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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世说新语的人物形象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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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说新语》主要记载的是魏晋时期名士的言行举止,文中所展现的人物形象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下面是学习啦小编带来的关于《世说新语》的人物分析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世说新语》的人物分析论文篇1:《世说新语》人物品鉴的自然意象美

  摘 要:自然美在魏晋时代成为独立的审美客体,也被引入人物品鉴,使人物品鉴成了一种诗意化的审美活动。时人创造性地以自然意象来品鉴人物,如光亮意象、肃肃松下风、云中鸣鹤等自然意象都承载了特定的人格特征。

  关键词:人物品鉴;自然美;意象

  赏好自然山水美,在魏晋成为风尚,成为士人高雅生活的象征,对时人的生活情趣、风神气质、审美眼光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然山水也被引入当下流行的人物品鉴,使人物品鉴变成了一种自然诗意化的审美活动。《世说新语》专门有《赏誉》、《品藻》两篇来记载时人的人物品鉴,从中可看出人物品鉴自然化的特征。在人物品鉴中,有时直接以山水来映衬人的气质,若“王右军道谢万石:‘在林泽中为自遒上’……道刘真长‘标云柯而不扶疏’”[1],“谢太傅称王修龄曰:司州可与林泽游,”[2]“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3];有时品鉴词语带着浓浓的自然山水气,若“清心玉映”、“清鉴贵要”、“清畅似达”、“气朗神俊”等皆是。有时则是创造性地以诗意化的自然意象来形容人物之美,这是魏晋人物品藻方式中最引人意想的一种,藉此,我们也可来体察一下魏晋人的审美心态。

  一、光亮意象:珍稀之美 想象之美

  “光亮意象”是宗白华先生的发现,他说“晋人的美的理想,很可以注意的,是显著的追慕着光明鲜亮,晶莹发亮的意象。”[4]光亮意象建立的,是“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5]我想对宗白华先生的论断做一点补充:魏晋人对光亮意象也是有所偏取的,“朗朗明月”、“璞玉浑金”、“玉山”、“玉树”、“琳琅珠玉”、“濯濯春月柳”、“闪闪岩下电”等自然意象,无一不是难以多得的珍贵稀有之物象。

  另外,这些光亮意象也极富想象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意象美并非人间实有,而是一种想象中的自然美,是不同的美的意象叠加后形成的理想的自然美。前人尝言读《世说》“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6],这些意象美便具有这样的魅力。且看“玉山”“玉树”“瑶林琼树”意象。玉者,一有光亮莹润之美,二有贵重珍稀之意。山者,则巍峨磅礴,浑成雄厚,而玉质的山又该是如何雄美绮绝的壮景!林树本身已经是蓬勃生命力的象征,“林无静树”的景象已让人有“神超形越”的驰骋之思,而玲珑玉质的“瑶林琼树”之景,一片光莹,飞转流动,绚美简直到了极至。

  用这些想象中的自然美意象来品藻人物之美,就又多了一重想象。《容止》12载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7]这自然让人想起王子猷的“自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8]的咏叹,山水的自然美与人的自然美给人的感觉是何其相似,可见用自然美意象来品藻人物的活动本身,已是一种心物合一的自然之境。裴楷有俊美容姿,又有以“清通”著称的魅力人格,“精明朗然”[9]“俊朗有识具”[10],用“玉山”这样一个有丰富内蕴的意象来称誉容姿人格皆美的裴楷,足见“玉山”意象本自有特定的底蕴在。

  山涛赞嵇康:“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11],由山之巍峨高耸想到人之魁伟高达,不只有形体美,且有人格高峻之意在。“山之将崩”的景象,是山因有一种内在冲力而扩大膨胀的形态,有夸张变形的效果,也使山的巍峨加倍;此山又是“玉山”,“玉山之将崩”给人的,是多么强烈的美的震撼!而这种美的震撼,正存在于它将崩而未崩的那一瞬,在此一瞬间,美不仅指形态光泽,而且深源于内在的力。在此一瞬间,美与内在的力同在。

