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晋绥边区妇女运动在开展过程中的经验及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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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抗战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和领导下, 晋绥边区妇女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 各种妇女组织纷纷建立, 活动极为广泛。优秀的晋绥边区妇女积极支援抗战、参加根据地建设和争取自身解放, 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并给以后的妇女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然而, 受历史条件的限制, 晋绥边区妇女运动在开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并没有阻碍妇女运动向前发展的脚步。通过对全面抗战期间晋绥边区妇女运动的分析, 探寻晋绥边区妇女运动在开展过程中的经验及教训。
关键词：晋绥边区; 全面抗日战争; 妇女运动;
Exploring Initially Women's Movement of Jinsui Border Area During the Full-scaled Anti-Japanese War
JING Lu
College of Marxism,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
During the full-scaled Anti-Japanese War, under the mobilization and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women's movement of the Jinsui border area took place massively, and all kinds of women's organizations were established, and the activities appeared to be extremely extensive. The outstanding female compatriots actively supported the war, took par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base areas and strove for their own liberation, and they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vic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as well as provided the following women's work with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However, due to constrained historical conditions, Jinsui women' s movement also exposed inevitably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However, these problems could not hinder the footsteps of Jinsui women' s movement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women's movement in the Shansi-Suiyuan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full-scaled Anti-Japanese War, and seek some lessons and experience that remained during Jinsui women's movement.
Keyword：Shanxi-Suiyuan border region; full-scaled Anti-Japanese War; women's movement;
一、晋绥边区妇女的宣传和动员
晋绥边区是全面抗日战争时期, 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山西新军以及其他抗日部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敌后建立的主要抗日根据地之一。它位于山西省西部和绥远省 (现属内蒙古自治区) 中东部, 西临黄河, 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 是阻敌西进的屏障, 是保卫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前卫阵地;东与晋冀鲁豫边区、晋察冀边区相接;南达晋南三角地带的风陵渡;北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
晋绥边区由晋西北、晋西南和大青山 (绥蒙区) 等3个地区组成, 从1937年冬开始创建, 之后由于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 边区的管辖范围也几经变化, 幅员时大时小。1939年晋西事变后, 晋西北、大青山成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而晋西南成为“阎管区”, 当地党的组织、群众组织和抗日武装都转入秘密活动。
(一) 全面抗战爆发前晋绥边区妇女的生存状况
