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论文参考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且应当负何种刑事责任 ，并给予犯罪嫌疑人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刑法论文参考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刑法论文参考篇1
浅析农村打黑除恶难点与对策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当前云南省黑恶势力犯罪的形式、手段和特点出现了新情况、新变化，局部地区黑恶势力犯罪已成为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经济秩序、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一大突出问题，成为影响和阻碍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毒瘤”。从公安机关的角度出发，结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实践，着重研究、发现在侦办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问题和困难，探讨打击农村黑恶势力的一些对策和方法。
关键词：农村;黑恶势力;对策。
一、云南农村黑恶势力的活动规律和特点。
(一)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演变形态。
1.没有组织结构的结伙犯罪阶段。这个阶段的小团伙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团伙成员较少，临时勾结在一起。没有固定的组织成员和长远的犯罪目标，犯罪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团伙成员之间的联系也不太紧密，大多为临时结伙。通常实施一次或者数次犯罪便散伙，不是长期地、经常地纠集在一起实行犯罪。
2.组织结构松散的团伙犯罪阶段。这个阶段的黑恶势力组织主要靠成员间的犯罪意识、利益及“哥们义气”维系团伙组织，没有明确的帮规条约或者不成文的规定，用于支持团伙发展壮大的资金还不够雄厚。有相对固定的骨干成员，一般成员不固定，由一定地域内的、自愿结合的、具有反社会倾向或越轨行为的人共同组成的落后小群体。成员之间也无明确的、固定的分工，组织结构较松散;从犯罪的特点来看，突发性、随意性强，犯罪前一般没有明确的计划、方案，实施犯罪时往往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犯罪的活动范围广泛，危害面较大，大多数团伙实施多种犯罪，侵害的客体具有广泛性、复杂性、综合性，侵害对象往往不特定;犯罪手段凶残，不计后果。
3.组织较为紧密集团犯罪———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中级形态。这一阶段的特征：一是犯罪人数多(3人以上)，骨干成员固定或相对固定;二是经常纠集在一起，进行一种或数种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三是有明显的首要分子。有的首要分子是在纠集过程中形成的，有的首要分子是在纠集开始时就是组织者和领导者;四是有预谋地实施犯罪活动;五是不论作案次数多少，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或其具有的危害性都很严重。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经过结伙犯罪、团伙犯罪的发展形态之后，就发展到集团犯罪的形态。
4.组织严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发展的最高形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针对黑社会在我国发展的不成熟阶段提出的一个法律概念。根据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二是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三是通过贿赂、威胁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四是在一定区域或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手段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和社会秩序。因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发展的最高形态。
从调研的情况看，云南省农村的黑恶势力，表现为黑社会组织少、恶势力团伙多，大多处于发展初期，大多数还处于结伙犯罪和团伙犯罪阶段，局部已开始向集团犯罪演变。目前云南省农村黑恶势力盘踞的地盘基本是局部的，以乡镇一级为多，还没有发现有能在一县一区范围内称王称霸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
(二)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表现形式。
