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研究毕业论文
要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学,首先要理解其民族的文化。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日本文学研究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日本文学研究毕业论文篇一
《 日本近代文学史课程教学改革 》
摘 要：以日本近代文学史诗歌教学为例，通过引导学生使用情景记忆、顺口溜记忆、想象记忆法，使其在理解和掌握日本近代诗歌思潮史的基础上，快速记忆诗人及其诗集从而达到教学改革的目的。
关键词：近代文学史;情景记忆;顺口溜记忆;想象记忆;日本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3)09-0037-03
在日本明治以前，诗就是指“汉诗”(用汉字书写，按平仄押韵)，而那些用日语写的所谓的“诗”被称为和歌和俳句，此外还有狂歌、川柳等形式。明治以后，这些诗歌形式已不能充分表现新时代的精神。为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受“改良主义”影响的外山正一等人，于明治十五年出版了《新体诗抄》一书。他提倡不要拘泥于汉字，用新的日语来做诗。相对于原来的“旧体”汉诗，称其为“新体诗”。由于“新体诗”的盛行，“汉诗”逐渐衰落。自此，人们通常所说的诗即指用日语做的“新体诗”，也标志着日本诗歌的诞生。之后受到国外思潮的影响，先后产生了浪漫诗、象征诗、口语自由诗、耽美诗、理想主义诗等各种诗体。
一、浪漫诗的诗人及其作品――情景记忆和顺口溜记忆
赴德国留学4年的森欧外于明治二十一年返回日本，第二年就出版了翻译诗集《面影》。由于受到法国浪漫主义的影响，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文辞上都表现出浓厚的浪漫风格。从政失败准备通过艺术战斗的北村透谷，也在同年发表了其代表作品《楚囚的诗》，接着又在明治二十四年出版了《蓬莱曲》。这两部诗集以浪漫的情调表现了近代诗人的苦恼。透谷被称为浪漫主义的指导者，他推动了日本诗歌的浪漫化进程。
岛崎藤村作为透谷的盟友，深受透谷思想的影响。两人一起创办了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杂志《文学界》。岛崎藤村也发表了处女诗集《若菜集》，描写青春苦恼的同时，也抒发了青春的喜悦之情。藤村的《落梅集》是其脱离青春的稚嫩达到壮年成熟的标志之作，此外藤村还出版了《夏草集》。岛崎藤村的这三部诗集《若叶集》、《夏草集》、《落梅集》可以按照植物成长的过程情景记忆。即首先是花草树木抽枝长出嫩叶(日语中若叶即嫩叶)，然后夏季草木繁盛，最后结成果实。同时还可从发展的角度，理解为象征了诗人从青春期、成熟期到壮年期的成长过程及心理变化。土井晚翠因于明治三十二年发表处女诗集《天地有情》而一举成名，与岛崎藤村并驾齐驱。文学史上把两人所处的时代称为“晚藤”时代。晚翠诗的特点是汉诗调，擅长史诗类的叙事诗。代表诗集有《晓钟》(明治三十四年)、《游子吟》(明治三十九年)等。《荒城之月》一诗被谱成曲子在日本家喻户晓。二人诗风形成鲜明对照，并从不同方面讴歌了明治时代的浪漫主义精神。
与谢野宽创办了著名的《明星》杂志，聚集了当时日本诗坛上大量的年轻浪漫诗人，还培养出了像石川啄木、北原白秋等著名诗人。与谢野宽的妻子与谢野晶子的加入更为《明星》杂志注入了新的活力。晶子的诗集《乱发》(1901)用大胆奔放的激情歌颂青春、恋爱、自由和个性解放。作为一位女性诗人，晶子的思想非常进步，对后来的日本女性作家有深远的影响。
