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追寻的悲哀—读贾平凹的《废都》和《白夜》
郝世宁分享
论文关键词:贾平凹 废都 白夜 城市文明 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贾平凹说:“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他的小说无不体现着这种创作思想。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废都》和《白夜》中，贾平凹对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和现代城市文明进行了不遗余力的价值批判，这两部城市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人笠身于现代消费社会中精神异化、无家可归的生存处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商州系列小说，奠定了贾平凹在当代文坛的地位，当时他主要是站在反思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来批判地审视故乡商州的乡村文明或农耕文化的。到了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废都》和《白夜》中，贾平凹的文化价值立场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这两部以西京城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里，贾平凹对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和现代城市文明进行了不遗余力的价值批判，尤其是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人置身于现代消费社会中精神异化、无家可归的生存处境。
《废都》是贾平凹的第一部城市题材的长篇小说，贾平凹写作《废都》的那一年，中国大地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贾平凹在《废都》的后记里叙述了《废都》写作时的个人苦痛与困境，“然而，仅仅他个人的痛苦一与困境却并不能成为《废都》。而是整个时代鬼哭狼嚎的浓重氛围与巨大挤压产生了这部挽歌式的长篇小说。即使是在“”中遭受打击、践踏、折磨和侮辱的时刻，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没有象今天这样惊慌失措，感觉到失去了生存的重量。”伽而今天，文化的崩溃和历史的失重使他们感觉到了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足轻重与被弃之感。贾平凹呕心沥血地写作的《废都》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弃儿们一长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
《废都》一方面写出了在物欲横流的现代都市文化人在精神上的自我迷失、自我确证、又无法确认的巨大痛苦和绝望，另一方面，又对在欲望中沉浮挣扎的人们和混乱颓废的社会世象作了极鲜活的表现。《废都》所叙的生活故事发生在西京。西京是古城西安的别称，它曾是中国十三个封建王朝的京都，具有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古往今来，蕴育了无数英才俊杰。可是到了《废都》中，西京不幸成为一座废弛的文化故都。“废”字道出了十三朝故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作者心目中的尴尬与无奈。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推动下，它力求振作，如举办故都文化节，进行旧城改造等等，但作者所着眼的并不是废都复兴的活力和锐气，而是废都现实生活中沉滞、怪诞及至颓废的一面。作品以西京四大文化闲人之一的作家庄之蝶的一段由盛而衰，由荣而辱、由声名颠峰跌落、挣扎、沉沦直至中风于漂流途中的生活故事为主线，以庄之蝶被卷人一场文坛官司的缘起、展开和结束为中心事件，展开了古都现实的各个层面。
