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保护论文(2)

　　刑法保护论文篇2

　　浅析我国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

　　动物是十分重要的自然、生态资源。动物资源是在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可以供人类合理利用与可能利用的资源。我国地大物博，多样的自然环境，动物种类繁多，动物资源极其丰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非法猎杀贩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虐待动物等现象屡见不鲜，生物链遭到严重破坏，这也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因此，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在人类社会中，刑法是保护动物资源的一种有效手段，刑事立法显然是重中之重。从理论上讲，刑事立法充分发挥了刑法强制、教育的功能，对惩治犯罪、预防破坏动物资源的犯罪行为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从实践上讲，刑事立法能够更有效地维护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生活环境并提高人类保护动物的思想意识。因此，为了有效抵制动物资源犯罪行为，必须全面、深刻、科学的完善我国破坏动物资源的刑事立法，达到保护动物资源以维护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最终目的。

　　一、我国关于动物资源刑法的现状分析

　　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动物资源保护意识也在逐渐增强，然而，有关动物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仍为较早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在1997年，我国《刑法》也增加了对濒危、珍贵珍稀野生动物的刑事立法，加强了对其的保护，但是直接规定野生动物方面的犯罪罪名也仅有《刑法》第341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刑法》第341条第2款规定的非法狩猎罪，《刑法》第151条第2款“走私珍贵动物、动物制品罪”。[1]

　　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生活形式的不断变化，上述法律法规也随之出现缺陷，略显滞后;另一方面，上述法律法规也仅仅保护那些“濒危、珍贵、有重要经济科研价值的野生动物”，而日常生活中与我们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与重视。我国关于动物资源保护的相关法律制度并不完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传统的动物保护思想践行不当

　　中国儒家文化讲究“仁义礼智信”，主张“仁者爱人”与“仁者爱物”，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仁爱、恻隐。“尊重生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但是也存在着局限性。就中国传统文化中动物保护思想和立法实践而言，中国早已具备了善待动物的法理和道德基础。[2]而在现在的中国仍然会出现活熊取胆、残忍虐猫、城市打狗、虐实验鼠等虐待动物的事件。对此我们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中国经历了““””以及实行市场经济等一系列大规模的“反传统”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巨大，文化传承的断裂是我们不希望发生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动物的观念也发生着转变，过分考虑现实的经济利益，忽略了对动物的人文关怀，商品意识强烈，动物所具有的食用、药用、工业用价值等引起了人们贪欲、物欲，人们对动物的伤害是无所顾忌的，贪婪的欲望也永无止境。信仰的缺失，对生命的冷漠，动物保护的思想早已微乎其微。

　　因此，我们应该充分挖掘并继承中国传统的动物保护思想，将现代的动物保护思想与传统文化中的动物保护理念相结合，提高对动物保护的思想认识。

　　(二)动物保护范围狭窄

　　我国现行的有关动物资源保护的范围十分狭窄，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我国刑法大多保护的是野生、珍稀、濒危的动物，而不是任何动物，有的也只是出于社会管理的需要而非保护动物本身的目的。我国涉及动物的刑法中，对于非野生动物，例如实验动物、娱乐动物、观赏动物、宠物动物都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保护。网络上时常会出现虐猫、虐兔等虐待动物的视频，拍摄内容极其残忍，网友们纷纷谴责这种残害虐杀动物的行为。然而，刑法对于那些严重虐待、伤害动物的行为并没有进行明确规范，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以上所述行为，对于动物本身，其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社会层面上同样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有的人对此行为深恶痛绝，而有的人却争相效仿。

　　(三)刑罚处罚存在处罚不当现象

　　我国主要以自由刑和财产刑作为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行为的处罚方式。我国刑罚存在重刑情节，判处的自由刑相对过重且单一，财产刑以罚金刑为主，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单位，单位犯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的，实行双罚制，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同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个人犯本罪的规定进行处罚。

　　单纯的强调重刑可能会对不法分子予以震慑，但是又极易忽视生态法益的修复，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例如，犯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刑法法条中还有刑罚轻重关系不协调的现象。例如，按照刑法第151条的规定，犯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的，最高刑可至死刑，但根据刑法第341条的规定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最高刑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两者的刑罚轻重关系不协调;刑法法条中罚金刑数额规定不明确。例如，《刑法》中犯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犯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我国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完善

　　(一)传承及提高动物保护思想认识

　　传统的儒释道思想中有着超前的动物保护思想，是朴素的平等观，对动物的保护与关爱只是传统 文化的一小部分，而不是主体。中国文化更多的在意人和人的生活，关爱动物是人对自身生命价值认知的扩展与延伸。