1.通过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活动来达到自己聚敛钱财、称霸一方的目的。凭借着人熟、地熟、关系多的有利条件，以地缘、血缘、臭味相投为纽带纠合在一起，强拿恶要，盘踞一方，给当地群众心理上造成恐慌。
2.采取非法手段谋取钱财。主要表现为私设地下赌场、放高利贷，插手各种经济纠纷，受雇行凶，敲诈勒索，以凶、横、霸、狠称霸一方;近年来，农村赌博歪风盛行，赌博窝点相对隐蔽，不易发现和捣毁，赌博方式多样，流动性大。赌徒利用农村地形隐蔽，易于疏散聚赌人员等条件开设赌场、聚众赌博等，极易滋生黑恶势力犯罪，这种所谓的“流动赌场”带坏了风气，污染了乡村文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3.追求经济利益采取暴力手段垄断行业。
在农村，各类黑恶势力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取不法经济利益，为达到垄断经营的目的，对不听“劝告”的，轻则恐吓、威胁，重则进行殴打，甚至行凶杀人。在暴力开道下，形成了一批“菜霸‘、”鱼霸“、”砂霸’、“路霸”等。
4.受雇伤人，暴力插手经济纠纷，恶势力犯罪职业化、市场化趋势明显。调查发现，一些社会散闲人员拉帮结伙，以出卖拳头为业，各团伙均有相对固定的召集人和中介，一旦受雇于人，依托方便快捷的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短时间内迅速聚集，动辄数十人，多则上百人，规模越来越大，有的甚至有统一标志，作案工具也有固定的摆放地点，用时统一发放，不用时又由专人收回保管，每次受雇“办事”的路费、伙食费由专人负责开支，“办完事后”每人收取100-500元的出场费，少数团伙已具有带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
5.黑恶势力逐步向政治领域渗透。近年来，云南省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在全面推行村民自治的同时，一些地方的政治治理却发生了退步。在当地流传这样的关于基层组织的顺口溜：
“坝区选老板，山区选恶霸”，这说明，黑恶势力经过最初的明争暗斗、打打杀杀后，有些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已基本完成。一些组织头目逐步远离犯罪现场，转为幕后指挥，有的沽名钓誉，收买人心，成为“社会名流”戴上各种各样的耀眼光环。有的农村干部甚至插手破坏基层选举，利用宗族势力参加基层选举，捞取政治资本，为了维护私人、宗族、小团体的利益，搞权钱交易，或阻挠、破坏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落实，或发展成黑恶势力，或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农村黑恶势力侵入国家基层政权有两种基本模式：
主要表现为“村官”的黑恶化和黑恶势力的“村官”化。“村官”的黑恶化是指农村党政干部向黑恶势力蜕变，这种蜕变不仅表现为他们作为黑恶势力的背景而存在，而且还表现为他们的施政行为在方式和性质上已具有黑恶势力的基本特征;黑恶势力的“村官”化则主要是指一些农村黑恶势力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进入村两委会获取合法外衣，并运用手中掌握的基层政权从事罪恶勾当。如2006年打掉的昆明市东川区朱XX恶势力团伙中，团伙主要成员朱XX、王X系铜都镇人大代表，黄XX系碧谷镇人大代表，团伙成员张XX系村文书、李XX系村组长，自2001年纠集东川区铜都镇起嘎、龙潭等村的社会闲散人员和两劳人员，涉嫌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冲击国家机关、故意伤害、滥砍滥伐破坏国家森林资源等多起恶性案件，致伤33人，严重扰乱了当地社会治安秩序。
(三)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特点。
从组织构成上看主体成员构成相似的特点：
一是本地人多。无论是恶势力首要分子还是盲从的外围人员，基本上是本地人。
二是社会闲散人员多。团伙成员大多无正当职业和谋生技能，成天四处游荡，不务正业。
三是年龄结构低。团伙成员向低龄化发展，有的甚至是在校初、高中学生。
四是文化水平低下者居多。团伙成员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缺乏社会公德，法制观念淡薄，谋生技能差，大多染有赌博、嫖娼、打架斗殴、好吃懒做的恶习，他们讲究哥们义气，崇尚外国黑社会、帮派中“亡命徒”式的行为模式，把吃喝玩乐、享受和称雄称霸作为追求目标。
五是有“前科”的人员多。多数恶势力成员是有前科劣迹的“两劳”释放人员或被刑事拘留、治安处罚过的违法犯罪人员，有的甚至是“二进宫”、“三进宫”人员。这些人都是经过打击处理却劣性不改，甚至以此为“炫耀”资本的人员。调查表明，恶势力成员中受过打击处理的人员越多，或恶势力头目的劣根性越重，其恶势力团伙的“恶”性程度越大，社会危害性越严重。
(四)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活动区域当前我市农村黑恶势力活动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经济相对发展的乡镇、城乡结合部、乡村集贸市场。
二是在饭馆、歌舞厅、网吧、电子游戏室、洗浴及其他娱乐服务等治安复杂场所，这些地方是其侵害和活动的主要场所。