关于以上六位诗人森欧外、北村透谷、岛崎藤村、土井晚翠、与谢也宽、与谢野晶子的名字，可以用打油诗进行记忆：“森外”村中一“土井”， 村中浪漫一夫妻。这里的“森外”即指森欧外与北村透谷和岛崎藤村两诗人名字中的“村”，“土井”是晚翠的姓，夫妻是指与谢野宽、与谢野晶子。为了加深对诗人的理解和记忆，最好背诵诗人极具特色的诗歌。例如：晶子在诗《乱发》中写道：“五尺秀发，水中飘柔有谁知，隐而不露少女心。那女子二十华年，君不见，青丝秀发美如盛春。春思之国恋情之邦，发亮，幽香来自梅花发油?稚嫩皮肤含热血，只懂说教，岂非寂寞。留人欢悦春宵夜，覆琴乱发复乱发。”在当时的明治时代，晶子大胆而暴露地歌唱青春之美，而成为女性争取自由和爱的先驱者。
明治30年代的浪漫诗运动，在日俄战争后社会情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令人感到其风格的空虚无物。受到自然主义思潮直视现实精神的影响和作用下，诗歌在创作方法和形式上也发生了变革，最终导致了浪漫诗的衰落。
二、象征诗的诗人及其作品――顺口溜记忆
在欧洲象征主义产生于自然主义之后，用自然主义的方法表达诗的真实，并追求使用暗喻手法。这两种文学思潮，于明治30年代中期被同时引进日本。自然主义被应用到散文和小说上，而象征主义被应用在诗歌方面，进而加速了日本象征诗的诞生与发展。
上田敏在翻译诗集《海潮音》(明治三十八年)的序文中写道，“象征的用法，即是借用某物，把诗人在观想中产生的某种类似的心态更好地传达给读者”[1]。上田通过这部诗集向日本介绍了法国高蹈派和印象派，是当时日本译坛的最高杰作。上田对日本的诗坛和诗评论界都有深远影响。而作为象征诗人最早开拓了玄奥诗风的是薄田泣和浦原有明。
薄田泣于明治30年代初期，在浪漫派的同人杂志《明星》上发表了大量诗篇，后来收在诗集《暮笛集》(明治三十二年)和《晚春》(明治三十四年)中。30年代后期，受到上田敏翻译诗集《海潮音》的影响，他开始了象征诗的创作。代表诗集为《白羊宫》(明治三十九年)，主要活用古语和雅语，工于遣词造句，多描写的是古时贵族的端庄高雅生活，侧重表现形式上的美。浦原有明初期的诗集《嫩草叶》(明治三十五年)、《独弦哀歌》(明治三十六年)体现了抒情诗风。从《春鸟集》开始尝试象征诗的创作。《有明集》使读者在感官上得到高雅、冥想般的享受，继而完成了象征诗体的创作体裁。薄田泣、浦原有明均是通过活用古语和雅语精雕细琢诗的表现手法，捕捉诗中耐人寻味的细腻感情。他们还成功地深化了藤村、晚翠等人的直叙式抒情诗的内涵，提高了其艺术的境界。然而，这种表现形式却过于偏向古典，有偏于形式美学的倾向，丧失情感本身的生命力。正如分铜作所说：“这不仅标志着明治新体诗运动的鼎盛，也预示了到达这一巅峰之后命中注定的衰落解体。就这样，象征诗运动一面推进着以追求表现手法革新的口语自由诗运动，一面无奈地等待着未来的新的运动中更为丰富多变的可能性。”[2] 薄田和浦原在思想上被固定于古典主义和形式主义，诗风由于沉重的观念而被封闭，进而诗歌的活力减弱并缺少新鲜的流动性。北原白秋打破了这个局面，给窒息的、陈旧的象征派打开了天窗，将忧伤的内容用崭新的近代感觉书写。北原白秋诗风轻快洒脱，其作品《邪宗门》(明治四十二年)用华丽的语言书写了想象中的异国情趣。诗人安西均曾评论道：“如果有人可以被冠以国民诗人或民族诗人这一称号的话，在近代和现代中没有比北原白秋更适合的了。”[3]北原把儿时的记忆进行诗化创作了诗集《回忆》。诗人自我评价道：“这只不过是一部感受史与性欲史，希望读者将其作为自传去读。”[4]这部作品虽然缺乏知性和思想性，但却使用华丽的色彩、令人陶醉的音乐性，把象征诗推向了高潮。
与北原同时代的诗人川路柳虹在回忆当时诗坛状况的文章中写道，“从泣到有明，从有明到白秋，他们的修辞方法越来越高超”，可是却使人感到，“这难道不是我们的实感落到了另外世界的陷阱中了吗?”他的这种呐喊不仅是对象征诗的批判也是对当时现状的反思[5]。此外，诗风沉重暗淡且具有神秘性倾向的象征诗人三木露风，以沉重的语言在诗集《废园》中用象征手法描绘了思想和抒情的世界。