  二、清逸萧肃之意象:肃肃松下风

  “松”作为与人的精神气质相关联的自然意象由来已久,早在《论语》中就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感叹,以松树作为君子忠贞气节的象征。在魏晋,士人充分承继了这一传统,在《世说》的人物品藻中,“松”的出现频率也很高。《赏誉》15庾子嵩品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刘孝标注曰“峤常慕其舅夏侯玄为人,故于朝士中峨然不群,时类惮其风节。”《言语》57载顾悦与简文同年,顾发早白,简文问原因,顾诙谐作答:“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时人爱松又不仅因其有岁寒而茂的气节,且因其挺拔秀逸的美形。《言语》84载孙绰筑室造园,“斋前种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远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在性好山水自然之物的孙绰眼中,松树之美是“楚楚可怜”,生动多姿的,松的美丽,远胜过枫柳。松“风”“骨”兼备,松修逸的形美因其内在的骨力而遒劲挺拔,刚健有力!魏晋人欣赏的美正是一种有力度有质感的美!这让我们想到既是讲王羲之的字,也是讲王羲之的人的 “飘若游云,矫若惊龙”[12],闲云游走的意态何等的洒脱飘逸,惊龙腾空的景象又何等的劲健沉雄,给人的心灵撞击与无限美感同在。再来看“肃肃松下风”这个复合意象。据《辞源》解,“肃肃”有恭敬、严正、疾速、风声劲烈、清静、幽静的义项,可帮助我们理解“肃肃松下风”意味。此“肃肃松下风”之美,更可看出魏晋人欣赏有力度有质感的清逸萧肃之美的倾向!此种美,正如李元礼、嵇康人格之美。《赏誉》2载汉末名士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李元礼是��直派名士,“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13],其个性疾恶如仇,为官严峻整肃,所到之处,奸人皆望风惧服。《容止》5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嵇康魏晋人格美的典范,不仅容止之美让人绝倒,而且其特立独行、正直、孤高的精神更构成了他美的人格。

  总之,“松下风”意象所包含的是一种清逸萧肃的美,一种孤高自足于风霜之际的人生境界。这种美和境界特别为文人钟爱,常出现在后世文人笔端。如王昌龄《斋心》“朝饮花上露,夜卧松下风”,李白《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目皓沙上月,心清松下风”,白居易《偶作二首其一》“解带松下风,抱琴石上月”,“松下风”的意象中总透出一种摒弃世俗纷扰的隐逸超脱的情怀。   三、自由神峻之意象:云中鸣鹤

  鹤,是禽品中的最高贵者,其鸣高亮,声闻数里。“鸣鹤”的形象在《诗经》已经出现。《诗经・小雅》有《鹤鸣》篇“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皋”是沼泽义,“九皋”则是极言沼泽之幽深,鹤正在这静逸幽隐之地自由自在地高鸣,悠游从容地生活。由此以鸣鹤来比喻品德高贵,洁身自好,虽身隐原野,声誉却远扬天下的贤者,在《世说》之前,已成为一个固定的喻象。如在《后汉书・杨赐传》中,对皇帝就有“斥远佞之臣,远征鹤鸣之士”的劝谏。

  这一固定意象的意义在魏晋被继承下来,而且鹤的意象不断被丰富。首先,人们更重视鹤本身的仪形之美,特别钟爱鹤孤高独立、自由神峻的气质。这些特征都正与当时士人的审美观相契。《世说》中记王恭在微雪之日穿着“鹤氅裘”乘车,被孟昶窥见,惊若天人。还有一则支道林养鹤故事,支道林见鹤“轩翥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于是“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鹤成,置使飞去。”[14]足见支道林爱鹤正在于欣赏其不肯为人做秀的自由不拘之意志,乃“取其俊逸”[15]“重其神峻”[16]。嵇绍“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邴原被品为“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当指他们身上具有自由神峻的气质。