三是矿山、建筑、征地、交通运输及一些季节性的水果、野生菌、蔬菜等行业。如晋宁县苏XX恶势力团伙，该团伙为了垄断段明村、双龙湾等地的野生蘑菇生意，采取殴打、威胁和干扰等手段，不许其他商人收购，强迫村民以低价成交。又如东川区郭XX恶势力团伙，该团伙在汤丹镇进行非法采矿、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强取豪夺等违法犯罪活动。
四是云南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这些民族与周围的汉族之间，可能因信仰、习俗、土地纠纷、邻里纠纷、债务纠纷等各种各样的矛盾引发冲突，以致形成恶势力犯罪团伙，若处理不好各民族之间的问题，极有可能引发更大的群体性事件。如石林县以敖XX为首的汉族恶势力团伙，与以李X为首的彝族恶势力团伙之间，因争地盘、充老大、争女友等原因相互多次发生械斗并涉嫌多起伤害案件。
二、云南省公安机关打击农村黑恶势力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防范基础工作薄弱，导致农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难以及早发现。
黑恶势力团伙并非一日形成，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而这一演变过程使其具有长期性、隐蔽性强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运用严密的防控体系、坚实的基础工作在源头上控制黑恶势力团伙的形成，以免其形成气候造成危害。但从调查的情况看，基层工作中存在对刑释解教等重点人口及其他列管工作对象控制管理不到位，对辖区的出租房、娱乐场所以及流动人口管理存在漏洞等问题，特别是流动人口中无固定居所、无固定职业的高危人群或受过打击处理的人或有涉恶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倾向的人不能完全发现并列管掌控。
一些农村黑恶势力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由于基层公安机关对黑恶犯罪性质特征不熟悉，加之农村地区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民警和当事人双方都是熟人，有的甚至是亲戚朋友等，因而对一般的治安案件能调解就调解，尽量不伤和气导致警方不得不在一些案件上有所妥协，致使一些农村黑恶势力难以及早发现。
(二)对黑恶犯罪的定性需要大量证据支撑，实际操作中难于准确把握。
首先，黑恶势力为规避法律，常打“擦边球”，有组织地做一些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事，对群众形成心理控制，扩大团伙影响力。如果孤立看待这些行为，很难认清其整体危害性，常常只进行简单的治安处罚，不纳入刑事侦查的视野，不利于对黑恶犯罪准确定性以及以后的定罪量刑，不利于将黑恶势力消灭于萌芽状态，不利于从根本上摧垮黑恶团伙。
其次，一些涉恶团伙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由于前期准备不充分、力量投入不足、办案经验欠缺、主观认识不到位等方面的原因，不能准确定性，把本应该是打黑案件当成一般的恶势力案件进行侦查。随着侦查的深入，逐渐意识到案件的重大时，大量证据已经遗失，一些同案犯罪嫌疑人已经潜逃，打击的最佳时机已错过。
而为突出打黑除恶这一工作重心，则容易将所有团伙犯罪都朝着涉黑涉恶方向侦查，从而常产生两个弊端：一是战线拉得过长，遍地开花，人人负重，办案成本高，办案效果差，不利于充分利用有限警力重点打击;二是随着侦查的深入，黑恶的定性如果在预审、起诉或审判环节被改变，将影响办案部门和民警的积极性，不利于专项行动的顺利开展，社会效果也不佳。
(三)侦查期限短，法定期限内难以侦查终结。
法定侦查羁押期限短是制约黑恶案件侦办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安机关侦查办案，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提请逮捕、逮捕、延长侦查羁押期限、起诉后补充侦查这几个阶段。对于一名犯罪嫌疑人，侦查期限逮捕前最多37天，逮捕后起诉前一般最多7个月，移送审查起诉后退回补充侦查最多有2个月。因此侦办团伙案件，自第一个犯罪嫌疑人到案，一般最多只有10个月零几天的侦查时间。涉黑涉恶案件一般涉及人数较多，涉及面较广，涉案人员反侦查能力较强，同案犯罪嫌疑人潜逃后独立生存的能力很强，受侦查期限的限制，常出现以下情形：一是主要成员在逃，事实不清，期限届满难正常起诉，难有效打击犯罪;二是在逃人员归案时，曾作过案的犯罪嫌疑人因释放、取保候审或未及时采取强制措施而潜逃;三是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或串供、或反面宣扬，对证人和受害人造成心理影响，不利于缉捕、取证，带来不良的社会效果;四是公安机关迫于时限，不能将个案证据收集充分，或者放弃个案侦查。
(四)调查取证、收集固定证据难。
侦查实践表明，涉黑涉恶犯罪的组织者一般很少直接参与具体的犯罪活动，但其对社会的危害性则远远高于具体实施犯罪行为的组织成员。
