结和乡土意识，所以他们同鲁迅一样，虽生活在异乡，创作仍不免怀恋乡土，作品也无一例外带有鲜明的浙东区域性特征。
当然，浙东乡土作家对鲁迅的承传，最直接的原因恐怕还在于鲁迅作品的影响及鲁迅对浙东作家的引领、扶持。作为乡土文学的引路人，鲁迅以杰出的创作实践，为如何建立具有地方色彩的“国民文学”作出了示范性的贡献，影响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尤其为乡土文学作家所瞩目。著名乡土小说作家赛先艾就说过，“他(鲁迅)的作品走到哪里，我就服到哪里。如果没有见到的时候，只要听见人家讲起，就赶快去找来补读“。此种状况，在同鲁迅有着同一乡土背景的浙东作家那里表现尤甚。他们对鲁迅的乡土文学作品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和感召力，自然会受到更直接的启迪，鲁迅对他们也会提供更实际的扶持与帮助。这些作家几乎都是鲁迅的私淑弟子，鲁迅对他们的关爱是不言而喻的。许钦文是接受帮助最多的青年之一，鲁迅不仅曾多次帮他看稿，改稿，介绍稿子，校对稿子，还曾用自己《呐喊》的版税帮助出版小说集《故乡》。而鲁迅所作“拟许钦文”的小说《幸福的家庭》，含有对青年作家的培植之意，更是传为文坛佳话。曾被鲁迅戏称为“‘吾家’彦弟”的王鲁彦在工读互助团生活期间，也曾到北大旁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在鲁迅的影响下，王鲁彦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王任叔虽然不是鲁迅的学生，却也听过鲁迅的讲座，同样深受鲁迅的影响。他曾自述读完《狂人日记》后对他心灵所产生的震撼，他记住了鲁迅的名字，并“马上感到包含在这两字里的一种热力，遒劲和严肃的意义”，“我的生命，仿佛和这两个字分离不了。他还长期使用鲁迅发表《阿Q正传》用过的“巴人’，这个笔名进行创作。许杰同鲁迅的交往不多，但他早在求学期间就大量阅读鲁迅的作品，鲁迅成为他最敬仰的作家，鲁迅作品的养分自然也是他所能汲取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
因为本来就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类似的人生体验，加上鲁迅独特的人格力量和他“过人的”、“非凡的文化意识”的影响，许钦文、王鲁彦、许杰、王任叔自然而然地在文化价值观念及文化选择上认同了鲁迅。他们都有浙东人的倔强和硬气，对域外文化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鲁迅的影响下，他们普遍接纳了进化论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就文学思潮而言，他们都主张文学‘.为人生”，现实主义文学是他们的主要选择。鲁迅的引领大大开阔了这些作家的文化视野。在鲁迅的影响下，浙东乡土作家有感于所谓“仁义道德”的历史实质上就是“吃人”的历史，“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所以他们愿意“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写出他们的胸臆。他们在“暴露”和“治疗”上与鲁迅取得了一致的方向: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叛，他们在创作中也注意更多地去关注并揭示古老的传统文化环境和这种古老文化熏陶下的人们的悲惨命运以及他们的病态的灵魂，正是从这里显示出他们对鲁迅精神的承传。
如果说，从文化接受源上可以看出浙东乡土作家群对鲁迅的承传关系，那么对照两者创作精神内涵的联系性与承续性，对这种承传关系可以获得更清晰的认识。就文学创作而言，浙东乡土作家对鲁迅创作精神的承传是多方面的。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无情解剖上。鲁迅是有着浓厚乡土意识的作家，这基于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深刻认知。“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老是很忠实的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正由于此，鲁迅一方面立足于浙东乡土，写出了浙东乡土的特色，另一方面又超越浙东乡土，将笔触伸展到更深远的文化传统上，其中包括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无情的解剖，写出封建宗法制度的“吃人”本质。“他的作品满熏着中国的土气”。其笔下的“未庄”、“鲁镇”是“老中国”农村的缩影，笔下的人物则是“老中国儿女”的真切写照。他在作品中以深邃清新的艺术笔调，生动展示了20世纪初浙东乡土人生和社会现实。过年祝福祭祖、寡妇禁忌、抢亲、捐门槛、社戏等大量民风习俗的描绘，使得鲁迅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浙东地方色彩。透过乡村习俗的出色描绘，则蕴涵着他对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传统中落后一面的深刻剥露。