  《世说》中的鸣鹤意象,相比以前,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便是鹤的活动场所的变更。在人物品鉴中,“鹤”的形象,除了远承《诗经》的“九皋之鸣鹤”以外,更突出的是“鹤立鸡群”的“野鹤”与“云中鸣鹤”。在后二者中,鹤由静逸幽隐的山林沼泽被网罗到了众兽杂居的喧哗之地,离开了以前那种完全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它在鸡群之中卓卓独立,独特的风神仪态引人注目,神情中带着几分曲高和寡的孤高落寞与误落尘网的无可奈何。“鸣鹤”意象内涵的丰富,折射出不同时期士人心理的变化。魏晋之前隐身于野的士人,对政治或者出仕多抱着乐观和渴求的态度,“鹤鸣于九皋”的意象是高鸣于四野,声传到朝廷,正富于希望自己的心志能为外界所知,使胸中报负得以施展的意味。在汉末党锢之祸以前,在隐的士人大致都有这种倾向。魏晋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政局的纷乱和当权者的专横,使士人对仕或隐几乎丧失了自我选择的权利。嵇康的悲剧使得那些立志要做自由独立之野鹤的士人再也不敢在四野放声高鸣,使得他们不得不自断羽翎。嵇康被诛后,向秀“举郡计入洛,”对司马政权说出“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17]的违心之语。司马氏东征,征上党李喜作从事中郎,问喜“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答:“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18]李喜的回答,真是野鹤们大胆却无奈的哀鸣。闲云野鹤般的自由,在特定的时代,竟成为奢望。

  总之,自然山水美对魏晋人的生活情趣、风神气质、审美眼光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被引入人物品鉴,使人物品鉴成了一种诗意化的审美活动,特别是时人创造性地以自然意象来品鉴人物,如光亮意象、肃肃松下风、云中鸣鹤等自然意象都承载了特定的人格特征。

  参考文献:

  [1]徐震�裰�《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257页。下文中所引《世说新语》资料均出自此书。

  [2]同上,《世说新语・赏誉》125,第265页。

  [3]同上,《世说新语・贤媛》30, 第378页。

  [4]《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白华《艺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第80页。

  [5]同上。

  [6]刘熙载《艺概・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25页。

  [7]《世说新语・容止》,第336页。

  [8]《世说新语・言语》92,第82页。

  [9]《世说新语・赏誉》24,第238页。

  [10]《世说新语・巧艺》9,第387页。

  [11]《世说新语・容止》,第335页。

  [12]《世说新语・容止》30,第341页。

  [13]《世说新语・德行》4,第4页。

  [14]《世说新语・言语》76,第75页。

  [15]《世说新语・轻诋》24,第451页。

  [16]《世说新语・言语》63,第68页。

  [17]《世说新语・言语》18,第43页。

  [18]《世说新语・言语》16,第42页。

  《世说新语》的人物分析论文篇2:《世说新语》人物塑造方法

  摘 要: 魏晋小说《世说新语》开创了我国古代“志人”小说的先河,塑造了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人物塑造方法多种多样。文章从《世说》怎样抓准特点塑造人物,把握细节描写展现人物人物内心,通过环境塑造人物,个性口语突出人物等方面对《世说》人物塑造的方法进行总结。

  关键词: 《世说新语》 志人小说 人物形象 塑造方法

  一、引言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编撰的一部志人小说集,作者刘义庆,主要记载东汉末年至东晋末年两百多年间氏族阶层的琐闻佚事。它最直接醒目的艺术塑造是呈现给读者纷繁复杂、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它参以诸家史书并搜集口头流传的名士们的琐闻佚事编撰而成,开启了后世笔记小说的先河。正如刘师培所说:“小说家言,体近于史。”②它所记载的人物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所记载事迹亦是根据有关史籍和旧闻纂集、提炼而成的,不是编者的杜撰。本文从众多纷杂的方法中理顺《世说新语》的人物塑造方法,概括归纳以彰显《世说新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特色。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

  (一)抓准人物特点塑造人物。

  《世说新语》对人物的塑造,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强调抓住抓准人物的主要特点。最突出的是抓准形貌塑造人物。如《嵇康身长七尺八寸》(《容止》):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萧萧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借他人之口描述嵇康容貌,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展现嵇康的与众不同。大量写人状貌的形容词或形容词组,如萧萧、肃肃、素素如松下风等,足以把一个人的形貌特征从形貌、仪表、气质、静态为人、动态举止面面俱到地展现。呈现在人们眼中的嵇公,静如挺拔之孤松,动如将崩之玉山,都离不开嵇康“风采仪态异常秀美”的中心。作者重视形貌描写,注重形象性描绘,此番描写抓准人物特点。

