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贿赂犯罪发展动向及立法完善(2)

　　我国刑法中对于受贿罪的法定刑是援引贪污罪的法定刑，从立法上看，调整定罪量刑单纯参照贪污罪犯罪数额标准的这种做法，应确立数额与情节的二元分列标准。受贿罪侦查难度比贪污罪要高得多，其危害除了表现出对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性侵害，而且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另外，过于准确的数额限定标准导致刑罚空间过于僵硬的问题，尤其涉及到无法以金钱计量的非物质性利益时，建议可通过考察除数额外的追求的不正当利益等其他情节，来综合平衡确定是否构成犯罪，从而选择量刑。

　　(六)建立科学合理刑罚机制

　　一方面，我国的贿赂犯罪刑罚体系表现出世界上少数几个国家设置有死刑的重刑主义的倾向。笔者认为，要对腐败现象进行遏制，主要核心点不在于案件发生后的严格处治，而是要被惩处的风险与代价的大小以及之前相关制度控制。建议适当考虑严格限制贿赂犯罪死刑适用条件，等到条件成熟再对死刑设置进行全面取消。另一方面，在我国贿赂犯罪其他附加刑的措施比较单一，力度也相对较弱。刑法相关罚金型一般只规定了单位贿赂犯罪而不适用于自然人犯罪。自然人犯罪仅规定没收财产型，且只在情节严重才可予以适用。建议进一步加大贿赂犯罪中财产刑的适用力度，增设个人贿赂犯罪的罚金刑，规定所有贿赂犯罪均应适用财产刑。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以及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需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多方位、全视角、多维度地检视我国的贿赂犯罪立法，同时也要不断学习国外经验，取其精华，从而进一步规范与完善我国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