关于以上象征诗的五个代表上田敏、薄田泣、浦原有明、北原白秋、三木露风的名字可以用一句顺口溜记忆： 两个“田”，两个 “原”，只有三木露风好孤单。
三、口语自由诗的诗人及其作品――顺口溜记忆
口语诗即是用日常口语进行书写的诗风，它诞生于明治后期。此前，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所谓“诗”必须是用文语来写的东西。口语自由诗的旗手三木露风与相马御风在诗评《诗界的根本革新》中，倡导了新兴起的口语自由诗。接着，石川啄木用口语自由诗的形式抒发日常的感情。他深深地感到口语诗的重要性，并在《应该吃的诗》(1909)一文中写道：“明治40年代以后的诗，之所以必须用40年代以后的语言来写，并不是诗语的合适与否，表白上的方便与否，新的诗的精神也即是时代精神的必然要求。”[6]啄木强调了用日常用语做诗的重要性，肯定了口语自由诗的价值。面对从古语诗到口语诗转变的这一过渡期，原朔太郎和高村光太郎的诗歌，亦给当时的诗人提供了参考。“原朔太郎和高村光太郎一起把日本近代诗推向顶峰，并成为口语自由诗实质上的完成者”[7]。1912年以后，口语自由诗与象征诗派运动一起轰轰烈烈地展开，使这种体裁更趋成熟，并从形式上改变了近代诗的面貌。
如何记忆口语自由诗及代表诗人?啄木26岁就去世，一生贫困。而原朔太郎的父亲是医生，高村光太郎的父亲是雕塑艺术家，用现在流行话来说是富二代。一句打油诗如下：啄木没饭吃，也要写口语诗，朔太郎、光太郎，富二代来相助，二人都成了口语诗鼻祖。
四、耽美诗的诗人及其作品――顺口溜记忆
活跃在浪漫派《明星》杂志的年轻同人渐渐对浪漫思潮产生不满，导致其于明治四十一年废刊。明治四十二年，以森欧外为指导者、石川啄木为发行人创刊的《昂》为耽美诗提供了重要平台。原活跃于《明星》的年轻诗人，开始转向耽美风格的诗歌创作，并在《昂》上发表，促进了耽美诗的发展。该杂志的主要成员有北原白秋、高村光太郎、木下奎太郎等“面包会”的年轻艺术家。
北原白秋的耽美诗同象征手法不可划分，而高村光太郎早期耽美派诗风浓厚，但后期主要以理想主义诗风为主，将在理想主义部分作重点介绍。木下奎太郎本人既是医生又是诗人，他的代表作为《食后之歌》。耽美派具有都市趣味、颓废享乐、自我美的形成的艺术特点。
关于耽美诗的三位代表诗人高村光太郎、木下奎太郎、北原白秋的名字可以如下记忆。因为高村光太郎、木下奎太郎的名字中都有“太郎”二字，我们可以根据动画片《喜洋洋与灰太狼》中灰太狼爱吼的个性编成入戏顺口溜：“太郎”“太郎”吼“白秋”。
五、理想主义的诗人及其作品――想象记忆
明治末期《白桦》杂志创刊。同人们主张把新理想主义作为文艺思想的主流，因此人们称这个文学流派为白桦派或新理想派。这个流派不仅对作家和画家，乃至于对诗坛也起到了很大影响。代表诗人是高村光太郎、室生犀星。此外还有远离中央诗坛，生活在偏僻的日本岩手县花卷市的诗人宫泽贤治。
高村光太郎从1906年到1909年在美国、英国、法国游学3年半以后回到日本。因受到欧美社会近代市民精神的影响，产生了对自我意识以及要使个人生命更加完善的强烈欲望。他感到生活上和社会上的陈就落后及封建道德的压迫之后，开始反抗家族制度，不顾长男的身份而离开父母家，不继承家业开始了独居生活。虽然参加唯美主义艺术运动，成为“面包会”的主要成员，发表唯美颓废派风格的诗作，但站在自我意识上的反抗，并未能轻易推倒现实之墙，而产生出败北感和空虚感。明治末期，受到白桦派影响的高村光太郎开始创作有关人道主义内容的口语自由诗。其代表作《路程》，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为耽美主义倾向的口语自由诗，而后部分为表达对其爱妻智惠子的思念的人道主义口语自由诗。