办案单位对个案的证据收集比较到位，但疏于发掘单个犯罪同团伙之间的联系，忽视了有组织犯罪证据的收集，或者没有全面收集集中体现有组织犯罪的证据，导致首要分子的组织、领导作用不能通过证据明显体现出来。造成团伙头目罚不当其罪，或遗漏重大案犯，使犯罪的策划者、指挥者、获利者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打击不力，留下后患。同时，黑恶势力有其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违法犯罪事实复杂，锁定犯罪事实需要大量的调查取证。由于有的证人和被害人忍气吞声、怕打击报复、不想旧事重提，或者老百姓对打击工作心存疑虑，造成群众不愿意履行举证义务，对黑恶势力的犯罪线索不举报揭发、对黑恶犯罪证据不主动如实提供。办案人员取证时，多次遇到证人躲避公安机关、直言受到威胁、对知情的犯罪事实含糊表述、作证时亲属一直阻挠等情况。虽然在询问证人之前都按照规定提供了《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但实际操作中很难追究一般证人拒绝作证或作伪证的责任，致使证据锁链难以形成。
(五)抓捕、审讯黑恶团伙成员难。
该类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较强，有的曾经是公安机关的特情、耳目，对基本的侦查手段有所了解，甚至掌握，所以给抓捕带来很多困难。
归案后审讯工作难度较大，如审讯时不及时做好声像证据固定工作，以后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当庭翻供。特别是组织领导者对这方面的法律知识有所了解，审讯时极力回避组织特征方面的问题。
同时，当前公安队伍新老交替现象比较普遍，年轻民警经验不足，不能按要求顺利收集固定证据。有的取证之前不认真分析案情、列出取证提纲，取证时随着自己的主观意志确定询问方向、制作询问笔录，取证后不认真梳理完善证据、消除证据矛盾。有的地方熟手不愿教、看笑话，新手不愿学、图应付，致使个别证据取证多次仍达不到效果，个别侦查员侦办案件多时仍不清楚案件情况，影响办案质量和进度。由于缺乏侦办黑恶案件的经验，拿不准侦查的主打方向，力求穷尽案件的人和事，忽略了重点围绕黑恶势力标准搜集证据，以致尽管取回了大量证据，破获的个案很多，但缺少反映团伙成员组织分工、组织纪律、行为因果关系等黑恶犯罪的核心证据，涉黑案件四大特征的证据不充分，不能以黑恶势力定罪量刑。
(六)对农村黑恶势力打击处理难。
首先，认定涉黑案件的具体标准难以掌握。
由于办理涉黑案件涉及多个诉讼环节，并且实际情况差别较大，导致实践中公检法司法机关对涉黑案件的定性仍然存在分歧，主要表现在对涉黑犯罪的组织性、经济性、控制性认识不一，从而影响了对涉黑犯罪的打击力度。
其次，一些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人对黑恶势力的性质和危害认识不足，担心影响任期政绩和地方经济发展环境，不愿意承认当地有黑恶犯罪以下基层组织的领导打击黑恶势力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打击农村黑恶犯罪的一个普遍难题。许多黑恶团伙的头目也是当地的经济能人，尤其是在他们开办了一定数量的经济实体时，尽管发展早期和壮大后的经营方式和手段涉黑涉恶，但为当地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吸纳了不少剩余劳动力。在处理了黑恶头目之后，如何以及能否正常维系这些实体的运营是个大难题，这也是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打击农村黑恶犯罪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三，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农村恶势力团伙犯罪只按其犯罪活动所涉及的具体罪名进行处罚，这与其社会危害程度相比未做到罚当其罪。
如恶势力团伙实施的轻伤害犯罪，其社会危害性不同于普通轻伤害，但实践中也往往被判处缓刑，或者处以罚金，有的甚至做了调解处理，致使一些恶势力犯罪分子很快又回到社会，再次作恶，造成新的危害。
三、对公安机关打击农村黑恶势力的对策和建议。
(一)研究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解决打黑除恶的法律瓶颈。
完善的立法是保障打黑除恶工作深入进行并取得实效的根本保障，因此各级立法机关必须从加强政权建设、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深刻认识黑恶势力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及开展打黑除恶工作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尽快完善、修订打黑除恶的法律法规，建立必要的侦查制度和相关工作制度。一是统一公检法部门对涉黑涉恶案件在犯罪证据、犯罪事实上的认定标准，防止在案件性质、证据、事实的把握上出现偏差。二是在现有刑罚的基础上，提升对涉黑涉恶犯罪的量刑处罚幅度，充分体现刑法“罪刑相适应”
的原则。三是明确团伙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分子、一般参加者、被胁迫参加者等不同成员的具体量刑标准，达到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四是针对黑恶势力团伙的违法所得，增设罚金、没收财产等附加刑，以摧毁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消除其再生能力。
(二)加强情报信息工作，提高发现控制能力。