浙东乡土作家群承传了鲁迅的这一特点，他们在创作中也立足浙东乡土，写出了浙东“土性”深重的一面，并致力于对封建宗法制度的解剖。他们的作品在环境设置和风俗习惯描写上，同鲁迅的创作颇多相似之处。1、环境的设置。鲁迅乡土小说中的环境通常被定位在“鲁镇”，有时也叫“未庄”或“S城”。在鲁迅笔下，“鲁镇文化”或者“未庄文化”是古老传统文化的象征。它封建、闭塞、落后，宗法礼教特别盛行，因此常常演绎出许多悲剧性的故事。以此为范式，许杰笔下便经常出现用“枫溪村”或“环溪村”来命名的闭塞的村落，王鲁彦笔下的沿海乡村则经常用“桥”“琪”来命名。许钦文是鲁迅的同乡，他有时用“松村”，有时也直接用“鲁镇”，作为小说的背景。王任叔则把乡村人们放到“破屋”下来写。这些环境的设置虽然因各自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作家故乡本土的印记而显示出了浙东不同地区的地方色彩:“许杰写出了近山农村的强悍民风，许钦文写出古老乡镇的阴郁空气，王鲁彦写出滨海农村的悲苦情调。但是，它们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传统文化的封建、闭塞落后与乡村的衰败贫穷。2、风俗习惯描写。鲁迅在作品中常常借助祝福祭祀、捐门槛等风俗习惯揭示习俗的落后性，浙东乡土作家同样抓住风俗习惯的黑暗面进行剖析，以加深加厚作品的文化批判意蕴。他们通过对冷酷野蛮的风俗习惯的描写，诸如械斗(许杰《惨雾》、冥婚(王鲁彦《菊英的婚事))、典妻(许杰(赌徒吉顺))等古老的民风习俗，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对人的灵魂的侵蚀和愚弄。
在致力于解剖封建宗法制度的同时，浙东乡土作家秉承鲁迅的创作宗旨，特别注重对乡土人民病态灵魂的揭示。普迅是怀着暴露国民灵魂的劣根性并设法引起“疗救”的愿望而从事文学创作的，故而其创作“始终紧紧抓住‘人’这个轴心，他最关心的是‘人’在中国社会结构与中国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与真实处境。’，〔吕〕其笔下的乡村是古老闭塞的乡村，那里有封建专制，有礼教陋习，也有陈腐的空气和庸人的风尚。作家正是通过对处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人们的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病态的充分展示，把握了中国古老乡土最本质的风貌。在揭示病态灵魂方面，浙东乡土作家承传鲁迅精神，也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形象类型。1、顺民。在鲁迅《故乡》、《祝福》等作品的影响下，作家们对于那些被古老封建传统文化包围、熏陶的人们的悲惨的命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揭露，用形象的笔触写出了一个个吃苦耐劳、只求能争到“做稳了奴隶”的地位而不得的顺民。王任叔《疲惫者)中的运秧哥，生活“压弯了他的脊骨”却仍遭人嫌弃，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又被人诬陷为“偷钱贼”，他糊里糊涂地坐了牢又终于沦为乞丐。许钦文的《石宕》则揭示了一代代的石匠的悲协命运。2、妇女。浙东乡土作家同样把笔触伸向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下受着多重压迫的更为悲惨的妇女。许杰《小草》中的小草，《改嫁》中的寡妇都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她们面对的都是一条漫漫的苦难的人生之途。许钦文《疯妇》中的双喜媳妇只因爱美爱生活这一普通人的简单欲求而遭到了婆婆与邻居的蜚短流长，她思念丈夫却被婆婆大加训斥，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终于被逼疯致死。鲁彦《屋顶下》中的本德婆婆和阿芝婶两个人的日子也不好过。还有(鼻涕阿二)中的阿二也是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女人。这些人物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单四嫂子等等人物一样都是命运的挣扎者，都是旧文化旧礼教的受害者。3、阿Q式的人物。在鲁迅《阿Q正传》的启发引领下，浙东乡土作家也致力于挖掘“灵魂的深”，写出被传统封建文化扭曲的病态灵魂，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阿Q”式人物。许钦文(鼻锑阿二)中的阿二、王鲁彦《阿长贼骨头》中的阿长都是这样的形象。阿长并不清楚爱谁、恨谁，他只知报复，且以报复为“光荣”;阿二在经受重重欺凌之后，稍有机会，便去欺侮比她更弱小的女性。在这两个形象身上，明显可以见到阿Q的影子。王任叔《阿贵流浪记》中的阿贵，也是类似的阿Q式人物。4、看客群体。看客的存在是国民的最大悲哀。鲁迅对国民病态灵魂的批判，常常是通过一大群灵魂被严重侵蚀、扭曲的“无聊的看客”来表现的。浙东乡土作家所模写的病态群体也是对看客现象的揭示，如王鲁彦的《抽子》，写反动军阀杀人如麻，当地群众已见怪不怪，只当它“好玩”，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愤慈”连同他对愚昧国民的嘲讽都已跃然纸上。
