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战略mba论文(2)
企业战略mba论文篇2
浅析开放型经济下我国商贸战略新布局构建
引言
金融危机过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全球商贸发展模式彻底改变,我国迫切需要在开放型经济下形成商贸战略发展新布局。我国商贸战略是根据我国产品国际分工的程度、方式和模式,对我国商贸发展目标实现及管理的根本规划,依据我国经济发展情况、产业结构情况、总体战略情况、阶段特征情况和生产要素情况,而形成的国际商贸发展和全球产业分工。中国共产党在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予以提出,继而在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又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重大原则及目标任务予以明示,指出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和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构建一个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
因此,本文从我国商贸战略新布局的背景、思路与调整和开放型经济下我国商贸战略新布局的构建,以及我国商贸战略新布局的管理体制调整,这三个方面对我国国际商贸战略的新布局进行阐述,以深化改革为目标,以开放型新体制为框架,揭示了在开放型经济体制下,我国国际商贸战略新布局的目标、实施措施以及管理体制等的相应调整策略。
我国商贸战略新布局的背景、思路与调整
(一)我国商贸战略新布局的背景
从1978年12月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加深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范围及力度。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的进出口商贸额稳步提升,规模迅速扩张,商贸制度和相关体制不断完善。在此大背景下,我国国内环境和外部环境潜移默化的转变,对我国国际商贸战略的部署提出了更多新要求。这些转变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金融危机过后,全球化商贸产业竞争进入新的阶段,美欧回归实体经济的发展,进入了第四轮产业革命,形成了重试高新技术、新能源的“再工业化”,对我国服务业发展和商贸转型等方面加大了挑战。二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主要的经济驱动力,美欧等国家提出的跨区域、全方位和高标准的自贸区谈判方式,已作为全球各国在国际战略布局和全球商贸竞争中的重要平台,使我国不得不提高自贸区在对外商贸发展中的职能和地位。三是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引发国际商贸格局的转变,国际商贸布局的调整,要求我国经济若想不断提升,势必需要重新确定我国在国际商贸市场、商贸规则制定和商贸治理中的地位。四是国际商贸模式逐渐向全球价值链转变,在全球商贸联系更为紧密的今天,传统商贸模式已经一去不返,在此形势下,我国要采取措施提升自身在国际商贸价值链中的地位,发展集约型经济,以融入到国际商贸价值链体系中。五是面对我国外部需求和生产要素的变化,需要彻底改变出口导向型商贸模式,以培育我国商贸产业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二)我国商贸战略新布局的思路
我国国际商贸战略应该注重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并注重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协调统一,形成开放型经济体制模式下的新战略。这一新战略布局思路需要坚持如下原则:
原则一:促进对内与对外开放的相辅相成。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商贸新规则的制定与谈判,增强我国在自贸区谈判中的地位,适应国际商贸规则向边界内规则不断扩展的新形式。借助双边协定谈判和自贸区谈判,以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持续拓宽市场准入范围,加大国有企业商贸行为的市场规范性,打造自贸区和双边投资平台,逐步完善国内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生产要素的改革,从而形成现代市场体系,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并通过我国多个自贸示范区的建设,加大沿海、沿边以及内陆的开放程度,形成我国全领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模式。
原则二:探索出口和进口商贸的相互结合。我国以往的商贸战略是以出口商贸作为主导,应逐渐转变为出口商贸与进口商贸并重的新战略模式。通过我国持续的对外开放和投资,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以及商贸战略的调整转型,从而提高我国商贸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并探索我国在生态环境、生产要素和资源约束下的经济发展新战略。
原则三:确保要素和资源配置的深度契合。生产要素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和资源配置的高效运转,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频繁变化,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也更加密切,各国因利益关系变得不可分割。全球生产一体化,对资源配置效率、要素自由流动、市场规则整合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不断涌现出了新特点,所以,我国国际商贸新战略布局应尽快适应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转变,从而促进我国的商品、服务、投资、科技等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自由流动。
原则四:加速国际高端技术和产业的培育。我国应从三个方面,加速高端技术和高端产业的培育,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引导国际商贸合作的新形势:首先是培育产业综合竞争新优势,调整我国低端制造业出口比重偏大的现状,加大我国建设自主创新、自主品牌和自有科技的力度,提高物流水平和服务水平,将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技术转型,以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不断提升。其次是培育全方位的开放新优势,我国应加大内陆的开放力度,推进自贸区试点建设,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和国际规则的制定,力争在自贸区谈判和双边谈判中获取主动权。最后是培育发展中国家的新环境优势,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牵头建立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政策、环境保护、市场准入和劳动保障等政策体系的制定。
