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对我国建筑设计的促进作用
林徽因对我国建筑设计的促进作用，欢迎阅读借鉴，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林徽因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她既是大家公认的文学家、诗人，同时也是我国第一位女建筑师。林徽因长期从事中国建筑理论以及中国古代建筑遗址的相关研究，她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与梁思成一起勘查了 2000 余处中国古代建筑遗址，并独立完成了20 余篇有关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文章，她的调查、研究成果以及勘测资料等都成为了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珍贵史料[1]82.新中国成立之后，林徽因还参与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另外，林徽因自归国之后，曾先后在东北大学建筑系、清华大学营建系任教，为我国建筑行业培养了一大批出色的建筑人才。
一、林徽因的建筑情缘。
林徽因(1904-1955)，祖籍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原名林徽音，于 1935 年为避免与同时代作家林微音之“音”相混淆而改名为林徽因。林徽因出生书香门第，自幼聪明伶俐、活泼可爱，深受家人喜爱;尤其是少女时期的林徽因，更是受到了其父林长民的偏爱。
林徽因在 1916 年进入北京培华女子中学读书，在学校读书期间，她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学习英语，这对林徽因以后的生活与工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1920 年，林长民在北洋官场受到排挤，“出国考察”之际，他毅然决定携自己最喜爱的 16 岁小女儿林徽因同行。林徽因于 1920 年8 月随父先后游历了巴黎、罗马、日内瓦、布鲁塞尔等欧洲城市，异国的自然风景、民俗民风令林徽因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尤其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类建筑更是紧紧吸引着林徽因的目光，对林徽因的触动也非常大，恰恰是这次欧洲之旅促使林徽因产生了学习建筑的梦想[2]98.
1921 年，回国后的林徽因依然在培华女子中学读书。1924年，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同前往美国留学，由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系不招收女生，林徽因只好在该校主修美术，而选修建筑系课程。林徽因于 1926 年至 1927 年期间被宾夕法尼亚大学聘为建筑系兼职设计助理教师，并于 1927 年获美术学士学位。1928 年 3月，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婚，婚后两人同往欧洲，对各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大量建筑进行了全面的考查。
1928 年 8 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妇回国之后，一同受聘于位于沈阳的东北大学建筑系，林徽因任教授，梁思成任主任[3]101.当时，张学良出资发起征集东北大学校徽图案大奖赛的活动，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在此次征集大赛中一举夺魁，并获得该项大奖赛的最高奖金。
1931 年，林徽因与丈夫来到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相关研究。在此期间，林徽因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民族形式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与实践。此后数年，林徽因还陪同丈夫梁思成深入山西、河北等地勘察中国数十处古建筑，并单独或与丈夫梁思成合作发表了诸多论文及调查报告，如《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平郊建筑杂录》等[4]89.
1937 年夏，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进行考察时，发现我国已知最古老的一座唐代木结构建筑---佛光寺大殿。但此时“,七七”事变爆发，林徽因只得中断了正要深入进行的野外研究工作。
1946 年 8 月，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林徽因与丈夫返回北平，协助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营建系，并于 1949 年受聘于清华大学营建系，任教授，从事《住宅概论》等课程的讲授。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林徽因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中国建筑研究与教学的工作之中。1950 年，她领导清华大学营建系师生积极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工作，其设计的国徽方案被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审议通过，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另外，她还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
1952 年，林徽因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撰写并发表了《我们的首都》的文章，该文主要通过对北京故宫、颐和园、天坛、雍和宫等十余处中国历代名胜遗迹的全面介绍来体现我国古代建筑物的民族风格，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她对中华民族传统建筑形式的热爱。
1955 年 4 月 1 日，林徽因病逝于北京，终年 51 岁。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将林徽因自己设计的纪念碑基座花环浮雕的刻样移作她的墓碑，以铭记她对中国建筑发展的巨大贡献。
二、林徽因对新国建筑设计的贡献。
1927-1937 年间，近代中国的建筑学理论逐步进入了发展的兴盛时期，并逐渐形成了中国建筑民族风格探索的第一次高潮。此次高潮的推动者以海外留学归来的建筑师为主导力量，这其中就包括了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妇。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归国之后，一直就投身于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工作之中，甚至林徽因在其生命最后的数年间，还参与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她完成了党和国家交予的艰巨任务，同时这也是她毕生追求的中国建筑事业的一种实践。
