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西方传教士在华进行的西学科技翻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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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其中涉及近代中国教育、近代中国印刷出版和近代中国西医学发展等多个方面。文章选择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从事西学科技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 重点考察英、美来华传教士进行的西学科技书籍翻译, 分析西方传教士在华进行的西学科技翻译, 客观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翻译和翻译人才的培养, 对中国近代科学体系建立和发展, 中国近代化探索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传教士; 近代中国; 科技翻译; 翻译教育;
Missionaries and Modern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lation
Wu Quancheng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 a large number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came to China. Not only did they carry out missionary activities, some missionaries also engaged in a lo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hese missionaries taught in the language schools that founded by the late Qing dynasty government, or the schools founded by the church.They created a complete translation training system, and translated a lot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modern science books. These activites not only promoted the spread of western natural science knowledge in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intellectual elites and translation talents for modern China,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Missionaries; Scientific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Education;
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 随着列强在华的不断扩张, 大量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华进行传教活动。一部分传教士凭借在华特权, 肆意盘剥中国人民, 激起与中国人民的矛盾, 成为列强侵华的重要工具。然而, 也有一部分传教士来华后不仅进行传教活动, 还从事翻译出版书籍、兴办学校等活动, 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初, 这部分来华传教士为了扩大教会在华的影响, 也便于近代中国人了解西方, 开始从事一些翻译西书的活动, 向近代中国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到了60年代, 为了扭转国运衰微局面, 晚清政府兴起洋务运动, 而“中体西用”是其指导思想。然而, 由于清朝长期实行闭关政策, 造成中西方的长期隔绝, 近代中国想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较为方便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学习西方语言和翻译西方科学书籍来实现“西学为用”, 因而也急需翻译人才[1](P64-65)。传教士因来华较为便捷, 就成为晚清政府推行“西学”的倚重。此外, 自鸦片战争以来, 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及其创办的教会学校逐渐为中国人接受, 其影响不断扩大, 这些传教士也成为晚清政府了解西方和学习西方的媒介。虽然来华的传教士不赞成晚清政府提出的“中体西用”思想, 因为在他们看来, “中体西用”体现了中华优越论[2](P44)。但是, 来华传教士也看到洋务运动对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诉求所带给他们扩大教会在中国影响的机会, 因而借助西学科技翻译加入到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大潮之中。
一、传教士的西学科技翻译
洋务运动兴起后, 一部分来华传教士在晚清政府设立的官办学校或是教会自办的学校任教, 从事翻译教育和西方科学书翻译活动。近代中国早期官办且影响力较大翻译机构有京师同文馆 (1862) 、上海广方言馆 (1863, 后并入江南制造总局) 和广州同文馆 (1864) , 此外, 还有益智书会 (1877) 、广学会 (1887) 等。此外, 传教士来华后相继成立了教会的译书馆, 如墨海书馆和益智书会。这些翻译机构, 如江南制造总翻译馆, 聘用来华传教士为教习, 招收部分学生。这些传教士教习通过翻译西方科学书籍, 向中国引入近代西方科学知识, 对中国近代科学体系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据统计, 19世纪后半期, 来华传教士翻译的西方科学书籍达162种, 涉及到数学、物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地理等学科[1](P11-12)。
中国近代早期较为有名的从事西学科技翻译的来华传教士有丁韪良和林乐知等人。1869年, 丁韪良开始受聘于京师同文馆, 也开始了翻译西学科技书籍的工作, 如《万国公法》和《英文举隅》等。前者是国际法专著, 为近代中国引进国际法学科, 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解国家主权和民族平等概念。奕訢亦对此书大加赞赏, 称“其中颇有制伏领事馆之法, 未始不有裨益”[2](P56);后者则是英文文法专著, 是近代中国较早的翻译著作和培养翻译人才的工具书。此外, 丁韪良还翻译了西方科学书籍, 如《格物入门》《格物测算》《电学入门》等, 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科学知识奠定了基础。
在丁韪良等人的影响下, 来华从事西学科技翻译的传教士不断增多。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卜舫济在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期间, 不仅推进学校教育的发展, 还翻译了近代西方地理学专著《地理初桄》, 介绍了地球的构成和地质构造的知识[3](P167), 向近代中国引入了西方地理学理论和专业术语。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来华后, 开设学校和创办《中外新报》, 还翻译了《金石识别》和《地学浅释》, 系统介绍了西方近代地质学理论与专业知识, 为近代中国地质学和矿物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地质勘探工业的发展。