全面抗战以前的晋绥地区, 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 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晋绥地区的广大妇女, 不仅受着和广大贫苦农民一样的封建压迫, 而且还受着“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道德更深层的禁锢与束缚。妇女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地位, 在当时打骂虐待妇女是很普遍的, 正所谓:娶来的婆姨买来的马, 任人骑来任人打。按当地的习俗, 新媳妇要从驴鞍上跨过或从鞍下穿过, 表示从今以后, 要顶马、顶驴被人使唤, 也可被当作马驴一样由人买卖[1]2。
妇女在家庭中没有任何经济权利。即便是在贫苦农民的家庭里, 妇女虽然参加了繁重的田间劳动和家务劳动, 为社会和家庭创造了财富, 但家庭的经济支配权仍掌握在男人手里。妇女连买针线的钱也要向男人讨要。此外, 妇女也没有财产继承权和转让权。
妇女在婚姻上极不自由。除平川区一带订婚时, 父母还稍稍征求女子的同意外, 一般地区盛行买卖婚、早婚。结婚完全由父母或其他长辈包办, 儿女无丝毫自由。许多地方的婚姻通常按以下方式进行:一是直接以货币交易;二是以嫁妆费、衣服首饰费等为名而支付礼钱;三是儿女换亲, 贫苦人家多是这样;四是用耕牛、窑洞, 有的甚至用猪羊换媳妇。由于贫苦人家一下子拿不出许多钱来娶媳妇, 所以, 童养媳和奶媳妇的现象很普遍, 造成男女间年龄相差悬殊。
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由于贫穷和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 许多家长认为女孩子早晚都是人家的人, 送她们上学读书钱就白花了。所以, 除平川地区少数有钱人家的女子可以读书外, 一般山乡农村的妇女都是一字不识的文盲, 更谈不上参与政治、社会活动了。
由于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封建礼教的束缚, 再加上在政治、经济、文化、婚姻等方面处于极不平等的地位, 晋绥边区妇女精神上受到严重压抑和扭曲, 形成了软弱、无知、自卑、狭隘和依附的心理, 晋绥边区妇女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权利, 却很少有抗争意识。
(二) 对晋绥边区妇女的宣传和训练动员
客观形势造成了晋绥边区妇女觉醒的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使晋绥妇女看到了生存的希望和出路, 开始领悟到只有抗日才能救国保家、进而求得妇女自身解放的道理。这时候,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八路军工作团以及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 (简称“战动总会”) 、牲盟会中一批外籍的女干部和当地富有爱国热情、勇于抛弃旧俗的进步女学生、女教员、知识妇女及土生土长的妇女积极分子, 主动团结在一起, 坚决拥护和执行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发动妇女群众踊跃投入到民族救亡和争取自身解放的洪流中, 为晋绥边区妇女运动的开展做了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准备。
1. 妇女的文化宣传
宣传教育是行动的前提。在晋西北, 妇女十之八九为文盲。要发动广大妇女走出家门, 积极支援边区生产建设, 求得抗战胜利, 必须从思想上对她们进行宣传教育。因此,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 一批批妇女干部开始深入乡村, 对晋绥边区的广大妇女群众展开文化宣传。起初, 妇女干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不易接近中、青年妇女。群众怕动员妇女当兵, 所以干部一进村, 家家户户都把门关上, 只让老年妇女出来应付。在这种情况下, 妇女干部试图通过群众化作风来获取群众的信任。她们每到一户人家, 先和老年妇女接近, 耐心说明来意, 接着帮其做家务活, 如推碾、推磨、做饭、抱孩子等, 从感情上贴近群众;并且关心群众疾苦, 帮助解决妇女的一些切身利益问题, 如调节家庭纠纷, 提高妇女在家中的地位等。通过这些工作, 妇女干部首先取得了老年妇女的信任, 得到了和中、青年妇女接近的机会, 逐步对青年妇女进行抗战宣传, 提高中、青年妇女对革命的认识。由于妇女干部做了扎扎实实的工作, 适当解决了妇女的一些特殊问题, 因此, 获得了妇女的信任和支持, 也提升了妇女组织的社会影响力, 使广大妇女勇敢地走出家门,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各项活动。
运用抗日救亡歌曲号召群众, 也是抗日宣传的重要手段。妇女干部每到一个村子, 都要先唱几首抗战歌曲。群众听到歌声, 纷纷走出家门, 等歌唱完了, 群众也来得差不多了, 干部们就开始宣传抗日的重要性, 动员大家参加妇女组织。
2. 对妇女的训练动员
开办妇女训练班, 是动员妇女参加抗战的最好形式。在晋绥边区, 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量的妇女干部。一些城市知识女青年进入农村后, 成为晋绥边区妇女组织的骨干力量, 她们层层开办短期训练班, 向抗日积极分子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 培养了一支规模可观的农村妇女干部队伍。据统计, 晋西北地区从1938年~1939年, 举办训练班33期, 受训妇女624名。晋绥边区有计划地培养了500多名妇女干部[2]56。除对妇女干部的培训外, 各级妇女组织也针对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的普通妇女展开训练与动员:对青年妇女, 主要是让她们认识到参加抗日的重要性以及自身应尽的职责, 同时教给她们一些护理伤病员的基本常识;对老年妇女, 则向她们控诉日伪军所犯下的战争罪行, 从而增强她们的抗战意识。培训的另一个内容与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问题相关。对于妇女的切身利益问题, 如反对虐待、打骂妇女, 反对包办、买卖婚姻, 提倡婚姻自主等, 训练班也进行适当的宣传教育。