  (二)把握细节描写,揭示人物个性特征和内心世界。

  细节是文学作品中细腻描绘的最小环节。恰到好处的细节描写,能起到烘托环境气氛,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主题思想的作用。如《豫章太守顾劭》(《雅量》):豫章太守顾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

  本篇是细节描写重比较典型的一篇。作者往往借助细节动作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此细节动作突出表现在“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八个字上,可以说是全文的点题之笔,是人物心理动态的直接呈现。此番细节,寥寥数笔,简约明了,但对人物心理状态的呈现却也最为醒目,顾雍已得噩耗,面色不变而以爪掐掌,对比鲜明,心里的纠结痛苦已无法掩盖,化作沾褥血滴,已不能不让人深刻感受顾雍丧子之痛。这种细节刻画,其力量远远高出对顾雍痛苦之状的过多铺陈,点滴之笔折射人物深藏内心,强大而震撼。

  (三)通过环境塑造人物。

  环境之于人物,为人物及其具体行为的出现提供一个背景。它对人物的性格个性刻画起一个整体烘托作用。通过环境塑造人物是《世说》进行塑造的又一典型方法。如《谢太傅盘桓东山时》(《雅量》):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之人色并遽,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宣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归。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这段故事便是借助环境变化尽显人物性格特点的,作者很聪明地将任务置于一个多变不定的环境中。泛舟海上,海最变化多端,也最能考查一个人的反应。当“风起浪涌”,“孙、王之人色并遽”而“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这就形成鲜明对比,人物特征已然清晰。作者并不满足,充分利用大海这一环境的多变性,“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宣动不坐”,此时谢公才慢慢道出:“既然如此,恐怕要回去了吧。”两处对比相结合,内涵确更具层递性,于是当作者顺势以一句“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结尾。通过环境塑造人物,是作者积极利用语言要素的表现。

  (四)选用个性口语塑造人物。

  《世说》中的人物个个都颇具个性,个性人物的个性语言就自然成为了人物身上的闪光点。我们研究《世说》中的人物,还要从其个性口语入手。如《周仲智饮酒醉》(《雅量》):周仲智饮酒醉,�_目还面谓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横得重名!”须臾,举蜡烛火掷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因出下策耳!”

  面对周仲智的“�_目还面”,咄咄逼人,“举蜡烛火掷伯仁”,伯仁却以笑应答:“阿奴火攻,因出下策耳!”最后这句话为点题之笔,到此,读者心中对人物的横量已然分出高下。伯仁笑言“阿奴火攻”不仅反映出来她的机智灵敏反应迅捷,道以戏言却警意颇深,而且反映出了伯仁胸襟宽广、大肚能容。相比之下,出言不逊的周仲智则显得狭隘,咄咄逼人却反落下风,哪怕他举蜡以掷,却仍比不上伯仁一笑加一句戏言。作者塑造人物,以个性口语为重点,人物跃然纸上,鲜明生动,引人入胜。

  (五)修辞手法运用,异彩纷呈。

  修辞是语言表达艺术。《礼记表记》引孔子语云:“情欲言,词欲巧。”《世说新语》中的修辞可谓百花齐放,让人目不暇接。如比喻手法的运用,妙趣横生,颇具感染力,使整篇文章异彩纷呈。如《康僧渊目深而鼻高》(《排调》):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

  这是一句绝妙的比喻,把鼻子比作灵山,把眼睛比作清渊,以山的灵秀喻鼻子的高挺,以渊的清明喻眼睛的透彻。透露说话之人,一定是个智慧聪明之人。正是“生活在《世说新语》世界中的人物,从头顶到脚底,充溢着机智的感觉,追求优雅的语言表现”。①

  三、结语

  《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的集大成者。它的问世,不仅标志着魏晋志人小说的成熟,而且对后世蔚为大观的小说及其他体式的文学作品,在创作手法、语言技巧等诸多方面,都造成了深刻影响。纵观此书,我们可以了解魏晋时期的人物群像,进而把握整个时代的社会风尚。而《世说新语》的人物塑造方法之纷繁众多,难以一一尽列,对此,本文仅从以上角度进行宏观总结,力尽全面,希望给读者以整体印象,起到导向作用。

  参考文献:

  [1]柳士镇,刘开骅.世说新语全释.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10.