　　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动物保护思想的基础上，还要把“仁”真正的扩展到动物上，坚决树立人与动物平等的思想理念，在法律思想上真正确立动物本身的“主体”地位，从而加强了动物保护的力度;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对动物的科学性研究，打破思想束缚，运用科学和理论来证明人与动物的同质性，确立现代的动物保护思想;积极 组织多种宣传活动，提高动物资源保护思想的影响力。要做到尊重大自然，特别是要坚持“尊重生命、热爱自然、保护 环境”的理念。要坚决树立尊重生命的思想观念，生命形式都是独立的，理应得到相应的尊重，尊重生命是善待动物、不虐待动物的思想基础，善待动物是尊重生命的基本要求，人类必须受到行为道德的约束，本着人道主义，树立良好的动物保护思想。

　　(二)扩大动物保护范围

　　我国现行的动物保护制度大多针对野生动物、国家自然保护区动物以及进出口动物。与较发达国家立法中关于受保护动物宽泛的范围相比较，我国与之存在较大距离。早在19世纪中期，法国、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先后通过了“反虐待动物法”，并且将动物的保护范围扩大到“任何动物”;1987年欧洲各国又签订了《保护宠物动物的欧洲共约》，公约规定“任何人不得引起宠物动物不必要的疼痛、痛苦或者忧伤”等;美国刑法规定“行为人故意或者轻率地使任何动物遭到残酷的虐待，或者使任何由他监管的动物遭到残忍的忽视，或者杀死、伤害他人的动物而没有得到主人的许可，构成残害动物罪”。[3]因此，笔者认为在完善我国动物资源保护刑事立法中，动物保护范围应将“任何动物”加以具体诠释，例如野生动物、 经济动物、宠物动物、实验动物和其他动物等。科学有效的整合动物资源体系，也是完善动物资源保护刑事立法的重要基础。

　　在立法方面我国应根据基本国情借鉴国外优秀的立法思想，将罪刑明确具体，在立法时应当尽量采用详细说明的方式明确罪刑;破坏动物资源罪的立法保持高度协调，根据实际情况对与之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进行合理的修改，以致与所立刑法协调统一。

　　增设故意伤害、虐待动物罪名。故意伤害、虐待动物，尤其是对珍贵、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具有严重的 社会危害性的，应将以上行为规定为犯罪，且范围扩大到一般动物。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建议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行政复议的期限和补偿政策以及配套法律的处罚依据。

　　增设关于杀害、买卖、滥食野生动物犯罪的罪名。杀害、买卖、滥食野生动物的行为屡见不鲜，却迟迟不见解决办法。刑法应增设“买卖、食用野生动物罪”，并给予一定的刑事处罚。[4]

　　(三)完善刑罚

　　在刑罚处罚方面，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立法刑罚轻缓且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与世界刑罚轻缓化的立法趋势相适应。首先，应当根据犯罪行为的轻重进行刑罚处罚，尽量减少死刑，情节极其严重的可适当将死刑降至无期徒刑，对破坏动物资源犯罪实行重刑重罚可能会起到震慑和预防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只强调严惩犯罪，应当充分考虑如何恢复和补救被破坏的动物资源;其次，适当的减轻破坏动物资源罪的自由刑，重视罚金刑的适用，明确规定罚金刑的数额，罚金应根据当时社会经济 发展程度进行衡量。这既能从经济上有效地惩治犯罪，又能利用资金对动物资源进行保护及补救;最后，统一量刑也是我国刑法完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部分。相同或类似的犯罪行为在不同法条中所对应的处罚不一致也是法律条文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因此，在完善法条的同时应当注重量刑相一致原则。

　　三、结语

　　动物资源保护已经引起社会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而动物资源保护的刑法立法是时代进步的要求，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法律上的重要体现。立法需要借鉴，但在借鉴国外立法时，不能一味紧盯最先进立法，必须立足于我国国情、经济发展水平和公众的动物保护意识，以促进动物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三者的统一。[5]动物权利的保护也是人类自身权利被保护的必然要求。法律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凝聚着人类美好的愿望，而法治作为人类追求完善自身理想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注定要以关怀人类自己为落脚点。从表面上看，立法保护了动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类处置动物;但恰恰正是这种限制，反而在更深层次上体现出了人类关怀自己生存发展的价值取向，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今天立法保护动物，也是人类关怀自己明天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