通过对晋绥边区妇女的深入宣传和动员, 妇女们的顾虑逐渐消除, 她们主动配合女干部的工作, 积极慰劳抗击日军的部队。个别村庄还建立了村妇救会组织, 农村妇女中涌现出一批抗日积极分子, 许多人成为妇女工作的骨干分子, 有的妇女因表现突出而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晋绥边区妇女运动的主要内容
(一) 组织妇女参加大生产运动
为了战胜敌人的军事进攻和严酷的自然灾害, 解决经济困难, 边区妇女广泛参加大生产运动, 为根据地建设、前方战场提供了重要的物资来源。
首先, 晋绥边区妇女纷纷响应党和政府号召, 走出家门参加农业生产。
晋西北这块贫苦的地方, 地多而贫瘠。过去, 大部分地区的妇女不参加农活。开始动员妇女参加田间劳动时, 不但妇女本身不愿意、不好意思去, 公婆、丈夫也不让她们去。1940年, 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 党和政府在晋西北地区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条例规定:普遍实行减租25%, 并取消一切附加;不论新欠的还是旧债, 年利一律不准超过1分[3]。此后一些地区纷纷展开了减租减息运动。1942年, 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 战胜当时面临的严重困难, 党中央、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和根据地人民发出“自力更生, 发展生产”,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的号召。1943年2月, 党中央又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 (简称“四三决定”) , 决定指出: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 改善生活, 达到解放的道路, 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4]3。根据“四三决定”精神, 晋西北行署于1943年、1944年掀起了大开荒运动, 各级政府发放农业贷款1 300多万圆, 政策规定到有荒地的地方去开荒, “三年不交公粮, 五年不交租”[4]4, 各地农民、妇女纷纷响应这一号召, 移民开荒的很多。如岢岚县据不完全统计, “移民三百八十二户, 一千四百零七人, 开了荒地九百多垧, 晋西北行署给贷粮一百四十多石, 贷款二千六百五十七元”[4]4。
在参加农业生产的过程中, 晋西北人民在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下, 普遍开办了变工互助组、合作社, 互相竞赛, 这些措施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热情。同时, 群众团体发动群众, 进行了“二五”减租 (即任何租地、租佃形式, 均按照抗战前租额减去25%) , 为军烈属代耕等活动。晋绥边区行署规定“开荒出来的土地归开荒者长年使用, 收获归己”[4]4, 广大贫困妇女和家人一起到荒山和荒坡开荒, 有的是几个妇女组织在一起集体开荒。经过减租、减息, 广大农民的负担减轻了, 生活水平提升了, 支援抗战的热情也随之高涨。当地群众说:“要不是共产党、新政权, 我们活不到现在了。”[4]5不少军属给在军队的丈夫的信中, 告诉丈夫自己在家参加生产, 家庭生活很好, 让丈夫放心家里, 安心打鬼子。
其次, 妇女在纺织战线上, 担负起军民穿衣的重担。
晋绥边区原来只有临南县和离石县部分地区的妇女有纺线、织布的传统习惯。这两个县的妇女除解决自家穿衣外, 将少部分线和布拿到市场去换点日用品和食盐等。晋西北根据地建立以后, 原本就基础薄弱的工农业生产因日军的侵略, 遭受严重的破坏。从1941年开始, 为了解决军民穿衣困难, 晋西北行署规定:一切纺织收入免征公粮, 优待抗属纺织[5]52。政策的优惠推动民间纺织运动逐渐兴起与恢复。1941年~1942年, 晋西北的纺织生产缓解了人民的穿衣困难。但是, 这2年的妇女纺织运动多限于有纺织基础的地区, 大规模的妇女纺织运动还没有在全区展开。1943年, 党中央发出了著名的“四三决定”, 指出妇女工作的中心是生产。晋绥各级妇救会组织认真贯彻“四三决定”, 积极发动群众纺织, 妇救干部带头学习纺织、传授技术, 边区政府有关部门也大力扶持。1943年2月, 晋西北行署拨款50万圆, 扶植二三专区及兴县、神府等县的纺织运动[5]58。此外, 边区政府还非常重视培养妇女纺织技术人才。从行署到县区, 各级政府和妇救会联合或单独开办了多次的纺织训练班。1943年夏季, 晋西北行署建设处和晋西妇联在岢岚城联合举办了晋西北妇女纺织训练班, 请纺织能手刘能林、张秋林给妇女作技术指导, 培养纺织能手300人[5]57。同时, 广大群众经过减租, 温饱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 进而要求解决穿衣问题。在1944年全边区劳模大会上, 凡是会纺织的女劳模, 都穿着用自己织的布做的新衣服, 而不会纺织地区的女劳模穿的衣服都很破旧, 相比之下, 刺激了这些不会纺织的女劳模。她们说:“看人家穿的什么, 看咱们穿的什么。人家会织布, 我们就学不会吗?”有的说:“我们一定要学会, 希望政府、妇联帮助我们。”“我们积极要求学会织布。”[4]5在这些妇女的迫切要求下, 妇女纺织训练班纷纷开办起来。训练班不仅教学员纺线、织布, 还教她们识字, 给她们讲当前革命形势、教革命歌曲, 妇女们热情非常高, 信心十足。训练结束后, 学会纺织的妇女带着边区政府贷给她们的纺车、织布机和棉花, 高高兴兴地回村了。这些妇女担负着回去后再分别开办小型训练班, 将自己学会的本领教给其他妇女的任务。边区这样的训练班共办了3期, 各专区、各县也分别办了许多期, 都非常受欢迎。“自一九四三年到四五年, 纺织由原来的两个县发展到二十六个县, 解决了军民穿衣问题。离石、临南两县在一九四三、四四年的两年中, 除全部穿衣自给外, 还供给了军队四十万匹标准布”[4]7。
