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宋型文化视阈下的宋代文体学(2)

　　二、文白竞流

　　文体是一个立体的系统结构。文体示人的直观层面是以语言为基本材料的，语言的形质和特征自然左右着文体的样式和规范。字词的音形、句子的长短韵律、语法的规则要求等等，构成了文体的浅表结构形式。尤其那些对形式因素有特殊要求的文体，语言就更加重要，往往成为决定文体样式的必备要件。由此言之，语言是文体复杂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层面，语言的特殊性对于文体样式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汉语言为华夏民族的特殊创造，它自成一系，举世无双。王力说：“汉语是世界上最具有悠久历史而又最富于稳固性的语言之一。”[13]中国文体的发展，即本此独特创造的语言。陈寅恪《论再生缘》说：“中国之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14]充分运用和发挥汉语的特征，在句式、对偶、声韵、词藻等构件上排列组合，古代文体就形成了纷繁的体制形式。譬如宋人作诗讲“诗眼”、宋四六何以不同于前此的骈文等诸多问题，都涉及语言的变化和修辞的特点。其实古人很早就开始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文体了，古代的很多文体分类都是以语言韵律为标准的，突出代表如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对语言有特殊要求的文体莫过于古代的杂体诗词。杂体诗词本属“文字游戏”，虽然古已有之，但至有宋方发育成熟，渐成气候。宋人不但杂体诗词的作品众多，而且有较成体系的创作理论。例如杂体诗，根据汉字的音、形、义或字数多寡，运用离合(拆、合偏旁或词)、嵌入(如建筑、药名、数名、地名等)、回环(如回文、反复)、重组(如联句、集句)等作为“游戏”手段，构成独具一格的作品形态。可见杂体诗是汉字文化独有特征的充分体现和巧妙采用。杂体诗词盛行于宋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语言文化和创作文体之间的微妙关联。

　　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考察文体，必得联系语言的嬗替变迁。在古代，一直存在言文脱节的现象。一般认为，先秦的口语和文言(即书面语)是一致的，而西汉时已表现出文言脱离口语的倾向。[15]汉代以后，这种趋势日渐显著，并对文体的发展衍变造成一定影响。我们不妨从文言和口语的视角，把古代文体笼统划分为文言文体和通俗文体。当然，这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清语言变迁对文体的影响，不一定完全合适。文言的单音词多，用语典雅考究，显得言简意赅而富有余味。文言文体主要指采用典雅书面语的传统诗文(当然也有例外，如唐代的白话诗)。唐宋以来兴起的白话则较多使用双音词，虚词比重增加，句式更为灵活多变，并融进了大量新产生的市语俗谚，带有浓重的口语语气。通俗文体一般指以口语为主的通俗文体样式，如变文、话本、语录等。

　　研究显示，中唐至北宋是汉语史上通俗字词滋生最为繁多的时期。因了语言的变化，文体从中唐就开始逐步呈现出一些趋俗的倾向。即便文言系统的文体，如散文，虽以周秦两汉为标榜，但也在大量创造新词新句，还偶尔采用口语入文。诗歌方面，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刘禹锡的民歌体绝句，都隐含着白话口语逐渐渗入文言系统文体的意思。进入宋代，语言变化对文体的影响至为明显。宋代的各种说唱艺术、话本小说、戏曲、语录等空前扩大了通俗文学的势力范围，初步表现出通俗文体和文言文体分庭抗礼的局面。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云：“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16]连宋朝皇帝都愿意听“话说赵宋某年”的话本小说，通俗文学的巨大吸引力可见一斑。通俗文体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文言文体的消亡，文言文体的阵地和势力依然很大，于是就出现了文言和通俗文体间的影响与交流。比如宋代诗文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汉唐的高古、典雅，日益贴近日常生活，表现出自然平易的作风。正如郭绍虞在《试从文体的演变说明中国文学之演变趋势》一文里所说：“诗体既渐趋于自由，其随以并起的现象，即是采用语体以入诗。……唐人诗中虽多采用方言俗语以入诗，但不如宋人之词其采用语体之处为尤多;宋人词中固多有纯用语体以成篇者，但也不如元人之曲之尤为普遍。一方面固是诗体愈自由，愈可增加采用语体的数量。一方面亦是愈采用语体，愈可促进诗体的自由。这二者实是交相为因、交相为果的。” [17]文体的益趋浅俗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言文体的巨大成就和丰厚积累又源源不断地被通俗文体所吸纳化用，成为新兴文体自我更新和不断提高的内在力量。文体正是在语言的文白竞流、此消彼长复杂格局中逐步演进的。

　　刘师培《论文杂记》有一段话专论古代文学史的言文关系：“中国文学，则上古之书，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降及东周，文字渐繁，至于六朝，文与笔分;宋代以下，文词益浅，而儒家语录以兴;元代以来，复盛兴词曲：此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18]109-110刘师培是具有非凡文学感悟能力的渊博学者，他对文学史的宏观把握，往往精警而发人深思。刘氏认为，中国文学的演变是逐渐向着“言文合一”的方向运动的，宋代开始文词日趋浅显，并逐渐有了口语入文的情形，元代以来，言文合一的趋向更加明显。这绝非倒退，实是文字进化的必经阶段。从语言和文体的发展角度考虑，到清末民初才真正实现言文一致，文言文体趋于消亡，白话文体独占鳌头;而宋代则是承上启下的时代，揭开了文言和通俗文体转关的序幕。

　　三、雅俗之辨

　　从语言的角度审视古代文体的变迁，所谓文言和白话之争在审美指向上其实也是雅俗之辨。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宋代文体中一些深层次问题，还需从文化的雅俗方面再作一些考索探究。

　　宋玉《对楚王问》中有一则“曲高和寡”的寓言流传广泛，里面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日后成了雅与俗的代名词。雅和俗是人们品评事物的尺度、标准，古代的一般观点都是崇雅忌俗;当然，在一定程度上雅俗共赏也为人所接受。就文体论，也可作雅俗的分辨。雅文体一般采用典雅庄重的文言，流行于官宦士人之间，使用于正式公开的场合，以书面文字的形式传播，譬如古文、骈文、诗歌即是;俗文体则更多采用口语白话，通俗易懂，流行于市井民间，使用于较随意的场合或娱乐场所，传播形式或以书面文字、或以艺术表演，如话本小说、戏曲等。 　　刘师培《论文杂记》云：“秦汉以降，文与古殊，由简而繁，至南宋而文愈繁;由文而质，至南宋而文愈质。盖由简趋繁，由于骈文之废，故据事直书，不复简约其文词：由文趋质，由于语录之兴，故以语为文，不求自别于流俗。”[18]125这段话里的“文”应该是指语言。不过，如果将其理解为文体，也有一定道理。中国古代文体的发展就大致表现为由简而繁、由文趋质的总体特征。骈散的消长、言文的更替实是古代文体演进的嚆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