1.国徽设计过程中的重大贡献。1949 年 7 月 10 日，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在全国各大报纸刊登出《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事》，之后虽然有 900 多幅国人及海外华侨的应征设计，但都未能完全符合要求。为了可以在 1950 年国庆节来临之际挂上国徽，林徽因及梁思成所在的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受全国政协委员会邀请进行国徽设计活动[5]39.作为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林徽因早在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召开之前就与其助手莫宗江草拟了一幅国徽图案，该国徽图案不但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还符合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创作理念。林徽因认为，各国国徽图案的设计与产生都具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内涵，而新中国即将成立，中国的国徽也必须同样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并体现出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同时还要符合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与底蕴。于是，林徽因与莫宗江经过一个多月的研究与探索，并邀请邓以蛰、王逊、高庄以及丈夫梁思成共同进行研究与探讨，经过多次的修改与完善，终于在 1949 年 10 月 23 日完成了国徽早期的设计工作，并提交了《拟制国徽图案说明》一文[6]25.林徽因所参与设计的国徽图案是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并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国徽主要题材来进行设计的。林徽因在进行国徽图案设计时，传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艺术传统，并将我国古代用以象征国家统一、号召人民团结一心的最隆重的礼器---玉璧作为新中国国徽的基本图案，以此来象征新中国各民族的团结、丰裕与和平。从林徽因的设计出发点来看，充分体现了她所具有的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情怀。与此同时，林徽因还把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融入国徽的设计中，为了更好地体现出新中国的政权特征，还将国徽图案的底部加入了金色齿轮设计，以金色嘉禾作为旁饰。金色齿轮代表着工人;金色嘉禾则代表着农民，红绶穿瑗成结则寓意着中国人民的大团结。林徽因在创作过程中，将国徽与国旗进行了紧密的融合，并对齿轮、嘉禾、红绶以及玉璧进行了合理搭配，才使得其所参与设计的具有中华民族传统主题风格的国徽于1950 年 9 月 20 日被正式确定采用。
2.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林徽因在国徽的设计过程中，不但是设计小组的领导者，同时也是整个小组设计思想的主要源泉。同样，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过程也是如此，也再一次证实了她对中华民族建筑风格的深刻理念与传承，同时也是林徽因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中所参与的重要设计工作，更是她建筑设计成就中的另一座丰碑。1949 年 9 月 30 日，政协一届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在举行纪念碑破土奠基典礼之后，开始面向全国征求纪念碑设计方案。在诸多的方案面前，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致认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应以传统碑的形式为主，并以碑文为中心主题，并采用中国传统的文字以及书法来进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这样一来，既能简单明了地传达出人民纪念碑的内容，又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民族形式，还可以充分体现出中国民族特色以及中华民族的气魄。此外，林徽因除了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组织、设计工作，她还以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唐代风格作为蓝本，亲自为碑座和碑身设计了全套饰纹，特别是纪念碑小须弥碑座上的一系列花环浮雕。林徽因认为，盛唐文化不但是我国历史上的华彩乐章，更显示着时代风貌和社会形态。而唐代雕塑蕴涵了浑厚、粗犷、豪放、凝重，同时还兼具着灵巧、妩媚、细腻及轻盈，而且唐代艺术还具有很强烈的人文主义特点，因此能够更好地表达中国人民对革命英雄的怀念与歌颂。随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成，其碑座采用了小须弥碑座并配有由传统的牡丹、荷花、菊花组成的大花环浮雕，与八幅近代历史浮雕相呼应，衬托出了革命英雄的英勇精神与英雄形象。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林徽因的建筑设计作品既保留了中国建筑的民族特征，还包含了现实主义内容，既满足了服务人民的要求，也满足了服务时代的需求。此外，林徽因的建筑设计，还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更加鲜明地展现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与气魄。林徽因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对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进行着研究与探索，这受到了当时时代气息的影响，同时也源于她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无比热爱。正如前文所述，作为我国第一位女建筑师，林徽因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开始了对中国传统建筑民族形式的大量考查与研究，并为弘扬中国传统建筑中所固有的民族风格与特色进行不懈的努力。同时，作为富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兼具爱国思想的建筑师，林徽因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将中国建筑的民族特征巧妙地融入了建筑设计作品之中，为中国近代建筑设计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高亦兰。缅怀林徽因先生[J].建筑创作，2004(5)。
[2]秦佑国。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林徽因[J].世界建筑，2007(11)。
[3]遥远。一代才女林徽因[J].钟山风雨，2010(2)。
[4]于继增。旷世才女林徽因[J].文史精华，2006(8)。
[5]蒯乐昊。梁思成因林徽因而成建筑大师[J].文史博览，2009(11)。
[6]姚兰。绝代才女林徽因[J].文史天地，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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