综观浙东乡土作家群对鲁迅创作精神的承传，联系两者的精神纽带是他们共同秉有的始终抹不去割不断的乡村情结，或者说就如鲁迅所记的表现在20年代乡土文学作品中的那种“隐现”的“乡愁”上。
乡村情感是一般离开故乡漂泊于都市的人所共有的一种情感。虽然坚硬冷峻如鲁迅这般充满叛逆精神的“猛士”也未能例外地在作品中隐现出了丝丝“乡愁”。鲁迅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曾经这样写道:“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菱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他的作品《故乡》、《风波》、《社戏》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这种思乡的情绪。这情绪显然也给浙东乡土小说家以深深的影响与感染，他们的作品在传达“乡愁”情绪方面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许钦文的《父亲的花园》、王鲁彦的《朝雾》，这些作品或“苦恼”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或“烦怨”“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都隐现了感伤的思乡情绪，流露了作家对故乡故土的一往情深，同时也曲折地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状况的不满。对照20世纪20年代前中期的“问题小说”，乡土小说更注重作家的情感渗透，这无疑使作品的内容更趋充实。浙东的乡土小说家秉承鲁迅的创作精神，通过隐现的乡愁表达自己的深切感受，并把它同思考故土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使乡愁变得更实在，更有意义，作品也就显得更有艺术感染力。
由于时代的变迁，后起的浙东作家面对的是不同的生活环境，他们的乡村体验有可能注入新的内涵。他们的创作大抵在20年代中后期甚或30年代前期，其时因外来资本的人侵，浙东沿海的农村自然经济已受到较大的冲击，乡村的闭塞的一面有所打破，农民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时的浙东农民已不再一味地安心于土地上的劳作，他们开始试着进城找工作、做生意，寻求别样的生计。然而，由于封建宗法制的不合理性，也由于国民自身的弱点和外国资本的侵略，农民的生活却并没有因此好转，反而变得更艰难了。与此同时，人们愿意买洋货，市侩之心日炽，农民出现了新的精神危机。这种种内容，在浙东乡土作家的笔下都有所表现。在许杰的《大白纸》、《台下的喜剧》中，主人公大胆地向封建礼教挑战，热烈地追求爱情自由。《到家》、《七十六岁的祥福》、《放田水》等作品都写了农民的觉醒和抗争。王鲁彦在《桥上》、《李妈》、《屋顶下》中敏锐地把握住了故乡由于外来工业文明的侵人和商业资本的出现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写出了当乡村自然经济被工业文明打碎时人们的心理变化。李妈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勤快的“乡下人”，在屋展碰壁、受辱之后，终于“翻身”成了不愁失业的“老上海”，她学会了“揩油”，学会了偷獭，还会耍泼。在工业文明冲击下，国民灵魂以另一种方式被侵袭被腐蚀。《黄金》写了乡村经济被工业文明打碎后，乡亲“成了被疑云扰乱的被物质欲支配着的人物”，揭示了农民们的冷酷势利、虚伪卑微和金钱至上的世态人心。从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浙东乡土作家依然承续着鲁迅的创作精神，在表现乡村生活和表达乡村情怀时，侧重点仍放在改造国民灵魂上，同样流露出他们隐现的乡愁;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的确感觉到了后起的乡土文学作家在创作的关注点上同他们的前辈作家已有所不同，包含了更多的现实人生内涵，显示出与时俱进的趋向。这或许正是他们深得鲁迅精神的真传，在创作上有所长进的表现。
论文摘要:作为一个作家群体，浙东乡土作家同鲁迅有着同一的乡土背景，又受到香迅的扶持与提拐及其作品的直接影响，对普迅创作精神的承传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创作都立足于浙东乡土，承传了香迅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也写出了外来资本冲击下浙东农村的生活现状和农民意识形态的变化，拓宽了乡土文学的表现范祷。
