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比较研究(2)

　 三、域外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的特点
　 从法理上来说，研究域外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的原因无非在于总结并把握这些立法的特点，以求为我国相关立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就此而言，对各国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的特点加以归纳，应成为我们进行比较研究的一项基本工作。总体来看，域外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主要体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大体特征：
　 （一）刑事责任制度的规范重点差异较大
　 具体而言，在《西班牙刑法典》中，刑事责任制度规范的重点集中在堕胎罪以及与基因操作相关的犯罪上，对器官移植犯罪、绝育及变性方面的犯罪仅作了简要提及，[13]对DNA鉴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辅助生殖、人体实验等方面的犯罪则没有任何规定。而在对与基因操作相关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上，《西班牙刑法典》也只规定了“改变人类基因罪”、“过失改变基因罪”、“制造基因武器罪”、“非以人类繁殖为目的进行人类卵细胞受精罪”、“用克隆方法进行人类繁殖和人种选择罪”以及“强制实施生殖活动罪”六项罪名。《芬兰刑法典》中的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主要是针对“堕胎”、“引起危险”及“侵害保护健康和安全”等而设的，该法典尽管也规定了“基因技术罪”这样一个单独的罪名，但该罪的刑事责任更侧重于规范基因技术中的转基因生物技术。《蒙古刑法典》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则规定地更少，重点集中在人体器官、人血、人体组织的采集及其相关制品的配制、输送或检测等方面。法国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规定相对最为全面的国家，其刑事责任制度所规范的领域涉及DNA鉴定及相关秘密与隐私的保护、器官移植、辅助生殖、人体实验以及传统医药卫生等诸多方面。
　 （二）刑事责任制度所涉领域极为广泛
　 从域外立法对生命科技犯罪的规定来看，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几乎涵盖了生命科技研发与应用的各个领域，如基因技术研发与应用、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器官捐献与移植、人体医药试药、生育控制、死亡判定与操作、血液捐献与采集、变性、尸体保存与处理、生物制药、生化武器制造以及医疗器械的设计与生产等等。《芬兰刑法典》中规定的基因技术罪、《西班牙刑法典》中规定的改变人类基因罪、过失改变基因罪与制造基因武器罪、《法国新刑法典》中规定的非法从事DNA鉴定罪以及日本、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有关禁止克隆人的法案或法令中所规定的非法从事生殖性人类克隆罪等等，无疑是刑事责任制度介人规范基因或转基因技术研发与应用领域的重要体现；英国1985年《____协议法案》及我国香港《人类生殖科技条例》规定的无资质而从事人类生殖科技程序罪与商业化____及____中介罪等犯罪、《西班牙刑法典》及我国《澳门刑法典》中规定的强制供精罪等犯罪以及澳大利亚2002年《人类胚胎研究法案》规定的使用超期人类胚胎罪等犯罪，是刑事责任制度规范和调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研发与应用的重要成果；英国1989年《人体器官移植法案》、日本1997年《器官移植法》、《蒙古国刑法典》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地区器官移植法等立法中规定的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与《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规定的强制采摘人体器官罪等犯罪，则是刑事责任制度介入人体器官捐献移植领域的重要缩影；《法国新刑法典》、《澳大利亚刑法典》及《意大利最新刑法典》中规定的“非法人体医学实验罪”等犯罪是刑事责任制度涵概人体医药实验领域的体现；而《德国刑法典》、《西班牙刑法典》、《瑞士联邦刑法典》以及《韩国刑法典》等刑法中规定的堕胎罪，则是刑事责任制度适用于生育控制的体现……。总之，就全世界范围来看，只要是生命科技研发及应用所及的领域，几乎都有相关刑事责任的介入与规范。
　 （三）刑事责任制度设置的宽严不一
　 由于对现代生命科技活动负面效应认知的不同，加之各个国家或地区生命伦理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刑事责任制度设置的宽严程度上也存在千差万别。有些国家或地区立法中设置的刑事责任制度相对比较宽松，而也有些国家或地区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则相对严苛。如在买卖人体器官犯罪的刑事责任制度方面，在我国香港地区，构成这类犯罪的，最高可判处第6级罚款及监禁1年（限于累犯）；在新加坡，犯此类罪者，将单处或并处最高10000新元的罚款或不超过1年之监禁；在日本，犯此类罪的，可以分处或者并处五年以下徒刑或五百万日元以下的罚金；而在法国，犯此类罪的，则处7年监禁并处100000欧元罚金。而在非法人体实验罪的刑事责任方面，在法国仅处以3年监禁并处45000欧元罚金；而在澳大利亚，同样的犯罪则承担25年监禁，且在刑事责任的追究上还适用严格责任。[14]而在芬兰，为了防范生命科技犯罪的负面效应，刑法还明确规定处罚危险犯，甚至专设“设置危险罪”，对“故意或有重大过失地，置他人于丧失生命或健康的严重危险之中”的行为，“处以罚金或者2年以下的监禁”。
　 （四）刑事责任实现的方式灵活多样