高村光太郎在他长期的艺术生涯中，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生活上都饱经磨难。青年时期，他在职业与艺术的选择中苦恼不已，正如他在《路程》这首诗中写道：“请告诉我该走的路，请告诉我该做的事!”在著名的诗集《智惠子抄》中，咏唱了跟爱妻智惠子从恋爱、结婚、妻子患精神病、死亡，追忆跨越40年之久的生活。伊藤信吉在《光太郎之歌》中评价道，“作为诗人出发的高村，正处于近代诗的发展阶段，因而具有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8]。
室生犀星作为私生子出生在石川县金泽市，后来被真言宗寺院雨宝院住持室生真乘的姘居收养。生下来就没有见到生母，养母又是个特殊身份的人，因此犀星一生都肩负这两重“束缚”。1910年上京，受到诗人北原白秋的赏识。摆脱青春苦恼的室生犀星于1918年完成了《爱的诗集》。
宫泽贤治在日本被定位为作家、自然科学家、诗人。他笃信《法华经》，其诗作体现了大慈大悲的思想。他把全人类的幸福作为自己的理想去追求。因此在诗史上把这位独具特色的诗人归类到理想主义中。但更确切地说贤治跟其他理想主义诗人不同，他是宗教诗人。在实际生活中，宫泽还是一个农民，一个虔诚的求道者。他的生命仅仅燃烧了37年，终身未婚。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农学知识，以献身的精神来指导农业。把弘扬《法华经》的思想为己任。创作了诗集《春与修罗》(共3集)。世人通常把《春与修罗》这部作品称为诗集，但作者宫泽贤治本人却固执地将其称为“心象素描”。贤治的理想和追求也正像诗的标题的寓意一样是摆脱“修罗”走向春天的心相描述。
上述三位诗人高村光太郎、室生犀星、宫泽贤治可以通过用想象加强记忆。在一个理想之国，高远的天空有一颗美丽的星星在闪烁，并发出两种光，即是“贤治”之光和“高村光”，简略为：理想国度有“犀星”，发出“贤治”、“高村光”。
日本经过了新体诗的诞生，浪漫诗、象征诗、口语自由诗、耽美诗、理想主义诗阶段的发展之后，迎来了日本近代诗的高潮。出现了以原朔太郎和佐藤春夫为首的大成者。原朔太郎的代表作《月吠》(大正六年)和《青猫》(大正十二年)，以口语自由诗的形式，用象征的手法表现阴郁感情。这意味着近代诗的确立。对于后继诗人来说又是一个出发点。佐藤春夫把对恋人谷崎千代的思念写成了《殉情诗集》(大正十年)，巧妙地运用古典语，表现了微妙的感觉，是文语定型诗的绝品。另外旅居法国十多年的崛口大学回到日本以后，出版的翻译诗集《月下一群》(大正十四年)对后来的诗人也起到了极大的影响。
关于以上诗人及其诗集，可利用诗人、诗集中汉字意义来发挥想象力：“秋天原野上一匹狼在“吠月”，“青猫”吓得不得了”，即原朔太郎及其诗集《月吠》、《青猫》。在“崛口大学”的校园内“月下一群”学生在看佐藤春夫的《殉情诗集》。通过以上的想象记忆，很快就能记忆三位诗人及其诗集。
以上通过日本近代新体诗的诞生、诗的体裁发展、近代诗的确立三个部分介绍了日本近代诗歌史的全部过程。在每个部分介绍了主要诗人及其诗集。在理解诗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快速记忆诗人名字及作品的窍门和方法，望给教授者和学习者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秋山虔，三好行雄.新日本文学史[M].东京：文英堂，200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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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安西均.的招待[M].东京：新日本新，1977：46.