鲁迅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开创者和引领者。他的作品对后来的乡土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国现代乡土文学的成熟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沈从文曾经指出:鲁迅“于乡土文学的发韧，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绝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人一个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为近十年文学主流。”此为确论。在20世纪20年代，深受鲁迅之惠而作“贴近土地”、“描写土地人民”的乡土作家是颇不少的，其中崛起于浙东的以王鲁彦、许钦文、许杰、王任叔等作家为代表的一个乡土作家群尤为引人注目。
就文学的承传意义而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相同的文化传统的滋养，对于造就不同作家间的精神联系甚或产生更深层次的师承关系，是至关重要的。王鲁彦等浙东乡土作家能够与鲁迅心灵相通，在创作上能直接得到鲁迅的精神承传，首先就源于他们从同一文化土壤中走出。浙东属越文化圈，越文化的深厚传统积淀，自古以来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文人学士。浙东人素来就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越王勾践、东汉王充、南宋陆游、明代黄宗羲等杰出人物的人品、著作、事迹，及他们强烈的反传统意识和不屈的斗争精神一直成为浙东人的楷模，对后世的文人及文学创作的影响也非常大。浙东乡土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显现，显然是由于浓厚的越文化氛围的孕育。同一的文化承传使作家们在性格气质、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方面产生了诸多共同点，包括在秉承越人强烈的反传统精神方面表现出与鲁迅精神的趋同性。众所周知，鲁迅的刚毅性格与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同越文化传统相吻合，他年轻时就喜爱“女吊”这样“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对越文化精神情有独钟，不仅在辛亥前夕编定了《会稽郡故书杂集》，而且还悉心搜集乡邦先贤富于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种种文献。他“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越文化中的反传统意识和斗争精神在其身上表现非常突出。正是在这一点上，浙东的乡土作家是承续了鲁迅的性格与精神的。王任叔说他“出身于四明故土，也就常爱读乡贤的著作。他称赞黄梨洲“身遭覆亡之祸，以一儒生而起义山寨”，赞扬张苍水、朱舜水等人“无一不亮节劲风，铃式后世”，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志高气硬、敢于抗争。许杰小说中的人物也常常表现出台州人的倔强与硬气。许钦文早年在绍兴读书时，常喜游沈园，登越王台，缅怀历史英雄人物;20年代漂泊到北京后，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下，则更是以刘宗周的刚强气节自勉。许钦文、王鲁彦的作品分别表现出了“包着愤激的冷静”和“在玩世的衣裳之下还闪露着地上的愤愈的特点，便同接受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共同的区域文化背景、浙东文人的倔强个性和不屈的反抗意识，使得浙东乡土作家同他们的导师鲁迅有着不可分割的承传关系。此外，类似的人生经历也加深了这种联系。他们和鲁迅一样，都从小饱受人间疾苦，故而能深味人间的苦难和社会的黑暗。他们生活坎坷，都是在艰难竭撅中完成学业，也都曾遭受失业的痛苦和世人的白眼。他们几乎都经受了包办婚姻的磨难:许钦文和他的妹妹一起通过抗争解除了父母包办的婚约;王鲁彦为逃避婚事而到了北京。至于王任叔，则在痛苦地接受了母亲包办的婚姻后，“抛弃了我自身的一切，献身给社会。家道中落的悲哀或原本贫困的惨淡童年及坎坷痛苦的人生经历，使得这些作家对于社会现实的残酷黑暗有着强烈的心理体验。他们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接触和了解，使得他们对故乡故土有着深厚的情感。与此同时，他们对传统乡村文化的原始性与残酷性也有深切体认，因而能敏锐地感受到为传统文化所包围的农民的精神的愚昧、麻木和心灵的痛苦。现实迫使这些作家也服鲁迅一样“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或者说如同鲁迅一样，都是“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的人们。都市流浪生活并没能消解他们的乡村情结和乡土意识，所以他们同鲁迅一样，虽生活在异乡，创作仍不免怀恋乡土，作品也无一例外带有鲜明的浙东区域性特征。