(二) 踊跃参加四大动员工作, 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
晋西北抗日民主新政权建立后, 财政经济及党政军和群众团体的生活十分困难, 部队南下作战, 也急需补充兵员、筹粮、筹款等。1940年2月26日, 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进行扩兵、做军鞋、献金、献粮等四大动员工作。晋西北各级妇救会在“为建设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斗争”这一总任务下, 把支持和协助边区政府 (晋西北民主政权) 开展四大动员工作作为自己的一项主要工作, 领导全区妇女开展了一系列慰劳、募捐等活动, 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抗战。
在四大动员工作中, 晋西北广大妇女踊跃献粮、献金、做军鞋, 动员自己的丈夫、儿子、亲人参军, 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兴县二十里铺一位老大娘, 看到抗日政府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保障, 决心送自己的独生子参军。村干部劝她, 她说:“保住家乡才能保住我。”老大娘亲自找到贺龙同志说:“我把儿子交给你, 跟您去打日本鬼子, 我就放心了。”[4]3就这样把儿子送到了部队。兴县城在春节前召开拥军优属群众大会, 一位50多岁的老大娘当场就捐款200圆, 大家纷纷响应, 共捐款1 770圆[5]37。“离石县一位寡妇献出白银58两。一位贫苦妇女把自己做鞋赚得的一元白洋也献了出来”[5]37。“1940年春, 临县区、岢岚区、雁北区、太原区, 原计划做军鞋81 000双, 实际完成12万余双, 超过计划39 000余双, 到1941年, 这种慰劳军队的热潮继续高涨, 7个县给军队缝衣共计45 508件, 9个县达50 985双鞋;8个县做慰劳饭包、袋子17 519件。其它食物无法统计”[5]37。1940年, 孝义县扩军一次动员兵员2 000多人[5]38。八分区在交城县会立村举办了献金展览会, 使当时地处抗敌前线的八分区军民备受鼓舞。
在四大动员工作开展的2个多月内, “晋西北全区参军者达15 000人, 做军鞋12万多双, 献救国粮10万石, 献金合法币181万余元”[5]38, 有力地支持了根据地建设, 壮大了抗日的队伍。
(三) 积极参与晋绥边区政权建设
全面抗战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晋绥边区进行了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改革, 与妇女关系十分密切的改革是:给予妇女选举权和参政权, 这对于保障妇女的基本权利和提升妇女的政治地位, 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6]。在妇女参政方面, 1940年已有部分地区的妇女参加了政权工作, 如雁北区有3个女村长, 20多个女村副;岢岚区有3个女科长, 2个女区长, 2个女村长;离石县有几个女闾长等[1]7。但在1941年以前, 妇救会并未把重点放在发动广大妇女参加村选民主运动上。晋西北普遍实行改造村政权是在1941年以后, 晋西妇联在当时曾把发动妇女参加村选作为中心工作, 并提出“要保证15%的妇女代表, 保证40%的女公民参选”[7]38。1941年3月, 晋绥边区村选试点工作开始。在进行了一批试点后, 村选工作于1941年6月正式展开。在各地村选的过程中, 工作队、工作组贯彻男女一齐发动的方针, 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动员工作。经过自上而下的动员, 晋西妇女大都参加了选举, 有些地方到会妇女比男的还要多。各阶层妇女参选的积极性非常高, 经过选举, “当选的女代表平均占代表总数17.6%, 而河曲女代表则占28%”[7]40。
(四) 普遍参加冬学、识字班, 接受文化教育
晋西北历来文化落后, 尤其在一些偏远的山区, 妇女多半不识字。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 各地普遍增加教育经费, 增设学校, 兴办冬学, 教育事业得到发展。各级妇女组织在实践中认识到:开办识字班, 兴办冬学, 实行普遍培训是教育妇女、提高妇女文化水平的最切实有效的形式;而广大妇女也越来越体会到不识字的难处, 迫切要求接受文化教育。一时间, 根据地掀起了学习文化之风。“到1940年7月, 晋西北上识字班的妇女达2 600人。到1940年末, 晋西北14个县的冬学达1 619所, 其中妇女10 000人, 占冬学人数五分之二多”[5]43。为了促进冬学运动的开展, 1941年冬, 晋西妇联和晋西青联共同制订了冬学竞赛办法, 比看谁的会员上冬学最多, 谁家的模范冬学办得最多等。在这一年的冬学运动中, “临南等12个县的99 000多名冬学学生中, 妇女达34 000多人, 占总人数的24%”[5]43。通过办冬学、识字班这种普遍教育形式, 使众多的妇女迈出了家庭的大门, 接受了新的事物与知识, 懂得了抗日救国、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许多道理, 提高了思想觉悟。
三、晋绥边区妇女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晋绥边区妇女运动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而发展, 其间也曾出现过波折与失误。由于党对晋绥边区出现的“左”倾错误的及时纠正, 对妇女运动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掌握, 晋绥边区妇女运动中的失误很快得到纠正, 并在波澜壮阔的晋绥群众运动中一直前行, 成为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8年来的晋绥边区妇女运动, 有许多经验, 也有许多教训。