1861年, 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傅兰雅来中国传教, 先后受聘于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担任翻译教习。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任职近28年, 一方面从事英语教育, 另一方面翻译大量西学科技书籍。傅兰雅单独翻译或与他人合作翻译西方科学书籍达100余种, 如《决疑数学》, 是介绍西方概率论知识, 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关于概率学的中译本;他和徐寿合作翻译《化学鉴原》和《化学鉴原续编》 (有机部分) , 前者是近代中国较早关于无机化学的著作之一, 后者则是第一次把有机化学引入中国。不仅如此, 傅兰雅还翻译了《化学考质》和《化学求数》等西方有关化学的书籍, 较为系统地把西方化学理论知识引入中国, 使近代中国人开始接触化学知识。1877年, 在傅兰雅等来华传教士的推动之下, 上海成立益智书会, 其主要任务就是编译西方近代科学教科书。益智书会翻译出版了大量专业水准的科学教学用书, 积极推广西方近代科学知识, 对近代中国的科学教育发展作出一定贡献。
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倡导建立的益智书会中, 其中有不少美国传教士在翻译西方著作, 拥有法学和神学双博士学位的狄考文就是其中之一。1864年, 狄考文与其他美国传教士在山东蓬莱建立登州文会馆, 开设英语课程, 创立12年学制。为了课程教学需要, 狄考文与其学生邹立文编译《笔算数学》《代数备旨》等数学教材。《笔算数学》曾先后修订、重印达30余次, 是近代中国重要的西方数学教材,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代数备旨》内容包括倍数、分数、一次方程、开方、方根、根几何、二次方程式数学内容, 因而狄考文也成为较早把代数学引入中国的传教士之一, 而登州文会馆以及之后迁到潍坊改名为广文学堂成为在近代中国重要的西学科技翻译机构。
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艾约瑟来华后, 与麦都思、慕维廉等英国来华传教士共同在上海创立墨海书馆, 这是上海最早的近代出版社, 也是最早采用西式汉文铅印活字印刷术的印刷机构[1](P16)。艾约瑟精通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 这为他从事传教和西学科技翻译提供了便利。他与王韬合译《重学浅说》《光学图说》《格致新学提纲》等书, 与李善兰等人翻译《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圆锥曲线说》《奈瑞数理》《重学》《植物学》等书;其中, 《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详细介绍解析数学的专业知识, 也是第一次把解析数学引入中国。这些西方科学书籍皆由艾约瑟主持的墨海书馆印刷出版, 促进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为西学东渐作出重要贡献。艾约瑟不仅翻译大量西方科学书籍, 同时还对中国文化、历史和宗教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先后著有《中国的宗教》《中国的建筑》《中国见闻录》《诗人李太白》《汉语的进化》等书籍, 是最早提出“四大发明”的西方传教士[2], 向西方人介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 有助于近代西方人了解中国和推动了“中学西渐”的进程[3](P32), 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西方著名汉学家之一。
二、近代中国西学科技翻译
来华传教士在翻译西学科技书籍的活动中, 或是以中国人为助手, 或是与中国人合作翻译, 亦或是通过翻译教育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早期的翻译人才, 如李善兰、徐寿等人, 促进了中国近代本土翻译事业的发展, 翻译队伍也不断壮大。更重要的是, 李善兰、徐寿等人通过翻译学习, 或是与传教士的合作, 掌握了西学科技翻译的技巧与精髓, 又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不仅继续从事西学科技翻译, 实现了“中西汇通”, 又积极投入到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进程中, 对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艾约瑟、傅兰雅等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官办的翻译机构, 如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 或是在传教士自办的书馆, 如墨海书馆和益智书会, 致力于中国近代的翻译教育, 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较早的翻译人才。丁韪良在京师同文馆任职30余年, 制定出详细的八年教学计划, 重视英语教学, 要求学生第二年就要开始练习翻译, 第五年就要练习译书等等, 创立起比较完备的翻译教育体系, 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具有双语能力的外语教习和翻译, 如汪凤藻、张德彝等, 有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科技翻译发展, 扩大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影响[4](P191)。在京师同文馆求学的汪凤藻, 以优秀生毕业后留任为副教习, 独立翻译《富国策》, 经丁韪良校订后刊印。该书系统介绍了西方的自由贸易、商理商情等经济学理论[5](P102)。汪凤藻的《富国策》中译本在当时引起广泛影响, 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触专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 对中国传统的农本经济观念产生很大改变, 一定程度上对晚清政府允许开办私营企业产生了积极作用。此外, 汪凤藻与丁韪良等人合作翻译多本西学书籍, 如《万国公法》《英文文法》《政治经济学》, 为近代中国了解西学, 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寿曾在墨海书馆学习, 后经华蘅芳和李善兰等人指导, 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翻译教育, 后又受聘于江南制造总局, 从事西方近代科学书籍的翻译。最初是与傅兰雅等传教士合作翻译《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等近代化学书籍, 不但将西方近代化学知识系统介绍进中国, 还首创了“锌”“锰”“镁”等一套化学元素的中文名称, 一直沿用至今。不仅如此, 由于徐寿长期翻译西方科学书籍, 精读西方机械理论, 钻研轮船工程设计。1862年, 徐寿与同在江南制造总局的华蘅芳共同研制出中国近代第一台蒸汽机, 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1881年, 徐寿在《自然》杂志发表题为“声学在中国”的文章, 文章以实验为根据, 推翻了著名物理学家约翰·丁铎尔在《声学》中的定论, 纠正了伯努利定律, 徐寿也因此成为第一位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的中国人, 对促进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善兰虽自幼受教于私塾, 但是自学数学, 并且开始接触西方几何等数学知识。进入墨海书馆后, 开始与来华传教士伟烈亚力等人合作相继翻译西方数学书籍《几何原本》后9卷、《代微积拾级》等西方近代数学著作, 扩大了数学知识在中国的影响。李善兰与艾约瑟等传教士合作翻译了《重学》 (力学) , 系统地把牛顿运动定律等经典力学知识介绍到中国, 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了解到静重学、动重学、流质重学等力学专业术语, 推动了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发展。