当然，浙东乡土作家对鲁迅的承传，最直接的原因恐怕还在于鲁迅作品的影响及鲁迅对浙东作家的引领、扶持。作为乡土文学的引路人，鲁迅以杰出的创作实践，为如何建立具有地方色彩的“国民文学”作出了示范性的贡献，影响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尤其为乡土文学作家所瞩目。著名乡土小说作家赛先艾就说过，“他(鲁迅)的作品走到哪里，我就服到哪里。如果没有见到的时候，只要听见人家讲起，就赶快去找来补读“。此种状况，在同鲁迅有着同一乡土背景的浙东作家那里表现尤甚。他们对鲁迅的乡土文学作品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和感召力，自然会受到更直接的启迪，鲁迅对他们也会提供更实际的扶持与帮助。这些作家几乎都是鲁迅的私淑弟子，鲁迅对他们的关爱是不言而喻的。许钦文是接受帮助最多的青年之一，鲁迅不仅曾多次帮他看稿，改稿，介绍稿子，校对稿子，还曾用自己《呐喊》的版税帮助出版小说集《故乡》。而鲁迅所作“拟许钦文”的小说《幸福的家庭》，含有对青年作家的培植之意，更是传为文坛佳话。曾被鲁迅戏称为“‘吾家’彦弟”的王鲁彦在工读互助团生活期间，也曾到北大旁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在鲁迅的影响下，王鲁彦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王任叔虽然不是鲁迅的学生，却也听过鲁迅的讲座，同样深受鲁迅的影响。他曾自述读完《狂人日记》后对他心灵所产生的震撼，他记住了鲁迅的名字，并“马上感到包含在这两字里的一种热力，遒劲和严肃的意义”，“我的生命，仿佛和这两个字分离不了。他还长期使用鲁迅发表《阿Q正传》用过的“巴人’，这个笔名进行创作。许杰同鲁迅的交往不多，但他早在求学期间就大量阅读鲁迅的作品，鲁迅成为他最敬仰的作家，鲁迅作品的养分自然也是他所能汲取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
因为本来就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类似的人生体验，加上鲁迅独特的人格力量和他“过人的”、“非凡的文化意识”的影响，许钦文、王鲁彦、许杰、王任叔自然而然地在文化价值观念及文化选择上认同了鲁迅。他们都有浙东人的倔强和硬气，对域外文化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鲁迅的影响下，他们普遍接纳了进化论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就文学思潮而言，他们都主张文学‘.为人生”，现实主义文学是他们的主要选择。鲁迅的引领大大开阔了这些作家的文化视野。在鲁迅的影响下，浙东乡土作家有感于所谓“仁义道德”的历史实质上就是“吃人”的历史，“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所以他们愿意“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写出他们的胸臆。他们在“暴露”和“治疗”上与鲁迅取得了一致的方向: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叛，他们在创作中也注意更多地去关注并揭示古老的传统文化环境和这种古老文化熏陶下的人们的悲惨命运以及他们的病态的灵魂，正是从这里显示出他们对鲁迅精神的承传。
如果说，从文化接受源上可以看出浙东乡土作家群对鲁迅的承传关系，那么对照两者创作精神内涵的联系性与承续性，对这种承传关系可以获得更清晰的认识。就文学创作而言，浙东乡土作家对鲁迅创作精神的承传是多方面的。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无情解剖上。鲁迅是有着浓厚乡土意识的作家，这基于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深刻认知。“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老是很忠实的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正由于此，鲁迅一方面立足于浙东乡土，写出了浙东乡土的特色，另一方面又超越浙东乡土，将笔触伸展到更深远的文化传统上，其中包括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无情的解剖，写出封建宗法制度的“吃人”本质。“他的作品满熏着中国的土气”。其笔下的“未庄”、“鲁镇”是“老中国”农村的缩影，笔下的人物则是“老中国儿女”的真切写照。他在作品中以深邃清新的艺术笔调，生动展示了20世纪初浙东乡土人生和社会现实。过年祝福祭祖、寡妇禁忌、抢亲、捐门槛、社戏等大量民风习俗的描绘，使得鲁迅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浙东地方色彩。透过乡村习俗的出色描绘，则蕴涵着他对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传统中落后一面的深刻剥露。