  [2]徐传武.世说新语选释.山东:齐鲁书社,1991,4.

  [3]周续赓,马啸风,卢今.历代笔记选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12.

  [4]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4.

  [5]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1.

  [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8]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9]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A].宗白华全集[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10]吕叔湘.笔记文选读・世说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7.

  《世说新语》的人物分析论文篇3:论《世说新语》人物语言的差异性

  摘要:《世说新语》性格化的人物语言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同一类人物,因性格的不同,语言干差万别:在面对相同或类似境遇时,性格不同语言也不同;同一意思,因性格不同,语言的表述方式不同:此外还通过不同时间、场合的人物语言来揭示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世说新语》 人物形象 性格化 人物语言

  《世说新语》是南朝时期刘义庆编辑的一部志人笔记小说,作者“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采集后汉至南朝宋上起帝王将相,下至士人僧徒一千五百多人的遗闻轶事。书中没有扣人心弦的紧张情节,也没有离奇虚幻的传奇故事,却成功塑造了谢安、王导、嵇康、桓温、刘伶、阮籍等众多的人物形象,千人千面,各个不同。各种人物或逞才斗智或玄言清谈或言浅旨远,在演绎一出出社会悲喜剧的同时,从侧面诠释了他们独特的心灵世界和鲜明的个性特征。

  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语言是一切事物和思想的衣裳。”言为心声,人物的语言最能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人物语言是人物性格的具象。一部作品流传接受的过程,就是和读者不断交流沟通的过程,作品的文学语言是交流沟通最直接的中介物。语言被理解接受的面越广,交流沟通的程度也就越深。《世说新语》集儒释道思想于一身,翻开它扑面而来的是魏晋士族生活的气息。不论是经常出场的谢安、王羲之、阮籍,还是偶尔客串的王敦、孙秀、韩寿,甚至惊鸿一现的班婕好、谢道韫,千余年之后,我们还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活灵活现,呼之欲出,挥之难去。这众多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正是由于作者赋予了这些人物性格化的语言。

  一、同一类人物,因性格的不同,语言千差万别

  《世说新语》中魏晋名士饮酒风度的豪爽超迈,也许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阮籍、刘伶、刘公荣等皆以饮酒而著称。豪饮、海量、常醉是他们饮酒的共性,但他们的言辞和境界又各有千秋。

  刘伶是一个很风趣,又富有幽默感的人。他一说话,黑色诙谐的语言令人心酸,令人难堪,又令人回味无穷。因饮酒过度,刘伶害了一场大病,可他还是馋酒喝,于是开口向夫人要。他的夫人很生气,把酒倒在地上,摔碎了装酒的瓶子,哭着劝刘伶,喝酒太多不是养生之道,劝他一定要戒酒。刘伶装作言听计从的样子,和夫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等夫人高兴地按他的意思办好酒肉放在神案上,请刘伶来祷告。刘伶跪在神案前大声说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罢,拿起酒肉,大吃大喝起来,不一会儿就又醉得不省人事。在《酒德颂》中,刘伶称酒德的标准是“唯酒是务,焉知其余”。这种嗜酒如命不加节制的豪饮,甚至达到了狂放的地步,在家里赤身露体,有人看见了就责备他。刘伶听罢后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禅衣,诸君何为入我禅中?”刘伶以纵酒放诞为情趣,表示了对传统“礼法”的蔑视。

  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时期,血统高贵的士族和庶族、自身是不相往来的。如果士族和庶族交往,往往会招来其他贵族的歧视和耻笑。刘昶与不同身份的人饮酒,有人耻笑他,他却说“胜公容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容者,亦不可不与饮”,表示了他对门阀的漠视。