按照公安部以及各省区的打黑除恶工作机制，派出所和责任区刑警队对农村黑恶犯罪个案负有重要的发现责任、立案责任，区县一级公安机关负有重要的报告、打击和主管责任。
首先，派出所责任区民警要密切注意农村的社会治安动态，经常深入责任区，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多到村民中访寒问苦，黑恶势力的蛛丝马迹不难发现。
其次，还应强化对易于滋生农村恶势力场所的阵地控制，对黑恶势力经常涉足的娱乐业、餐饮业、大型市场、交通运输业等重点行业，要积极构建公开管理与秘密控制相结合的群防群治网络，通过公开调查和秘密侦查等多种途径，强化阵地控制，搜集掌握这些行业场所涉黑涉恶犯罪的第一手资料，及时发现和打击农村恶势力的违法犯罪活动。
第三，加强对重点人口的管理控制工作，采取灵活可行、具有实际效果的工作方法，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管控，真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不漏管、不失控”。要充分依靠治保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切实落实对重点人口的帮教措施，减少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的机率。对那些不够打击处理的人员要建立信息档案，将其列为重点人口，纳入视线，加强管理，逐人落实帮教措施，发现问题，及时给予打击处理。
第四，通过查处的刑事和治安案件，发现、挖掘涉黑涉恶线索和人员，为打黑除恶工作提供准确信息和线索。
第五，广辟犯罪线索来源，通过开通举报电话、设立举报信箱、开设网上投诉地址等多种渠道，获取黑恶势力犯罪线索。
(三)加强打黑除恶专业队伍的建设，建立打黑除恶长效工作机制。
自从公安部2000年在全国发起第一次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至今已10年有余，打黑除恶基本上采取专项行动的方式。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人财物的大流动，专项行动的方式由于临时性，非专业性只是权宜之计，一时之策，已不适应打黑除恶工作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建立打黑除恶专业队伍，建立一套高效的打黑除恶长效工作机制。
从调查的情况看，一些基层公安机关对黑恶犯罪的性质和特征认识不到位，缺乏知识储备和打击经验。有的在决定打击之前，尚不清楚什么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组建一支业务素质高、作风顽强的打黑除恶专业队伍成为有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打黑除恶工作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涉及政策法律较广，因此应从公安机关抽调具有较高的政治敏锐性和较高的纪律素养，善于应用法律法规，具有较强的侦查能力的侦查人员组建专业的打黑除恶队伍。开展专门的业务培训，或以案带训的方法，培训侦查人员熟练掌握并运用相关法律知识和办案程序，提高侦查人员对集团犯罪、黑社会犯罪的侦查能力。
(四)提高侦查能力，重视侦查谋略，要有经营案件的意识，要有专案侦查意识和专案专办的决心。
对重大涉黑涉恶案件，要采取异地用警、异地关押、异地审讯的方法进行侦查办案，商请检察院提前介入，法院进行异地审判，以防止犯罪分子通风报信、串供翻供，避开“关系网”、“保护伞”的干扰。在使用传统侦查手段的同时，要注意使用技侦、狱侦、秘密调查、暗访、特情等秘密手段。对于重要线索要安排专人立线侦查，在本着“打早打小、露头就打”这个大原则的同时，要有经营案件的意识，在对黑恶势力的组织结构、主要罪行基本掌握以后，要精心选择破案时机，精心组织抓捕行动。对于该类案件要成立专案组，有明确的专案组长，下面固定专案成员，专案专办。办理农村涉黑案件也不可能完全离开基层公安机关，因此，在安排有关工作时，上级公安机关的刑侦指挥员要充分考虑到当地民警的难处。“专案组撤了，当地民警还要工作生活在当地。因此，两个涉黑案中，对关键人物的抓捕工作和核心的调查取证工作，要安排上级公安机关和异地抽调民警;而宣传动员村民检举揭发、外围取证等工作，当地民警比较合适。
(五)加强对收集固定证据方法的研究，不断提高侦查人员的取证能力。
侦查实践中看，取证难是所有刑事案件面临的难题，在办理农村黑恶案件中取证难尤显突出。尽管如此，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还是不断摸索出了一些克服取证难的方法技巧。取证时必须注意充分保护证人，注意选择适当的时间和方式。白天不行就夜里去，本地不行就约到外地;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要尊重其意愿。取证时要注意承诺有度。在取证之前，有的证人，尤其是一些曾经有过轻微违法犯罪行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参与者和受害者等类型的”灰色证人“，可能会提一些带有交换性质的条件。民警要注意承诺有度，最好是报告专案组或者有关领导研究后，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进行有限承诺。政府向当地群众传达的打击黑恶决心是否坚决。是能否动员大多数受害者检举揭发黑恶犯罪的最主要因素。尽管取证难，但要是带着真情、带着诚心反复做工作，是能够打开大多数受害人和证人的心扉的。