[4][6]北原白秋，石川啄木.现代日本文学大系：第26卷[M].东京：筑摩房，1972：44.
[7]红野敏郎.大正文学：近代文学史2[M].东京：有斐，1972：184.
[8]伊藤信吉.光太郎之歌[M].东京：社会思想社，1962：181.
日本文学研究毕业论文篇二
《 日本近世文学中的忠孝世界 》
内容摘要：“忠”“孝”问题是日本近世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国姓爷合战》和《平家物语》中均成功塑造了在“忠”“孝”两难选择中挣扎的人物形象。早在奈良时代，随着《孝子传》的东传，日本已经在中国孝子故事，尤其是孝子申明故事的影响下确立了自己的忠孝观，到了近世，申明故事仍然被《千字文》注所采用并深深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
关键词：近世文学 申明谭 忠孝
一.平家、近松文学中的“忠”“孝”世界
在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作品《国姓爷合战》的第五段中，国姓爷和藤内当上了延平王，为了光复大明，率领众军准备于龙马原与吴三桂、甘辉率领的鞑靼军决一死战。面对吴三桂、甘辉等所施飞镖、毒药战术，和藤内镇定自若：
变化无常的诡术，这算什么本事，且看我直接攻入敌阵，与李踏夫决一雌雄，不把这厮剁成肉酱决不罢休。对此时的国姓爷来说，一切的军功，忠君也好仁义也罢，(为这些)没了母亲则为不孝之罪。[1](p456)
和藤内的母亲为使儿子抛却顾虑，完成灭掉鞑靼，光复大明的重任，自绝了性命。为母亲报仇――以非凡的意志突入敌阵的和藤内及其部下，奋力战斗，迫使鞑靼军队到了弃城投降的边缘。此时，鞑靼军队又把和藤内的父亲绑到阵前威胁说：“退回日本，则可保你父亲性命，若继续攻击，即刻杀掉你父亲!”一向勇猛果敢的和藤内此刻“身体发软，动弹不得。”而此时，和藤内的父亲冲儿子大喊：“老朽已经年迈，命不足惜，我儿尽快攻击!”听到父亲的喊声，和藤内恢复了镇定，欲重新杀入敌阵。但是，在李踏夫举剑刺向父亲脖子的刹那，和藤内“两腿又像灌了铅。”在光复国家，向主君尽忠的大义感召之下，他亲眼目睹母亲自杀。如今，要是再置父亲性命于不顾，使自己陷入双重不孝之境地，他如何承受得了。
与《国姓爷合战》一样，《平家物语》也塑造了陷于“忠”与“孝”纠葛中的人物形象。在卷二“烽火事件”一节中，平清盛欲拘捕鹿谷谋反事件的幕后主使后白河法皇，这时，长子平重盛冒死向父亲谏言：
多么悲痛啊!欲行忠君之大义，则必违背恩重如山的父恩。多么痛苦啊!若要避免陷于不孝之罪，则必将成为大逆不道之臣。进退维谷
想必读者都会对这句话印象深刻。重盛要对主君尽忠，虽未必一定要牺牲父亲。但是，如果遵循了父命，则会陷入对法皇的大逆不道之中。山阳在《日本外史》中对重盛的这一两难境地，用“欲忠则不孝，欲孝则不忠”这句著名的话进行了概括。
从《平家物语》到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世界，“忠”与“孝”的命题开始逐步进入文学作品，并成了近世文学的主要命题之一。那么，这一命题又与奈良时代的忠孝观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二.中国孝子谭与奈良时代的忠孝观
要说忠孝观念在日本的形成，就不能不提中国的孝子传说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在现存日本文献中，最早收入中国孝子故事的典籍可以说是《经国集》残卷卷二十中主金兰的一篇对策文。策问如下：
问：孝以事亲，忠以报国。既非贤圣，孰能兼此。必不获已，何后何先。[3](P188)