(一) 晋绥边区妇女运动的经验
(1) 妇女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离开群众运动, 片面地强调妇女解放, 必然使妇女运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发动群众时忘记妇女, 则运动的力量必然会减小。因此, 在发动群众时应同时发动妇女。只有把妇女发动起来, 整个群众运动才能更加蓬勃发展, 而妇女运动也不会孤立无援。
(2) 动员妇女参加各项生产活动是妇女运动的中心任务让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是妇女运动的中心任务, 其他妇女工作必须围绕这一中心进行。只有发动广大妇女积极投入到生产中, 根据地的困难才能得到缓解, 妇女的家庭地位才能得到提高。
(3) 解除加在妇女身上的封建枷锁只有充分认识到封建枷锁对广大妇女的压迫, 并将保护妇女特殊利益放在重要位置, 才能动员妇女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妇女也只有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才能更有力地冲破封建牢笼, 提高自身地位。
(4) 区、村妇女代表会的重要性区、村妇女代表会是联系群众、加强领导、贯彻政策、交流经验、教育干部的一种最适宜的基层组织形式。
(5) 因地制宜地制定妇女工作方针发动妇女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与不同条件和当时、当地妇女的觉悟程度, 来规定妇女工作的方针。如果脱离这些具体情况, 只从主观要求出发, 必然会犯错误。
(6) 发动妇女要从妇女的切身利益与最低要求入手先从妇女的最低要求入手, 然后逐渐提高到高层次、多方面的利益, 如反对封建制度等。在解决妇女特殊问题时, 要顾及当地大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 并针对问题积极进行教育。既要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帮助, 又不迁就少数人的落后意识, 牺牲广大妇女群众的利益。
(7) 全党重视妇女运动妇女运动是整个群众运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全党必须重视, 党政、人民团体、干部要一起努力、共同推动。妇女干部应成为妇女运动的中坚力量, 只有这样, 妇女工作才能取得成绩, 妇女运动才能持续发展。
(二) 晋绥边区妇女运动的教训
(1) 妇女运动被孤立起来1940年发动妇女斗争时, 出现弄错斗争对象, 导致家庭不和睦, 引起社会的不满等现象。当时, 改善妇女生活的中心主要放在家庭斗争上, 如提倡婚姻自由, 反对翁婆、丈夫对妇女的打骂、虐待等。一些青年妇女, 多是中下层农民群众的老婆, 由于吃穿不好, 便以感情破裂、年龄悬殊或者挨打、受骂等为借口, 跑到妇救会请求离婚。妇救会的干部在没有弄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 一味地照顾妇女的利益, 结果导致妇女运动脱离实际情况, 形成与农民家庭的对立, 破坏了农民家庭关系, 而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再加上部分领导干部对妇女统一战线的认识比较模糊, 侧重强调妇女的独立性而没有看到革命力量的整体性, 从而导致妇女不能被更好地发动起来。
(2) 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脱离实际情况妇女运动初期, 一些妇女干部, 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领导干部, 由于不了解农村的具体情况, 在工作中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 缺少深入底层、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 没有切实调查研究妇女的真实情况, 导致工作内容一般化, 组织形式化, 缺乏可靠的群众基础。在妇女运动中期, 一些地区的妇女干部没有深刻认识到妇女所受封建压迫与封建剥削的根源是由于农村中存在着封建与半封建的剥削制度, 而强调用斗争方式反对农民内部的封建思想。在游击区, 则出现了强迫妇女剪发等现象, 引起农民的不满。
(3) 领导方针不明确1943年以前, 晋西妇联虽然也提出过发动妇女参加生产, 但并没有深刻认识到经济建设对坚持抗战、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意义, 没有从妇女的切身利益出发, 把经济生产作为农村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
四、结语
全面抗战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扶持下, 特别是从1940年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 晋绥边区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开展, 使妇女与男子一样在政治上获得了民主权利。妇女不仅有了选举权, 而且许多妇女被选到各县参议会参加各级政府工作。妇女积极参加识字班和冬学运动, 提高了自身的文化水平。由于纺织技术的提高, 妇女在经济上翻了身, 有余力支援抗战, 掀起了拥军热潮。这些成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 也是广大妇女干部、群众及各级妇女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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