浙东乡土作家群承传了鲁迅的这一特点，他们在创作中也立足浙东乡土，写出了浙东“土性”深重的一面，并致力于对封建宗法制度的解剖。他们的作品在环境设置和风俗习惯描写上，同鲁迅的创作颇多相似之处。1、环境的设置。鲁迅乡土小说中的环境通常被定位在“鲁镇”，有时也叫“未庄”或“S城”。在鲁迅笔下，“鲁镇文化”或者“未庄文化”是古老传统文化的象征。它封建、闭塞、落后，宗法礼教特别盛行，因此常常演绎出许多悲剧性的故事。以此为范式，许杰笔下便经常出现用“枫溪村”或“环溪村”来命名的闭塞的村落，王鲁彦笔下的沿海乡村则经常用“桥”“琪”来命名。许钦文是鲁迅的同乡，他有时用“松村”，有时也直接用“鲁镇”，作为小说的背景。王任叔则把乡村人们放到“破屋”下来写。这些环境的设置虽然因各自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作家故乡本土的印记而显示出了浙东不同地区的地方色彩:“许杰写出了近山农村的强悍民风，许钦文写出古老乡镇的阴郁空气，王鲁彦写出滨海农村的悲苦情调。但是，它们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传统文化的封建、闭塞落后与乡村的衰败贫穷。2、风俗习惯描写。鲁迅在作品中常常借助祝福祭祀、捐门槛等风俗习惯揭示习俗的落后性，浙东乡土作家同样抓住风俗习惯的黑暗面进行剖析，以加深加厚作品的文化批判意蕴。他们通过对冷酷野蛮的风俗习惯的描写，诸如械斗(许杰《惨雾》、冥婚(王鲁彦《菊英的婚事))、典妻(许杰(赌徒吉顺))等古老的民风习俗，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对人的灵魂的侵蚀和愚弄。
在致力于解剖封建宗法制度的同时，浙东乡土作家秉承鲁迅的创作宗旨，特别注重对乡土人民病态灵魂的揭示。普迅是怀着暴露国民灵魂的劣根性并设法引起“疗救”的愿望而从事文学创作的，故而其创作“始终紧紧抓住‘人’这个轴心，他最关心的是‘人’在中国社会结构与中国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与真实处境。’，〔吕〕其笔下的乡村是古老闭塞的乡村，那里有封建专制，有礼教陋习，也有陈腐的空气和庸人的风尚。作家正是通过对处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人们的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病态的充分展示，把握了中国古老乡土最本质的风貌。在揭示病态灵魂方面，浙东乡土作家承传鲁迅精神，也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形象类型。1、顺民。在鲁迅《故乡》、《祝福》等作品的影响下，作家们对于那些被古老封建传统文化包围、熏陶的人们的悲惨的命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揭露，用形象的笔触写出了一个个吃苦耐劳、只求能争到“做稳了奴隶”的地位而不得的顺民。王任叔《疲惫者)中的运秧哥，生活“压弯了他的脊骨”却仍遭人嫌弃，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又被人诬陷为“偷钱贼”，他糊里糊涂地坐了牢又终于沦为乞丐。许钦文的《石宕》则揭示了一代代的石匠的悲协命运。2、妇女。浙东乡土作家同样把笔触伸向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下受着多重压迫的更为悲惨的妇女。许杰《小草》中的小草，《改嫁》中的寡妇都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她们面对的都是一条漫漫的苦难的人生之途。许钦文《疯妇》中的双喜媳妇只因爱美爱生活这一普通人的简单欲求而遭到了婆婆与邻居的蜚短流长，她思念丈夫却被婆婆大加训斥，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终于被逼疯致死。鲁彦《屋顶下》中的本德婆婆和阿芝婶两个人的日子也不好过。还有(鼻涕阿二)中的阿二也是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女人。这些人物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单四嫂子等等人物一样都是命运的挣扎者，都是旧文化旧礼教的受害者。3、阿Q式的人物。在鲁迅《阿Q正传》的启发引领下，浙东乡土作家也致力于挖掘“灵魂的深”，写出被传统封建文化扭曲的病态灵魂，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阿Q”式人物。