在策问中，首先提出了孝以事亲，忠以报国的命题。作为普通人，当做不到二者兼顾而又必选其一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策问一开始便单刀直入地向对策者提出了这一命题。下面为主金兰的对策文：
臣闻，夫人之生也，必须忠孝。故摩顶问道，负笈从师。然后出则致命，表忠所天之朝;入则竭力，循孝所育之围。是以参损偏弘孝子之风，政轲犹蕴忠臣之操。是事亲之道，莫尚于孝;奉国之义，孰贵于忠。资孝以事君，前史之所载;求忠于孝门，旧典之所编。故虽公私不等，忠孝相悬，扬名立身，其揆一也。别有或背亲以殉国，或舍私以济公。故孔丞割妻子之私，申侯推爱敬之重。即是能孝于亲，移忠于君。引古方今，实足为鉴。在父便孝为本，于君仍忠为先。探今日之旨，宜先忠后孝。谨对。[3](P188)
对策文首先针对策问中“孝以事亲，忠以报国”展开论述，指出忠孝二者缺一不可。接着，对策文列举了参损(曾参)、闵损(闵子骞)等孝子以及忠臣政轲(政与荆轲)的故事。参损、闵损的故事见《孝子传》，作为历史上有名的孝子，二人同为孔子的弟子。政与荆轲的故事出自《史记》刺客列传。在列举了这些例子之后，紧接着主金兰引用了“孔丞割妻子之私”和“申侯推爱敬之重”两个例子从忠与孝的效用出发进行了论证。“孔丞”的故事见《后汉书?列传》卷三十一，孔奋传：
孔奋，字君鱼，扶风茂陵人也。(中略)除武都丞。时陇西余贼隗茂等，夜攻府舍，残杀郡守。贼畏奋追急，乃执其妻子，欲以为质。奋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终不顾望，遂穷力讨之。吏民感义，莫不倍用命掩。[4](卷三一)
这则故事在白居易所撰类书《白氏六帖》卷二十八“盗寇”条亦有记载，“孔奋字君鲁，为武都丞。贼魏茂等攻郡守。奋追急，乃执奋妻。奋已年五十唯有一子，终不顾，遂擒贼。妻子亦死，世祖褒美之。”
据日本学者黑田彰考证[5](p28)，《孝子传》中登场的“申明(申鸣)”应为能够进入上代日本人的视野内且符合对策文引用条件的“申侯”的人选：
申明者楚丞相也，至孝忠贞。楚王兄子，名曰“白公”，造逆无人能伐者。王闻申明贤，躬以为相。申明不肯就命，明父曰：“我得汝为国相，终身之义也。”从父言往起，登之为相。即便领军伐白公，白公闻申明来，畏必自败，乃密缚得申明父，置一军中。便曰：“吾已执得汝父，若来战者，我当杀汝父。”申明乃叹曰：“孝子不为忠臣，忠臣不为孝子。吾今舍父事君，若受君之禄而不尽节，非臣之礼。今日之事，先是父之命，知后受言。”遂战乃胜，白公即杀其父。明，领军还楚，王乃赐金千金，封邑万户。申明不受，归家葬父，三年礼毕，自刺而死。故《孝经》云：“事亲以孝，移于忠，忠可移君。”此谓也。[6](p326)
除了被主金兰对策文引用外，申明的故事还出现在当时《律令》等的注释文中。因此，可以说，主金兰是通过《孝子传》引用了申明的故事，这应该是确认无疑的。虽然我们不能从前面引述的资料中发现“申侯”的称谓，但从前面阳明本《孝子传》中楚王对申明“封邑万户”的记述来看，也许主金兰所看到的当时的资料中有申明被封为“侯”的记载。金兰在引述了“孔丞割妻子之私”的故事后，接着列举了“申侯推爱敬之重”的故事，从而在对策文结尾得出了“宜先忠后孝”的结论。 由此，奈良时代的大学寮官员通过传入日本的《孝子传》中类似于申明不得不亲眼目睹生父被杀的悲惨故事，似乎已经找到了应该如何取舍的依据。
三.近世文学与申明谭
考察可知，除了主金兰的对策文中引用了《孝子传》中申明的故事以外，平安后期至镰仓前期的一些说话集、唱导资料，例如《注好选》、《今昔物语》、《言泉集》、《普通唱导集》等也都引用了《孝子传》申明的故事。因此，可以说，在从奈良时代起直至镰仓前期数百年间，《孝子传》对日本人的忠孝观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开始逐步进入文艺领域，对当时的文艺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到了近松的时代，情况又是如何呢?