  面对风云变幻的世事,有人颓废,讲求及时行乐。张翰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毕世茂曰:“一手持蟹螫,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阮籍在母亲去世后,仍在司马昭那里饮酒吃肉,神态自若。但临安葬母亲时,他“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决,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这个时候的阮籍,“他拿鲜血来灌溉道德的新生命!”真实地反映出阮籍至情至性、不拘礼法、傲岸不驯的性格。

  王戎的儿子万子死了,山简去探望他,王戎仍然悲不自胜。山简说:“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戎答道:“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山简认为孩子小,丧子不必过分悲伤,过悲亦不合礼仪。而王戎认为悲伤是性情中自然流露,不可压抑和矫饰。作为“竹林七贤”的王戎,不但有爱财、悭吝的一面,也有寻常人的亲子之情,当其丧子之后,“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掷地有声,充分说明了其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王子猷、王子敬兄弟二人都病得很重,不久王子敬先死了。王子猷问身边的人说:“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说话时完全不悲伤,就要轿子来去看望丧事,一路上都没有哭。子敬一向喜欢弹琴,王子猷一直走进去坐在灵床上,拿过子敬的琴来弹,琴弦的声音已经不协调了,子猷把琴扔在地上说:“子敬!子敬!人琴俱亡。”王子猷闻弟丧不悲、奔丧时不哭,但当他准备用亡灵喜爱的琴声来祭奠时,因“弦既不调”,这时,子猷悲恸的情感再也抑制不住,发出了“子敬!子敬!人琴俱亡”的哀号,月余之后子猷也撒手人寰。这不仅是真挚的兄弟之爱,更是知音已绝的哀痛不已。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人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故而他们的情毫无掩饰,真挚深切而自然。同样是“情”,各人的表现又不尽相同:王长史登茅山,触景生情,自悲其身,“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表现了对人生的深情。

  每当桓伊听到清越激昂的歌声,口中经常情不自禁地发出“奈何、奈何”的声音,谢安听到后说:“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桓伊身处乱世,内心怀有深深的爱国之情、社稷之感,清越激昂的歌声勾起了他渴望建功立业、收复失地的雄心,无奈朝廷昏庸,自己势单力薄,一腔热血无处挥洒,内心阵阵隐痛地袭来,只能徒唤“奈何、奈何”。

  二、面对相同或类似境遇,性格不同语言也不同

  西晋末年,刘曜攻陷长安,晋愍帝被俘,广大的黄河流域地区被内迁的少数民族政权占领,中原一带的士大夫大多渡江逃到南方避难。每当天气晴朗的日子,他们就相互约请在新亭聚会。面对东晋首都建康的风景,想起西晋首都洛阳,两者的风景虽然没有大的差异,但建康的山河毕竟不是洛阳的山河。周侯在席间发出“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故国之思,亡国之叹。座中诸人也只是“相视流泪”,表现了东晋士族的消极悲观情绪。王导“愀然变色”的神情表现了他内心对只知哀泣者的不满,“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既是对苟安无能者严厉斥责,又是王导大义凛然、奋发图强的精神反映。仅一句话,王导图强发愤,卓尔不群的金刚怒目式的爱国志士形象同其他士族官僚虽怀故国之忧,却软弱无能、消极没落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阮咸因宠爱着姑姑家鲜卑族的婢女,在母丧期间,当知道姑姑要启程迁到远处去,阮咸借了客人的驴,穿着孝服亲自去追赶,两人一起骑着驴回来后说:“人种不可失!”仅仅一言,便生动展现了阮咸放浪无忌,异于常人的叛逆性格。

  袁耽居丧时,桓温赌输,求救于他。他答应桓温的请求就局后债主说:“汝故当不办作袁彦道邪?”后来赌注一掷百万,袁“投马绝叫,傍若无人,探布帽掷对人 曰:‘汝竟识袁彦道不?’”一个“探布帽掷对人”的动作和一句话,生动地刻画出袁耽意气、狂傲、得意的神态。温峤赌输,让庾亮赎身,“经此数四”,言其困窘次数之多,又使人解其死不改悔的性格,妙趣横生。