(六)紧紧依靠党委政府的支持，严查”关系网“，铲除”保护伞“。
对重大涉黑涉恶案件，公安政法部门要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与纪检、监察机关沟通，务必深挖幕后指挥者和”保护伞“。对发现有党政干部、政法干警、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黑恶犯罪活动或充当”保护伞“等违法违纪问题，要及时报告党委、政府，并坚决严肃查处。对与黑恶势力有牵连的党政领导干部，要坚决予以调整，严肃追究责任;对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从严惩处，绝不姑息。对那些虽不是”保护伞“，但与黑恶势力有牵连，给黑恶势力活动提供便利的公务人员，也要严肃处理。
参考文献：
[1]内部资料《恶势力犯罪的十六种表现形式》
[2]内部资料《摸排涉黑涉恶团伙渠道十六法》
[3]内部资料《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基本思路》
[4]王健。黑社会犯罪及其刑事政策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4
[5]戴新时。有组织犯罪刑事立法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01
刑法论文参考篇2
试谈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的设想
摘要：被害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上的被害人包括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以及反诉成立的部分反诉人，狭义上专指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还指出了当前被害人保护制度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提出了几点完善被害人保护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被害人;权利保护;补偿。
一、刑事被害人涵义辨析。
有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刑事被害人的概念进行分析定义，但我认为，不管从哪个角度、哪个方面去定义刑事被害人的概念，都应该考虑实体和程序两个要义：从实体上讲刑事被害人就是合法权益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其它组织;从程序上讲是在刑事诉讼中执行控告职能的自然人、法人和其它组织。广义上包括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以及反诉成立的部分反诉人，狭义上讲专指公诉案件的被害人。
本文所研究的刑事被害人是指自然人被害人，但并不是否认法人和其它组织的被害人地位。
二、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法理分析。
(一)公共利益至上的观念可能会损害被害人的权益。
我国奉行“国家追诉主义”，长期以来，被害人的利益被附加在公共利益之上，在一个把被害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作为一体看待的国家中，前者的利益经常会被所谓的公共利益而忽视或吸收，从而导致在具体的案件中出现公共利益也许被实现，但被害人利益却未得到足够的保障甚至被侵害的情况发生，从而引发被害人对国家追诉犯罪活动的不满。而社会上的每个人又都是潜在的受害人，即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犯罪的被害人，如此将使公民对国家司法失去信任。
(二)平复被害人复仇心理。
许多研究表明，刑事被害人在遭受心理创伤后，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恢复，极易导致人格异化并造成刑事被害人适应社会生活的困难，这是诱使刑事被害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赋予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应有的法律地位，保障其有效行使诉讼权利，使被害人富有意义地加入到刑事诉讼当中，使其感受到判决是在其积极有效的参与下做出的，从内心愿意接受这一结果，也就会有利于平复其报复心理，避免私力报复的出现，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的不足。
(一)不服“不予立案决定”的权利保护无力。
《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当控告人不服“不予立案决定”时应当向哪些机关申请复议，以及适用什么样的复议程序及法律后果，而公安机关在接到检察院的立案通知后应当在多长时间内立案以及如果公安机关仍不立案会导致怎样的不利后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也处于空白。这些法律漏洞造成了无法保证被害人控告权、要求立案权以及人民检察院监督制约权的有效行使。
(二)被害人与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不对等。
