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际制造业产业转移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日本，国际制造业，产业转移
一、国际制造业产业转移的理论发展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产业转移方兴未艾，如何更好地抓住这个机遇，提升我国的整体竞争力，是我们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指发达国家或地区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多种方式，将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次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带动东道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日本经济学家以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这个问题。关于国际产业转移欧美学者较早地展开了研究，日本学者后来追上，他们从不同角度出发，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阿瑟·刘易斯(1984)认为，引起20世纪60年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因素，是二次大战后发达国家人口的增长几乎为零，而工业的增长速度又前所未有引致的非熟练劳动力的不足。刘易斯的观点，实际上是建立在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基础之上。由于当时国际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因而影响转移的因素主要是上述两类不同国家间在非熟练劳动力丰裕程度方面的差别。
弗农(1966)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则以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来解释产业转移现象。他认为，企业为顺应产品从新产品阶段到成熟阶段再到标准化阶段的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在要素丰裕程度不一的地区之间转移产业，以规避生产上的比较劣势。
在产业区域转移的微观层面的研究上，邓宁(1976)用0-L-I模型来说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和扩张行为。他指出，产业组织决定的所有权优势，要素赋存结构决定的区域特定优势，交易成本决定的内部化优势，是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主要原因。
日本经济学家以发展中国家的独特视角，结合本国的实践经验。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这个问题。
筱原三代平提出了著名的“动态比较费用论”。他认为，如果按照李嘉图的理论，发达国家将其重点工业放在重工业等收入弹性高的工业，而发展中国家只发展农产品等收人弹性低、技术进步率低的初级产业。这种国际分工持续下去就会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因此对日本来讲，如原封不动地接受这种静态比较成本学说，是无法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从发展和动态的角度来看，对那些有发展潜力，又对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的产业，只要经过10—15 年的积极扶持，是可以成为强有力的出口产业，能够取得动态的比较成本优势的。
在实践中，日本学者赤松要等人从日本国情出发，立足于东亚这一国际区域展开研究，提出了著名的“雁行形态论”。该理论反映了国际间产业转移由消费资料产业向资本资料产业、轻工业向重工业、原材料工业向加工、组装工业演化。这种结构演进趋势，同工业先行国突破一国限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结构调整的趋向吻合。国际产业转移实际上是工业先行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种手段。小岛清(1979)提出“边际产业扩张论”，修正并完善了“雁行形态论”。
我国学者对产业区域转移的研究，由于实践的滞后，还处于初始阶段。卢根鑫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品价值构成的角度出发，认为产业转移的经济动因在于重合产业的产品技术构成相似而价值构成相异，这样导致了产业从高成本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低成本国家和地区(卢根鑫，1997)。陈建军认为，中国现阶段出现的产业区域转移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的扩张、产业结构的调整、追求经营资源的边际效益最大化以及企业成长的需要。
这些理论从不同的层面解释了国际产业转移问题，但必须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才能解决目前的一些问题，不能孤立、片面地模仿。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大的发展中大国，不是所有产业都能套用国际经典理论的模式。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应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更深入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同时，建立竞争优势，对于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大胆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同时结合中国国情，将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整合结合起来，建立有利于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国内区际产业转移模式，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在下文中，笔者将借鉴日本国际制造业产业转移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一些建议。
二、日本承接国际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动因
二战后由美国实施的“道奇计划”。为日本经济复苏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和技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使日本得到了大量美国的军需订单，国内需求严重不足的状况得到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固定汇率制为日本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使日本的货币政策、贸易政策的政策效力大大加强。美日之间的不对称合作使得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长驱直人的同时有效地保护了相对软弱的国内市场。
20世纪50—60年代，日本政府通过《外资法》、《外汇法》、政府资金、租税特别措施等产业政策的实施，成功地将吸引的海外投资及国内的私人资本引向大型工业设备领域。凭借积极的设备投资，日本经济的产业结构迅速转化为以高附加值生产领域为核心的结构形式。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经济的产业结构变化速度之快，无论是从整个产业还是从制造业，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系数都远远高于欧美主要国家，说明其结构变化剧烈。
并且，在制造业比例居高的条件下(1960年制造业附加值占GDP比重为33．8％)，转向了具有高附加值生产率的金属工业、化学与机械工业，即形成了以重化学工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
日本广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引进速度成几何级数增长的强劲增长势头，其中80％以上是基础工业技术，主要来自美国，也有西欧和其他地区的。日本从引进的技术中广泛吸取各国之长，并且加以消化、吸收、企业化，迅速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日本在继续大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加快本国独立研制工艺技术的步伐。技术革新取得的突破新进展。这一点对日本从经济上、技术上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经济高增长期，日本的出口产品结构也随之做出了快速反应。最初，纤维制品、棉制品等天然纤维以及杂货制品所占比例很高(20世纪50年代初该项出口额构成比为13．7％，20世纪60年代后期该比例缩减为3．9％)，而后重心转移向钢铁制品、船舶等重化学工业，并向机械、电子器械领域广泛延伸(20世纪50年代初该项出口额构成合计为35．5％，20世纪60年代后期该比例增至52．8％)。这一变化意味着日本出口主要集中在需求收入弹性高的产品领域。
三、日本制造业产业国际转移的演进