换句话说，近松是否也是通过《孝子传》来吸收申明的故事并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呢?众所周知，从镰仓后期至室町时期，《二十四孝》已经完全取代了《孝子传》，而《二十四孝》版本中并无收入申明的故事。因此，近松所看到的文献，应该不是流传于镰仓以前的《孝子传》或者引用了《孝子传》资料的其它文献。如果说近松引用了申明谭的话，他所参考的资料很可能是在中世室町时代已经在日本广为流传的《纂图附音增广古注千字文》，在“资父事君，曰严与敬”一句的注释中，引用了申明的故事：
昔，楚惠王兄子白公乱，楚王伐之不得。王曰：“寡人闻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若得孝子为将军必能伐之。”左右奏曰：“臣申明者，事父极孝多闻。”(以下为申明的故事，此处略)[7](p257)
流传于镰仓时代以前的《千字文》注的原文，现在仍能见到的版本有《上野本 注千字文》(弘安十年(一二八七)书写奥书，建仁二年(1202)本奥书)，但是对该句的注却没有引用申明的故事，而正如《纂图附音增广古注千字文》的书名“增广”所示，这本《千字文》在该句的注中“增补”了与之相关的孝子传说。也正因为此注，在室町时期以后直至江户时代，该“千字文注”作为童蒙教育的一个版本广为流传，从而进入普通人的视野而被广为阅读。而近松等作家也恰好是通过这一部《千字文》的古注了解申明的故事并把它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的。
四.结语
综上可知，《孝子传》中的孝子故事，特别是申明的故事为奈良时代的对策文所引用并对这一时期日本的忠孝观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作用。这一观念也影响到了后来的众多文艺形式，比如中世时期的《平家物语》以及近世前期近松的净琉璃作品《国姓爷合战》等。
申明的故事最早见于《孝子传》，随着《孝子传》的东传日本，申明的故事自然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中世以后，《孝子传》失传，但是，申明谭仍然被童蒙教育课本《千字文》注所采纳，从而得以在日本广泛传播。它不仅为日本人在认识“忠”与“孝”，“公”与“私”问题上提供了思想上的帮助，也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的重要素材被广泛书写。
注 释
[1][日]近松门左卫门.近松杰作全集三[M].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0年版。
[2][日]富仓德次郎校注.日古典全书・平家物语[M].东京：朝日新闻社，1970年版。
[3][日]正宗敦夫等编.经国集[M].东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版，1926年版
[4][宋]范晔.后汉书?列传[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日]黑田章.《孝子传》研究[M].东京：思文阁出版.2001年版。
[6][日]幼学会编.孝子传注解[M]，东京：汲古书院，2003年版。
[7]金程宇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丛书>卷15・纂图附音增广古注千字文[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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