三、培养外交人才和近代化的探索
在来华传教士的西学科技翻译活动和翻译教育中, 不仅培养了近代中国的翻译人才, 也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量外交人才。上海圣约翰大学, 不仅提倡全英文教学, 而且还讲授西方文学和科学知识, 重视翻译方法的培训, 使得圣约翰大学有“圣约翰英语”的美名[1](P191), 培养出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王正廷和翻译家林语堂等一批知识精英。张德彝曾求学于京师同文馆, 先是毕业留任为英文副教习, 后以翻译身份随晚清政府使团多次出洋, 逐渐升任驻英国公使。在其多次出洋经历中, 张德彝将其在国外的政治制度、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所见所闻汇等编成八部“述奇”, 成为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史料[2](P152)。1903年, 清政府派张德彝为全权代表, 赴日内瓦签订《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 成为该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 对维护国家形象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由于张德彝多次出洋以及曾任驻外公使, 熟悉西方外交制度, 也看到了近代中国外交的落后, 因而在晚清政府改革中积极推动的外交制度改革, 提出了从外语人才的培养、外交礼仪的规范、驻外使节的派出到简化外交机构等方面一系列的改革主张, 在清末官制改革以及外交制度改革起到重要作用。
随着来华传教士进行的西学科技翻译活动, 大量西方科学技术书籍引入中国, 培养了大量的翻译人才, 不仅加快近代中国了解、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进程, 而更重要的是,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过程中, 开始反思中国近代社会。来华传教士翻译的以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翻译的大量近代西学科技书籍, 使近代国人认识到科学技术推动了近代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 也深刻理解了近代西方社会制度对促进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况且近代中国的贫弱与西方的强大所形成的鲜明对比, 促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落后, 加快了近代知识分子主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进程, 把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引入中国, 维新变法以及推翻持续千年的辛亥革命就是这种探索的印证。
结语
来华传教士从事西学科技翻译有着其自己特点, 一方面是大力提倡外语、翻译教育, 这也是进行西学科技翻译、培养中国近代翻译人才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 或是以中国人为助手, 或是与中国人合作, 翻译大量西方科学书籍, 这其中也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此外, 经历了来华传教士的翻译教育以及通过参与来华传教士的西学翻译活动而壮大起来近代中国的翻译人才队伍, 在“西学东渐”大潮推动之下, 又继续从事着西学科技翻译事业, 推动了近代中国自身的西学翻译的发展。同时, 翻译本身就是文化交流,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进一步了解和翻译西学, 既是“西学东渐”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 而且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掌握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体系和增强近代民主观念, 起到积极作用。
不可否认, 来华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从事的西学科技翻译, 有着扩大教会在中国影响的初衷, 而且在翻译中也因受自身传教士身份和个人知识水平、翻译技术的限制而出现错译、误译。此外, 有些来华传教士还参与到列强侵华活动中, 美国首位来华医疗传教士伯驾担任过美国特使助理, 参与了《望厦条约》的谈判。1855年, 伯驾任美国驻华公使后, 曾鼓动美国侵占中国台湾, 并与英法各国联合提出“修约”要求, 扩大列强侵华权益。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以美国公使翻译的身份参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谈判与起草, 还主张“以华制华”, 参加了镇压义和团的活动。但是, 来华传教士的西学科技翻译和翻译教育, 不仅推动了欧美近代科学知识在中国传播, 也把近代西方科学知识体系“移植”到中国, 有助于中国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为近代中国科学教育奠定了基础。
注释
1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洋务运动 (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2Gregg, Alice.China and the Educational Autonomy: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Educational Missionary in China, 1807-1937.New Tork, 1946.
3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4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1996.
5尚智从.传教士与西学东渐.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0.
6罗婧.开埠初期的上海租地及洋行---基于1854年《上海年鉴》的研究.史林, 2016, (2) .
7赖某深.近代中国翻译的第一套西方教科书.中华读书报, 2017, (8.30) .
8刘晓多.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山东大学学报 (哲社版) , 1999, (2) .
9丁伟.我国英语教学本土化的探索者---丁韪良与京师同文馆.广西社会科学, 2006, (10) .
10张登德《.富国策》著译者考释.安徽史学, 2006, (6) .
11丁伟.传教士卜舫济及其主持下的圣约翰大学的英语教学.广西社会科学, 2006, (11) .
12尹德祥.东海西海之间: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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