(三)我国商贸战略新布局的调整
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已经逐步调整了对外贸易体制,以满足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并建立了适应我国发展的对外贸易管理体系。尤其是2004年我国实施的《对外贸易法》,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的措施,从法律制度层面提供了保障。
就开放型经济体制而言,对外贸易管理是对组织形式、管理权限、机构设置、政策制定和实施手段等方面形成的制度,是我国对外贸易实现国际商贸新战略的重要手段。尽管在现阶段,我国对外贸易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为了开放型经济下我国商贸战略新布局的有效实施,我国还应该加大对对外投资体制和外资的改革力度,以进一步改善和提升我国对外贸易管理体系。
开放型经济下我国商贸战略新布局的构建路径
(一)从参与者角度转变为领导者
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逐步地融入到全球化商贸体系之中。接受世贸组织的标准,实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积极参与了多边贸易体制,参与者的角色一直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来的唯一角色。然而,近年来以我国为代表的经济群体的壮大,加强了新兴群体在全球商贸主导中的地位,调整了世贸组织的治理结构,直接导致全球商贸主导力量的改变,伴随着新兴经济体同发达经济体之间经济价值理念的冲突和差异,引发了全球商贸治理结构的新冲突。而我国扮演着新兴经济商贸体制结构的领导者,在全球商贸治理过程中,国际社会需要我国不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我国理应从参与者角色逐渐转变成全球商贸治理的领导者。我国应该通过多边谈判、区域谈判、双边谈判等多个层面,代表全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代表东亚国家和金砖国家,以谋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利益的平衡。
(二)从商贸合作转变为开放型经济平台
降低配额和关税的政策是传统区域一体化协议的主要目标,其实质是基于多边贸易自由化的一种区域商贸和双边商贸合作模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世贸组织谈判略显踌躇不前,在美欧引领下,自贸区建设在全球商贸战略布局中的地位逐年增大。全球自贸区建设地位增强的表现主要为两点:一是对美国及欧盟等发达国家而言,自贸区已经成为其在全球经济模式中寻求优势地位的战略发展平台,比如:美国利用TPP自贸区谈判推动了其亚太新政策,欧盟通过TTIP自贸区谈判与美国形成战略联盟。二是在新的国际商贸规则中,自贸区协议是促进谈判成功的理想平台。从20世纪末开始,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出深度合作的态势,希望通过区域深度合作,以达到减少市场细分和国内监管的效果。在近几年,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全面推动了边境内规则,以提高各国的市场开放范围和公平国内政策,这些边境内规则的目标是为了消除那些属于国家管辖权,限制服务转移和跨境商贸的法律和监管政策的行为。
我国基于商贸合作转变为开放型经济平台的新布局,应以“一路一带”和亚太地区为重点,努力探索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新路径,并通过双边自贸区的建设,促进同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区和国家的合作。还应以开放型经济平台作为纽带,建立我国自贸区发展战略规划,完善我国自贸区谈判协定方略,提出我国特有的高标准自贸区模式,把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自贸区作为基础平台,为探索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寻找契合点。
(三)从偏重沿海转变为全方位开放
我国发展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其重点应放在内陆和沿边地区,这也是我国对外开放发挥出新活力的基点,更是加快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新布局深度和广度的重要战略。具体措施应包括三点:
第一,建立促进对外开放的软硬件环境,持续深化改革。我国内陆应通过持续改革,逐步降低商贸交易成本、节约能源、提高效率、创新技术、促进投资流动、加强通关合作、建设内陆口岸,以促进我国内陆的商贸全方位开放。而我国沿边地区应根据地区特点,实施特殊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策略。以加强沿边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沿边地区的外部联系,加快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外形成“一路一带”全方位开放格局,对内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全方位经济走廊格局。
第二,逐步探索适应全球发展的产业新模式。美国和欧盟等国已经进入第四轮工业革命,形成了高新技术和新能源的“再工业化”,并向实体经济回归。由于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的延续效应,使得全球产业布局正处于重构过程。直接导致了我国东部地区的土地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快速增加,环境治理压力正逐步加大,加速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进程。而中西部在承接转移时,应加强商贸模式的创新,提升承接企业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以形成内陆地区的产业新集群,逐步探索出适应全球发展的我国产业新模式。
第三,快速推进我国“一路一带”的建设步伐。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我国西部和南部内陆及沿边地区向外拓展的重要通道,更是连接我国与亚太地区和欧洲地区的纽带,承接了我国东部向西部转移产业链的延展。将我国东西部的产业转移和对外转移结合为有机整体,加快了我国内陆区域的产业结构的优化。而海上丝绸之路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合作经济带,串联了南亚、西亚、东盟、欧洲等经济版块,形成了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战略目标。
(四)从传统商贸模式转变为价值链商贸模式