　 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亦称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即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具体方法。从各国生命科技刑法的规定来看，各国生命科技犯罪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并无定制，而是根据各国国情及法定刑种设置的不同以及刑罚适用规则的差异，而分别采取了比较灵活的表现形式。例如，在西班牙，犯生命科技犯罪的，一般要判处徒刑这类刑罚，并处剥夺其在一定年限内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的权利。[15]而在我国香港地区，根据其《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及《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等单行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一般将被判处一定数额的罚金及比较短暂的监禁。在我国台湾地区，一般要处以徒刑、拘役或罚金，并没收犯罪所得。在日本，则通常判处犯罪行为承担一定期限的罚金与徒刑。而在法国，除对犯罪行为人处以徒刑、监禁且并处罚金之外；也可禁止从事某种职业性或社会性活动；还要没收犯罪工具以及犯罪所得；此外，对于某些特殊的生命科技犯罪行为人（如司法鉴定专家），还可以在监禁与并处罚金之外同时适用除名之处罚。在芬兰，法律还规定了刑罚处罚类型的选择使用，例如《芬兰刑法典》第2条第1款规定：“如果单独的附条件的监禁被认为是对于犯罪不充分的处罚，可以对其施加辅助罚金，如果该附条件的制裁超过1年，可以命令执行20小时至90小时的辅助社区服务。”在施以罚金刑时，也可以代之施以替代措施。另外，法典还规定了对已剥夺的自由期限的折抵办法。[16]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国家还在刑罚处罚之外，规定了一些非刑罚的处罚措施，如适用于公务人员的警告、撤职等。这种灵活的刑罚方式，既保障了刑事责任实现方式的法定化，又保证了刑罚在具体适用中的公正和有效，有利于更好的实现刑事责任制度设置的目的。
　 （五）就动态来看，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基本上遵循由严渐宽的规律
　 由于生命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迅猛性以及生命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不确定性，生命科技犯罪尤其是现代生命科技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还大都停留在理论推理以及主观设想的层面上。各国立法尤其是生命科技法在立法时大都遵循了风险预防的立法理念。面对现代生命科学技术所可能引发的、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确定的负面效应，各国基本上都将本国生命科技法建立在了现代生命科技活动具有风险性且能够引发各种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犯罪现象的理论之上。以此为基点，各国立法普遍肯定了某些生命科技犯罪及其社会危害性的存在，并明确规定了这些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对这类犯罪进行了极为严格的防控。但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对某些过去为刑法所明文确定的生命科技犯罪容忍度以及承受能力的提高与增强，一些国家逐渐废除了对某些生命科技犯罪的规定，或者取消了对这类生命科技犯罪刑罚的规定而代之以行政处罚。
　 以堕胎罪在各国立法中的演进为例，1821年，美国康涅格州制定了美国国内第一个《堕胎罪法》，规定对给别人堕胎的人可处以终身监禁。1945年，美国纽约州制定了《堕胎罪法》，规定给人堕胎致使妇女死亡的，以故意谋杀罪论处；而接受堕胎的妇女则构成轻罪，处3个月至1年的监禁，或者处1000美元以下的罚金，也可以并处监禁或罚金。而其他国家，如德国、韩国、西班牙、芬兰等也都在其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堕胎的犯罪性，并配设了相应的刑事责任。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各国的法律都一直将堕胎行为视为犯罪而给予重罚。但随着堕胎术的逐渐成熟以及公众对堕胎的日益宽容，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很多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等）先后通过了允许堕胎的法律，而在其他国家，对堕胎的惩罚也都相对变得灵活，一般要区分堕胎的具体情形而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例如在西班牙，根据其刑法典的规定，未经妇女同意而堕胎或者使用暴力、威胁或者欺骗获得孕妇同意而堕胎的，要处4年以上8年以下徒刑，并剥夺其在各种公立或者私立诊所、医疗单位、基因咨询机构从事职业或者提供服务的权利3至10年；而经妇女同意而非法堕胎的，则处1年以上3年以下徒刑，并剥夺其在各种公立或者私立诊所、医疗单位、基因咨询机构从事职业或者提供服务的权利1至6年；而对因业务过失造成堕胎的，则仅剥夺其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1至3年的权利。
　 此外，德国在对待人类胚胎干细胞态度上的转变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德国曾在1990年制定的《胚胎保护法》中禁止一切有关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而此后德国科学家也因为该法的严厉禁止而一直未涉足人类胚胎基因应用研究。然而，随着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开展，德国由于担心本国在生命科学领域会落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而最终改变了这一立场。2002年1月30日，德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允许在一定条件下进口人类胚胎干细胞，从而实质上间接地允许在本国从事治疗性的人体克隆。[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