  三、同一意思,因性格不同,语言表述方式也不同

  裸袒行为,在正史中是一种笼而统之的否定态度。如王隐《晋书》:“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祖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但把反礼教的裸袒和骄奢淫逸的裸袒进行区分并给予不同评价的是《世说新语》。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从表面上看,乐广的话是从儒家礼教的角度来责难王澄等人的行为,但实际上他的话外音是与其没有任何精神寄托和社会意义的纵欲式的裸袒,还不如回到儒家礼教的规范中来。乐广的话显得彬彬有礼而又暗含规谏。王澄、胡毋辅之等人淫逸生活方式的裸袒行为完全是人性的倒退和异化。毫无肯定价值,完全不能同阮籍等人的裸袒同日而语。

  祢衡被魏武帝曹操罚做鼓吏,正遇上八月十五大会宾客时要检阅鼓的音节。祢衡挥动鼓槌奏《渔阳掺挝》曲,鼓声深沉,有金石之音,满座的人都为之动容。孔融说:“祢衡罪同胥靡,不能发明王之梦。”意思是祢衡的罪与那个穿着奴隶衣服的殷武宗梦见的贤人傅说的罪相同,只是祢衡不能引发英明的魏王您的思贤梦。魏武帝听了很惭愧,就赦免了祢衡。

  孔融辞令,机智委婉而又暗藏机锋。一方面,在严肃的朝会中,承认了祢衡裸袒的无礼;另一方面,孔融把曹操和贤君殷武宗相提并论,抬高曹操的地位,暗含贤君不滥杀之意;将祢衡的行为与贤相傅说相提并论,说明祢衡是贤人,那就更不能杀了。孔融把机锋委婉地指向了曹操,既顾全了曹操的颜面,又给曹操找到了下楼的台阶,从而救了祢衡。因此,《世说新语》对于贵族子弟元康等人以穷奢极欲为目的的裸袒之风,给予的是否定和批评;而对于像祢衡这样的带有以忠抗奸色彩和刘伶作为玄学精神的形态表现的裸袒行为,则是暗含彰扬和肯定之意。

  四、通过不同时间、场合的人物语言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世说新语》在描写人物语言时,作者善于捕捉最能体现人物内心世界的言论来揭示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把人性的崇高与卑劣、善良与丑恶、伟大与渺小交织在一起来写,避免了人物形象的苍白、僵化和失真,从而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桓温是东晋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少年时期就胸怀大志,向往刘琨、陶侃的事迹,曾经三次北伐,建立了赫赫功勋。同时他又是一个怀有政治野心的人,妄图打破司马氏与士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取而代之。作者在刻画他的形象时,通过描摹他独特的语言,恰如其分地再现了这个历史风云人物独特的思想个性和行为。如《赏誉》载:“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望之云:‘可儿!可儿!’”王敦是东晋政权的缔造者之一,有功于东晋。后来为满足个人的权力欲望,在健康发动叛乱,兵败后病死。桓温非常崇拜王敦,所以经过王敦墓地时,对王敦惋惜赞赏有加。桓温素以司马文王、景王一类人物自许。《尤悔》篇中载: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文景是指篡夺了曹魏政权的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桓温不甘心受制于人,希望大权独揽,欲效法司马氏、王敦的篡权夺国行为,即使遗臭万年也在所不惜。桓温极度膨胀的政治野心和甘为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丑恶通过鲜活的语言昭然若揭。明人王世懋评说:“曲尽奸雄语态,然自非常人语。”

  《世说新语》在穷尽桓温奸雄之态的同时,也刻画了他为国事操劳,不能做孝子的遗憾:“桓公入峡。绝壁天悬,腾波迅急,乃叹曰:‘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如何?’”

  此外,桓温还善于辞令。简文帝在任抚军将军时,桓温曾和他一起上朝,两个人互相谦让,都请对方先行。桓温不得已先行,于是巧用《诗经》中的句子,一语双关地说道:“伯也执殳,为王前驱。”既化解了你谦我让的窘境,又为自己先行找了一个最合适的理由。

  《世说新语》作为中古语言的活化石,性格化的人物语言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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