生产链条中的原料开采、加工、制造和分销等环节已被分布在多个国家,这是全球化价值链分工与生产的新特点,是对原有国际生产和分工结构的重组与变革。价值链商贸模式能使我国更好地掌控商贸发展的现状,也要求我国制定不同的商贸策略以及对外沟通方略。因此,我国的商贸发展新战略应由传统商贸模式转变为价值链商贸模式。
首先,应转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全球价值链商贸新模式,将全球价值链进行了新的分工,基于比较优势将国与国之间从产品、产业分工,升级到产品工序与流程的分工。所以,我国商贸战略的新布局,不能仅从低附加值的产业链条向高附加值和高技术的产业链条调整,这种商贸不同要素间的产品密集度调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应该将我国的商贸战略新布局体现在某一产品或某一产业的不同工序间的升级,形成产品内的生产过程转移。
其次,应转变对关税、传统商贸保护和规则等政策的视角。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调整,使得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利益密切相关。因此,中间品的跨国流动将使关税效应放大,而生产产品一体化、贸易便利和市场规则一致性,也需要我国对商贸政策工具的使用和作用有新的认识,要形成“以邻为伴”,促进和顺应价值链分工升级和形成新的效应。同时,全球投资规则和商贸规则不断整合,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的关联度持续增强,这些新领域的涌现,都促进了商贸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是提升我国从传统商贸模式转变为价值链商贸模式的重要环节。
(五)从数量扩张转变为质量提升
“”强调了我国要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水平,从单一追求出口数量的扩张,逐步向追求数量和质量并重的新型商贸战略改变。
首先,需要促进我国多元化的商贸协调与平衡发展。我国商贸战略新布局应以布局平衡、多元互补、以质取胜、多点共撑作为基本原则,确保出口数量稳定增长的同时逐步转移到数量和质量并重上来。从内外开放角度看:对内应促进内陆与沿海协调发展,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全方位开放发展,对外应重视同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沟通,并开拓新兴市场,以加快市场多元化的发展速度。从商贸模式角度看:应努力提升我国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商品附加值,促进高新技术发展,形成我国商贸战略的可持续性。
其次,需要培育产业创新和实施驱动竞争的新优势。我国商贸战略新布局应重点提高技术人才、科技水平、服务智能、资本运作以及品牌效应等方面的新优势。同时,我国应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为核心,以提升我国自主品牌、自主专利和自主营销企业的跨国竞争力为基础,促进我国企业从低级参与型商贸格局向高级领导型商贸新布局转变。并且,对民族自有企业应加大培育力度,通过自主创新、自主知识产权,培育自主营销网络,努力培育出一批跨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并购,以提升我国企业品牌和知名度,构建国际营销新渠道,增强我国企业抵抗外部因素的能力。
最后,需要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升级。注重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我国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工业化水平的重要环节。制造业产业结构的转变主要是不同产品之间的转换以及不同生产工序之间的转移。我国的低端技术产业,如鞋帽、服装等,应将生产环节转移至非洲等国,我国企业向营销和设计方向转变。中端技术产业,如金属制品、化学品等,我国企业应通过产品创新,以提高国际竞争力。高端技术产业,如电子、光学等,我国企业应加强技术创新,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或在发达国家建立研发中心,提早占领国际市场。
我国商贸战略新布局的管理体制调整
我国在开放型经济下的商贸战略新布局,在适应国际价值链商贸模式调整的同时,还需要对我国现有的管理体制进行调整,以确保我国商贸战略新布局的有效实施。我国2004年的《对外贸易法》主要存在片面追求规模和速度的问题,只鼓励单项的出口数量增加,没有建立有进有出、有限有促的质量和数量双机制。因此,我国商贸战略的管理体制应将以下内容作为调整目标:一是不断适应国际价值链的调整,增强我国的国际市场领导力和竞争力,从参与者角色转变为领导者角色。二是完善市场竞争政策,维护对外商贸秩序,形成我国的对外贸易调查制度,从商贸合作转变为开放型经济平台。三是加大我国商贸自由度的提升,完善我国市场准入制度,确保我国经济发展从偏重沿海转变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四是顺应国际市场高标准、高规格的演化趋势,完善国内相关规则的建设,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市场抵抗力,加强对我国已有自贸区的建设,不断探索自贸区建立物流网络、要素流动等商贸便利化措施,从传统商贸模式转变为价值链商贸模式。五是提升我国的服务贸易水平,促进我国商贸产品的技术创新,从数量扩张转变为质量提升。
我国商贸战略新布局的管理体制调整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将我国进出口商贸体系建立成均衡调控机制。我国以往较为重视出口商贸,对进口商贸的扶持较少,应加快调整为进出口并重的均衡调控体系。通过进口商贸提高自贸区的创新建设,缓解国内生产要素资源紧缺的现状,加大高新技术和新能源的进口量,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间品进口,以降低我国价值链生产环节的成本。
其次,建设质量导向型的商贸体系,从规模向质量转变,以提高我国商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我国商贸产品除成本竞争外,最重要的是质量竞争,需在技术创新情况下,努力打造产品质量,形成以质取胜的新策略。并且,我国应该逐步完善外贸质量和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以质量为核心评价商贸发展现状,从而促进我国商贸产业结构的转变。
再次,完善我国对内开放的政策,保证沿海、沿边以及内陆区域的协调发展。大力推进我国市场准入和商贸自由化的程度,与我国的全开放格局政策相适应。并应积极探索我国自贸区的建设经验,加强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自由贸易谈判以及商贸投资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形成物流网络和要素流通的商贸便利措施,从而实现我国的全方位、全领域开放新格局。
最后,深入改革各个行业协会的管理体制,完善相应的国家法律及行业规则,加强协会的协调、组织、预警作用,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从而为我国商贸战略新布局夯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