庄之蝶作为一代名作家，成名之后就有了名人之累，再无作家的作为，他无法再自己支配自己，他的灵魂得不到安宁，他更无法写作，他成了废都社会的傀儡。但是，作为曾是作家的他，并没有完全被世俗化，他仍渴望精神的自由，渴望自己期望已久的长篇尽早动笔，然而，他已不再是他自己，他不能反抗，只能妥协，只能认同社会，在“废墟”中流浪沉浮。小说极写他在传统与现实的夹缝中那种惶惑莫名、焦灼失落、无所适从、一筹莫展的心态。他想走出“废都”，然而实质上已不可能。贾平凹在一次答编辑问中这样谈庄之蝶结局的安排:“庄之蝶在他的人生进人一定层次后，俱来的是一种苦闷，他总被什么阴影笼罩。他是一个有觉悟的人，但觉悟了更苦闷。他是一心要走出废都，但他走不出去，所以让他人已到了火车站而倒下了(并未点明死，我有个预感，不能让他死)。原写去海南，后更议。像他这样的人，去了或许比废都更觉得糟糕。庄之蝶是个闲人，他的一生在创造着，同时在毁灭着，对待女人亦是如此，所以他害了许多女人，他是这个时代的悲剧。主之操走不出废都，因为废都塑造了他，他的生活在那里，他的价值在那里，他立身的根本也在那里。庄之蝶彻底失败了，他成为废都中废墟的一部分。
这就是庄之蝶，一个作家的人生悲剧和精神悲剧，一个灵魂破碎沉沦无所依归的人格典型，他是现代城市文明中滋生出来的一个畸形人。并且，文化人的悲剧绝不止于庄之蝶。西京城里著名的四大文化闲人—汪希泯、龚靖元、阮知非、庄之蝶，他们各有所长，分别精通绘画、书法、音乐、戏曲、写作，舞文弄墨，琴棋书画，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人的气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作家文人由于时代变革潮流的抛离而边缘化，文学也不再居于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商潮逐步瓦解了作家和文学的权威性，知识分子文化上的优势感荡然无存了，于是《废都》中的这些文化精英，在酒、色、财、气的世俗的泥淖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对精神的追求变为对物欲的贪婪，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当贾平凹从《废都》的文化圈以及悲枪与自栽中挣扎出来面对市井俗世的城市之后，就有了《白夜》。‘白夜’—个既非白日也非黑夜的充满悖论无以名之的东西。由魔方、面具、霓红灯和化妆术组构而成的城市，人鬼不分，真假难辨，失去了历史，也没有了真实，没有了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城市就是抹去了白天和黑夜的界线的颠倒混乱的白夜。《白夜》可以说是《废都》的延续。区别在于:《废都》中活跃的主要是一群“文化闲人”，而(白夜》中的夜郎、颜铭、南丁山、邹云等都属于现代城市中没有固定职业的“社会闲人”。主人公夜郎近乎一个无业游民，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从农村来西京闯荡，寻求自我发展，安妥自己漂泊的灵魂，但他的追寻和反抗最终归于失败。《白夜》的基本思想命意为追寻的悲哀，(费秉勋语)，这是作家对时代的独特感受。西京城里各种职业、各种身份、各种志趣的具体的个人，越是乘着世风而强烈追寻的人，所得的越是一个空虚。“追寻的悲哀”贯穿在差不多每一个人身上，成了一种时代氛围。
可以看出，从《废都》到《白夜》，尽管人物形象发生了变化，从知识精英变成了普通市民，但作品的主题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充分揭示商品经济大潮中当代中国城市人的精神异化状况。这正如《白夜》结尾所引的一段民间戏曲《精卫填海》中精卫的道白:“如果它(大海)不溺死我的女儿身，我是以人的形象享受人的欢悦与烦恼，可它却把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非人非鸟!”的确，小说中以夜郎为代表的一帮“社会闲人”，不正是在城市的滔滔欲海中蜕变成了一种“非人非鸟”的现代怪物么?一方面，人们要在这“海”里捞食，靠这个“海”养活，另一方面，这海又淹没了人的本性，使人变为异类，带来精神上的苦闷、失落与痛苦，使人对它产生厌憎仇恨，这隐喻着人的生存处境的悖谬。
贾平凹一直执着地说:“我是农民。”它表明的不仅仅是普通意义上的身份认同，而且表明了作家的价值承传和审美趣味，它具有创作心理上的意义。贾平凹在谈到自己的心理时曾经有一段话，相当清醒地说出了自己的城乡观:“说到根子上，咱还有小农经济思想，从根子上咱还是农民。虽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民意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农裔作家都是这样。有形无形中对城市有一种忿恨心理，有一种潜在的反感，虽然从理智上知道城市代表着文明。于是，在贾平凹的都市小说中，现代城市的中心角色退位一旁。对城市的反感和对乡土文化的眷恋使贾平凹还有意无意地虚构了一个理想化的价值尺度，即纯朴美好的乡村文化，希望以此来批判和拯救日益沦陷的现代城市文明，这一点在《废都》中表现得最为分明。