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的钢铁、电力、机械和石油化学等基础工业设备投资向巨型化、大容量化发展，增强日本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日本独创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日益增多，在民用消费品领域(特别是高档家用电器等)尤为明显。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在生产技术上达到了世界水平。 1965年以后，日本的对外贸易继续大幅度增长，在对外贸易方面已基本上可保持顺差局面，并呈稳定增长趋势。外贸顺差的结果导致了日本资本输出的迅猛增长。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日本资本输出主要集中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投资范围遍及轻纺、化学工业等，由于日本资源匮乏，缺乏重工业发展所需的矿产品，所以，对采矿业的投资比重最大。日本向矿产资源丰富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先进的采矿技术和资金，再将生产出的矿产品返出口到日本国内，扶助重工业的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对海外的直接投资开始快速增长。这其中包含了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尼克松冲击”、石油危机、总需求增长的减速使日本国内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的条件逐渐丧失。日本重工业遭严重打击，耗能型的重工业向节能型改进，同时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下降。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加工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上升。二是由于贸易摩擦，如北美和欧洲汽车市场的案例，而将生产转移到海外。三是由于日元汇率走高而将生产向海外转移，特别是电气和电子产品的生产商，为寻求高质量、低成本的劳动力纷纷将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和中国。四是为了开拓需求增长潜力大的市场(如中国)而将生产设施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一时期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大部分流向北美和欧洲。
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人口高龄化社会问题加深，劳动力老化现象日趋严重，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消费品市场增长乏力，日元升值且在国际汇率市场上币值极不稳定。上述种种因素导致老的组装加工业在日本渐失生存与发展的比较优势。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组装加工业开始加快向海外转移步伐，转移的方向是欧美和东亚。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直接投资的重心已转移至东亚和中国。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日本对欧美投资不断减少，对东亚投资却逐年上升。自 1993年开始直接投资表现为“清一色亚洲格局”。日本对亚洲的投资虽然在整体规模上不如其在美、欧的投资，但始终保持比较平稳的上升态势。这是因为日本在美、欧的投资存量很高。日本对亚洲海外投资的案例数在整体上高于日本对美、欧的投资案例数。这就表明，由于近年来东亚各国经济飞速发展，东亚各国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政策营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使得亚洲吸引日资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对亚洲投资的案例数与日本对欧洲海外投资案例数的变化趋势成显著的反向关系。这可能是由于日本一改以往利用丰富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目的的投资活动，开始转向偏重于注重亚洲需求的快速增长和转化。此外，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海外投资，在产品特色化分工、工序间分工方面获得了实质性发展，并有将部分产品设计、研发中心转移到东亚、中国的趋势，而非欧洲、北美。
日本抓住世界产业革命导致的大规模技术，产业转移的机遇，吸纳了大量国际剩余生产力。同时走外贸主导型战略。扬长避短地实施了“进口替代”战略。带动国内产业链发展与延伸，较彻底地吸收消化了国外的先进技术，逐步减立起自己完善的工业体系。另外，在技术引进时，众多日本著名学者对本国经济进行了系统研究，避免了走弯路。选择先进适用的技术，脚踏实地地从模仿创新到技术创新。最终成为制造业强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国家或企业都不可能在所有价值环节上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只有首先成为制造大国，才能成为研发大国、市场大国。现代科学技术强国都是从制造业强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产制造本身就是科技应用的过程，没有发达的制造工厂，新的科学技术就不能转化为最终产品，实现价值。
四、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廉价的人力成本，特别是劳动力的成本和效率比，都使中国在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承接世界各国制造业的产业转移，一则可以解决大量就业问题，二则能够获得一定经济收益，三则多少能够汲取一些先进理念，这是大势所趋。
目前，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和市场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现在这种“两头(技术、市场)在外，中间(生产)在内”的发展模式毕竟是过渡性的，最终要在技术上领先，成为世界产业链条的上游，避免出现“拉美化”，但这需要时间。在中国没有能力在技术上获得世界市场的时候，一面发展在技术开发、市场营销、流通服务方面的能力，一面进行生产制造，在进行生产制造的同时，还要效仿日本将引进的先进技术的企业化而非简单模仿、改造作为重点，培育产业创新能力。
纵观日本的现代经济史，几乎每十年日本的产业结构就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其中固然包括有利的国际环境、美国的扶持等外部因素。但日本政府制定颇具前瞻新型的产业政策，引导国家经济良性发展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因此，一方面，我国政府应调整产业结构政策，引导外资流向，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及区域产业合理布局。还应将优惠为主的引资方式，转变为以创造规范的商业环境为主的引资方式上来。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开始利用国际生产能力转移的企业，鼓励其进行技术升级。对于这些企业而言，最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利用所获得的生产、管理、技术经验，摆脱依附跨国公司发展的局面，创立自己的品牌。这一步不仅需要企业坚持不懈地增加技术含量和发现市场利基，也需要国家从战略上确立产业发展方向，运用国家创新体系进行大力支持。另外，“十一五”时期国家将继续实施东北振兴、西部开发、中部崛起战略，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支持力度，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区域格局也将有所改变：东部仍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规模最大的地区，但东北与中西部将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增长最快的地区。在区域的产业分布上也将由于不同地区的产业特点呈现出较明显的特色分工：东部将承接高技术产业及服务业转移，同时，要有意识地培育和促进我国沿海外资集中地区有特色的产业聚集区域的建立和发展。譬如，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扬长避短，共同发展。中西部将承接重要原材料与能源及制造加工工业的转移；东北老工业基地与长三角、珠三角将更多地承接配套性装备制造、电子通讯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如汽车、造船等国际产业的转移。
总之，尽管目前我国制造业整体上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附加价值比较低，自主研发创新的能力与我国制造业的规模还很不相称，但只要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加快融入国际产业分工的步伐，加大培育产业创新的力度；结合中国国情，将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战略结合起来，就能够整体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