许钦文(鼻锑阿二)中的阿二、王鲁彦《阿长贼骨头》中的阿长都是这样的形象。阿长并不清楚爱谁、恨谁，他只知报复，且以报复为“光荣”;阿二在经受重重欺凌之后，稍有机会，便去欺侮比她更弱小的女性。在这两个形象身上，明显可以见到阿Q的影子。王任叔《阿贵流浪记》中的阿贵，也是类似的阿Q式人物。4、看客群体。看客的存在是国民的最大悲哀。鲁迅对国民病态灵魂的批判，常常是通过一大群灵魂被严重侵蚀、扭曲的“无聊的看客”来表现的。浙东乡土作家所模写的病态群体也是对看客现象的揭示，如王鲁彦的《抽子》，写反动军阀杀人如麻，当地群众已见怪不怪，只当它“好玩”，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愤慈”连同他对愚昧国民的嘲讽都已跃然纸上。
综观浙东乡土作家群对鲁迅创作精神的承传，联系两者的精神纽带是他们共同秉有的始终抹不去割不断的乡村情结，或者说就如鲁迅所记的表现在20年代乡土文学作品中的那种“隐现”的“乡愁”上。
乡村情感是一般离开故乡漂泊于都市的人所共有的一种情感。虽然坚硬冷峻如鲁迅这般充满叛逆精神的“猛士”也未能例外地在作品中隐现出了丝丝“乡愁”。鲁迅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曾经这样写道:“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菱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他的作品《故乡》、《风波》、《社戏》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这种思乡的情绪。这情绪显然也给浙东乡土小说家以深深的影响与感染，他们的作品在传达“乡愁”情绪方面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许钦文的《父亲的花园》、王鲁彦的《朝雾》，这些作品或“苦恼”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或“烦怨”“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都隐现了感伤的思乡情绪，流露了作家对故乡故土的一往情深，同时也曲折地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状况的不满。对照20世纪20年代前中期的“问题小说”，乡土小说更注重作家的情感渗透，这无疑使作品的内容更趋充实。浙东的乡土小说家秉承鲁迅的创作精神，通过隐现的乡愁表达自己的深切感受，并把它同思考故土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使乡愁变得更实在，更有意义，作品也就显得更有艺术感染力。
由于时代的变迁，后起的浙东作家面对的是不同的生活环境，他们的乡村体验有可能注入新的内涵。他们的创作大抵在20年代中后期甚或30年代前期，其时因外来资本的人侵，浙东沿海的农村自然经济已受到较大的冲击，乡村的闭塞的一面有所打破，农民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时的浙东农民已不再一味地安心于土地上的劳作，他们开始试着进城找工作、做生意，寻求别样的生计。然而，由于封建宗法制的不合理性，也由于国民自身的弱点和外国资本的侵略，农民的生活却并没有因此好转，反而变得更艰难了。与此同时，人们愿意买洋货，市侩之心日炽，农民出现了新的精神危机。这种种内容，在浙东乡土作家的笔下都有所表现。在许杰的《大白纸》、《台下的喜剧》中，主人公大胆地向封建礼教挑战，热烈地追求爱情自由。《到家》、《七十六岁的祥福》、《放田水》等作品都写了农民的觉醒和抗争。王鲁彦在《桥上》、《李妈》、《屋顶下》中敏锐地把握住了故乡由于外来工业文明的侵人和商业资本的出现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写出了当乡村自然经济被工业文明打碎时人们的心理变化。李妈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勤快的“乡下人”，在屋展碰壁、受辱之后，终于“翻身”成了不愁失业的“老上海”，她学会了“揩油”，学会了偷獭，还会耍泼。在工业文明冲击下，国民灵魂以另一种方式被侵袭被腐蚀。《黄金》写了乡村经济被工业文明打碎后，乡亲“成了被疑云扰乱的被物质欲支配着的人物”，揭示了农民们的冷酷势利、虚伪卑微和金钱至上的世态人心。从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浙东乡土作家依然承续着鲁迅的创作精神，在表现乡村生活和表达乡村情怀时，侧重点仍放在改造国民灵魂上，同样流露出他们隐现的乡愁;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的确感觉到了后起的乡土文学作家在创作的关注点上同他们的前辈作家已有所不同，包含了更多的现实人生内涵，显示出与时俱进的趋向。这或许正是他们深得鲁迅精神的真传，在创作上有所长进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