贾平凹反感现代性的城市，他抵抗城市。尽管他对于城市文明的整体价值判断存在着偏激片面之处，但他的作品就其引起人们对城市文明的消极方面或负面价值进行理性反思批判而言，应当说是有启发意义的。
论文摘要:贾平凹说:“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他的小说无不体现着这种创作思想。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废都》和《白夜》中，贾平凹对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和现代城市文明进行了不遗余力的价值批判，这两部城市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人笠身于现代消费社会中精神异化、无家可归的生存处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商州系列小说，奠定了贾平凹在当代文坛的地位，当时他主要是站在反思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来批判地审视故乡商州的乡村文明或农耕文化的。到了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废都》和《白夜》中，贾平凹的文化价值立场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这两部以西京城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里，贾平凹对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和现代城市文明进行了不遗余力的价值批判，尤其是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人置身于现代消费社会中精神异化、无家可归的生存处境。
《废都》是贾平凹的第一部城市题材的长篇小说，贾平凹写作《废都》的那一年，中国大地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贾平凹在《废都》的后记里叙述了《废都》写作时的个人苦痛与困境，“然而，仅仅他个人的痛苦一与困境却并不能成为《废都》。而是整个时代鬼哭狼嚎的浓重氛围与巨大挤压产生了这部挽歌式的长篇小说。即使是在“”中遭受打击、践踏、折磨和侮辱的时刻，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没有象今天这样惊慌失措，感觉到失去了生存的重量。”伽而今天，文化的崩溃和历史的失重使他们感觉到了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足轻重与被弃之感。贾平凹呕心沥血地写作的《废都》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弃儿们一长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
《废都》一方面写出了在物欲横流的现代都市文化人在精神上的自我迷失、自我确证、又无法确认的巨大痛苦和绝望，另一方面，又对在欲望中沉浮挣扎的人们和混乱颓废的社会世象作了极鲜活的表现。《废都》所叙的生活故事发生在西京。西京是古城西安的别称，它曾是中国十三个封建王朝的京都，具有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古往今来，蕴育了无数英才俊杰。可是到了《废都》中，西京不幸成为一座废弛的文化故都。“废”字道出了十三朝故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作者心目中的尴尬与无奈。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推动下，它力求振作，如举办故都文化节，进行旧城改造等等，但作者所着眼的并不是废都复兴的活力和锐气，而是废都现实生活中沉滞、怪诞及至颓废的一面。作品以西京四大文化闲人之一的作家庄之蝶的一段由盛而衰，由荣而辱、由声名颠峰跌落、挣扎、沉沦直至中风于漂流途中的生活故事为主线，以庄之蝶被卷人一场文坛官司的缘起、展开和结束为中心事件，展开了古都现实的各个层面。
庄之蝶作为一代名作家，成名之后就有了名人之累，再无作家的作为，他无法再自己支配自己，他的灵魂得不到安宁，他更无法写作，他成了废都社会的傀儡。但是，作为曾是作家的他，并没有完全被世俗化，他仍渴望精神的自由，渴望自己期望已久的长篇尽早动笔，然而，他已不再是他自己，他不能反抗，只能妥协，只能认同社会，在“废墟”中流浪沉浮。小说极写他在传统与现实的夹缝中那种惶惑莫名、焦灼失落、无所适从、一筹莫展的心态。他想走出“废都”，然而实质上已不可能。贾平凹在一次答编辑问中这样谈庄之蝶结局的安排:“庄之蝶在他的人生进人一定层次后，俱来的是一种苦闷，他总被什么阴影笼罩。他是一个有觉悟的人，但觉悟了更苦闷。他是一心要走出废都，但他走不出去，所以让他人已到了火车站而倒下了(并未点明死，我有个预感，不能让他死)。原写去海南，后更议。像他这样的人，去了或许比废都更觉得糟糕。庄之蝶是个闲人，他的一生在创造着，同时在毁灭着，对待女人亦是如此，所以他害了许多女人，他是这个时代的悲剧。主之操走不出废都，因为废都塑造了他，他的生活在那里，他的价值在那里，他立身的根本也在那里。庄之蝶彻底失败了，他成为废都中废墟的一部分。