一是在代理权和辩护权的行使上不对等，被害人代理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真正落实和保障;二是《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并明确列举了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范围，但对被害人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前能否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没有作出规定;三是被告人在法庭上享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而被害人则没有此权利。
(三)被害人知情权受到严重限制。
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很少向被害人说明案件侦查进展情况和处理结果。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机关也不会将已掌握的案件情况告知被害人。被害人对公诉案件如何处理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对于公诉案件控诉职能的实现，只起补充作用。在审判阶段，在没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情况下，法院并不通知被害人到庭参加诉讼，也不将起诉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在法庭上基本仍然只处于控方证人地位，被害人的陈述权和发表意见权不能真正实现，被害人在刑事诉讼部分没有发言权。
(四)被害人没有上诉权。
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既不是起诉人，也没有极为重要的上诉权，构不成完整的诉讼权，被害人只有请求权，而非决定权，也就是说被害人没有直接启动二审的权利。据此表明，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还不属于独立完整的诉讼主体，而是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
(五)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狭窄。
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请求赔偿的范围只限于物质损害赔偿，未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民事领域，法律已认可精神损害赔偿的存在。既然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民事诉讼，将其排除在适用该条件之外，显然是不合理的。这种限制性忽略了民事上精神损害赔偿的发展，违反了法制统一的要求。
四、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平衡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和权利。
明确规定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同等诉讼地位和对等诉讼权利。
(二)扩大刑事损害赔偿范围。
在我国民事损害中的受害人可以要求并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刑事侵权损害的被害人却不能要求和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而实际上刑事案件被害人所遭受损失往往大于民事案件受害人。
因此应当统一刑法和民法的法律规定，将刑事损害赔偿范围扩展到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以便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赋予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上诉权。
在公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赋予了刑事被害人上诉权，从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我国应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科学之处，通过立法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四)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我国应尽快制定《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办法》，以立法的方式，对补偿的资金来源、补偿的对象和范围、补偿的数额和原则、补偿的程序等进行明确规定，使犯罪被害人保护制度具有权威性、统一性和明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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