这就是庄之蝶，一个作家的人生悲剧和精神悲剧，一个灵魂破碎沉沦无所依归的人格典型，他是现代城市文明中滋生出来的一个畸形人。并且，文化人的悲剧绝不止于庄之蝶。西京城里著名的四大文化闲人—汪希泯、龚靖元、阮知非、庄之蝶，他们各有所长，分别精通绘画、书法、音乐、戏曲、写作，舞文弄墨，琴棋书画，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人的气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作家文人由于时代变革潮流的抛离而边缘化，文学也不再居于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商潮逐步瓦解了作家和文学的权威性，知识分子文化上的优势感荡然无存了，于是《废都》中的这些文化精英，在酒、色、财、气的世俗的泥淖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对精神的追求变为对物欲的贪婪，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当贾平凹从《废都》的文化圈以及悲枪与自栽中挣扎出来面对市井俗世的城市之后，就有了《白夜》。‘白夜’—个既非白日也非黑夜的充满悖论无以名之的东西。由魔方、面具、霓红灯和化妆术组构而成的城市，人鬼不分，真假难辨，失去了历史，也没有了真实，没有了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城市就是抹去了白天和黑夜的界线的颠倒混乱的白夜。《白夜》可以说是《废都》的延续。区别在于:《废都》中活跃的主要是一群“文化闲人”，而(白夜》中的夜郎、颜铭、南丁山、邹云等都属于现代城市中没有固定职业的“社会闲人”。主人公夜郎近乎一个无业游民，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从农村来西京闯荡，寻求自我发展，安妥自己漂泊的灵魂，但他的追寻和反抗最终归于失败。《白夜》的基本思想命意为追寻的悲哀，(费秉勋语)，这是作家对时代的独特感受。西京城里各种职业、各种身份、各种志趣的具体的个人，越是乘着世风而强烈追寻的人，所得的越是一个空虚。“追寻的悲哀”贯穿在差不多每一个人身上，成了一种时代氛围。
可以看出，从《废都》到《白夜》，尽管人物形象发生了变化，从知识精英变成了普通市民，但作品的主题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充分揭示商品经济大潮中当代中国城市人的精神异化状况。这正如《白夜》结尾所引的一段民间戏曲《精卫填海》中精卫的道白:“如果它(大海)不溺死我的女儿身，我是以人的形象享受人的欢悦与烦恼，可它却把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非人非鸟!”的确，小说中以夜郎为代表的一帮“社会闲人”，不正是在城市的滔滔欲海中蜕变成了一种“非人非鸟”的现代怪物么?一方面，人们要在这“海”里捞食，靠这个“海”养活，另一方面，这海又淹没了人的本性，使人变为异类，带来精神上的苦闷、失落与痛苦，使人对它产生厌憎仇恨，这隐喻着人的生存处境的悖谬。
贾平凹一直执着地说:“我是农民。”它表明的不仅仅是普通意义上的身份认同，而且表明了作家的价值承传和审美趣味，它具有创作心理上的意义。贾平凹在谈到自己的心理时曾经有一段话，相当清醒地说出了自己的城乡观:“说到根子上，咱还有小农经济思想，从根子上咱还是农民。虽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民意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农裔作家都是这样。有形无形中对城市有一种忿恨心理，有一种潜在的反感，虽然从理智上知道城市代表着文明。于是，在贾平凹的都市小说中，现代城市的中心角色退位一旁。对城市的反感和对乡土文化的眷恋使贾平凹还有意无意地虚构了一个理想化的价值尺度，即纯朴美好的乡村文化，希望以此来批判和拯救日益沦陷的现代城市文明，这一点在《废都》中表现得最为分明。
贾平凹反感现代性的城市，他抵抗城市。尽管他对于城市文明的整体价值判断存在着偏激片面之处，但他的作品就其引起人们对城市文明的消极方面或负面价值进行理性反思批判而言，应当说是有启发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