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与艺术化教育论文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它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而觉醒，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沃土而成长，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壮大为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它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应及其发展控制问题。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与艺术化教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浅析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与艺术化教育全文如下：

　　摘　要：家织锦是土家族特有的织造工艺，其纹饰和色彩瑰丽，制作繁复而精细。试图从新的观念：符号学、图像学等方面研究土家族织锦这一民间文化现象，并指出作为文化承载物的土家织锦在社会教化、民族历史、色彩心理、纹饰形成等诸多深层次的作用。

　　关键词：大众文化 消费 现代社会 艺术化教育

　　土家族是一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居住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的边地大山中，在土家族聚居的地区广泛流传着一种特有的织造工艺—土家织锦。土家人善织布，早在汉代以前土家先民所织賨布就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其“文如绫锦”，十分精美。唐代，土家人所织“溪峒布”，“溪布”，在朱辅的《溪蛮丛笑》中有记载：“绩五色线为主，文彩斑斓可观。俗用以被或衣裙、或作巾，故又称峒布。”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家地区开始种棉，织布技艺也进一步提高，乾隆年间修的《永顺府志》记载：“土妇颇善织，布用麻，工与汉人等。土锦或丝经棉纬，一手织纬，一手挑花，遂成五色。其挑花用细牛角。”从上述记载与现存实物相印证，可以发现：一是土家织锦的起源较早;二是织锦所用材料，曾用麻，后又使用丝棉纤维。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研究土家织锦都是将其作为艺术品来研究，重点在纹饰，色彩的艺术性上着眼。笔者以为，由于土家族是一个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的民族，大量的民族文化，行为规范，民族历史记忆都是依靠非文本的形式代代相传。这种传承有两个途径，一是口传文化，即民歌、神话、谚语等等，另一个就是非文字的图像。土家织锦在这种传承中是极重要的一环。大量、古老的民族文化信息物化于土家织锦的图像符号中。来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因此，土家织锦并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是生活的反映和再现”，而是一个具有深厚积淀的民族文化现象，里面有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

　　在土家织锦的织造中，是以妇女为主体。这一点与鲁西南的情况略有不同，那里有专门的走村串户的男性织布匠，不过供奉的祖师依然是女性织布娘娘。土家族的女孩从7~8岁开始就随着家中的女性长辈学习织锦工艺，繁复的工艺磨练着女子的性情，在自家所织造的最得意的作品，将在她出嫁那天向世人展示出来，而新娘在婆家的地位也会与织锦的多少、好坏有关系。民谚云：“养女不织花，不如不养她。”所以说，土家织锦不仅是生活用品，还负担着对土家女性教化的社会意义，围绕织锦所形成了土家女子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例如传说中的西兰姑娘因织造白果花，被其父(一说兄)误杀;而旧时，婆家在挑选儿媳时，首先要考查的就是女子亲手织的织锦，心灵手巧，会织锦，会持家是旧时乡间好女子的最高评价，而社会评价最高的女子也就有较大的机会嫁一个如意郎君，这也就推动了土家织锦的发展。现在许多土家织锦艺人，大多有一种温和而坚韧的性格，对于一个在封闭的、资源贫乏的大山中求生存的民族，也就需要女性这种品格才能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担。

　　土家织锦由于工艺本身的限制，不能如丝绸、刺绣、印染那样随心所欲的安排图像，对物象做精细的、自然主义的描绘，因此，其纹样多简洁大方，只保留或采用其最强的特征，犹如“戴着镣铐的舞蹈”，在工艺条件的限制中，将土家织锦的美学特征发挥到极致。但是这种极度简化，意象变形的图像，也为我们研究其纹饰带来了困难。

　　比如说：台台花的纹样。这是一个由水波纹、船花、虎头纹(一说人面纹)所组成的纹样，按特定格式组合成二方连续，宽10~13cm，长约40cm，镶饰于小孩摇篮盖帷边上，以大红、桃红、浅黄、浅绿等粉嫩色为主色，间以少量黑色。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两种争论，一种认为是人面纹，描绘的是土家始祖神，另一种则认为是虎头纹，代表的是土家族的白虎图腾崇拜。由于织锦的纹饰形象极度简化，要从其表面看，确实难以区分，但只要与其用途相映证，就不难发现其有图腾保护的意味，民间艺术最大特点就是趋利弊害。在这里即是如此，还有另一种纹样：勾纹，现在的争议也较大。勾纹有多种，单勾纹、双勾纹、12勾、24勾、48勾等，纹样通常一反一正、一阴一阳成对出现。织造者的解释说法较多：一说是描摹春天里的腾勾、新芽;一说是蜘蛛脚。

　　根据笔者的比较、观察，每种勾纹的中心都是一个万字纹，一层层的纹勾围绕着层叠盘旋，在这里，万字纹是一个太阳符号，这个符号不仅在织锦上，还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这个观点详见何新先生的《诸神的起源》，笔者不再多论。一层层的勾纹所表现的是太阳向外辐射的光芒。土家神话中很早就有对此的认识，称太阳妹妹怕羞而撒下了金针。笔者设想，这个纹样可能经过两个时期，前期纹饰中的万字纹为主体，勾纹只是其附属装饰;后期产生变化，万字纹不断缩小，而勾纹一层层逐渐扩大，并在配色中追求一种色彩的对比，朱红与草绿，橘黄与深蓝，黑色与淡黄，以色相、明度、纯度的对比加强勾纹的虚实相生、阴阳对比的艺术效果，而作为民族记忆的太阳神崇拜被逐渐淡化，至于土家人所解释的：春天的腾勾新丫、蜘蛛脚或是民族歌中唱的“48勾勾小姑，土家被盖巧功夫。郎若看着新式样，陪装嫁奁中意不?”都只是因形释义，是在发展流变中的符号信息内涵的转换，所以研究土家织锦纹饰一定要注意这种转换与丢失。

　　笔者将土家织锦纹饰形象与名称相比较发现：以花作为形象主体的极多，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土家人在劳动生活中之所见而又将其搬上织锦，对某些花样可以这样解释，而在某些传统古老式样中，所反映的却是采集经济下诞生的花树崇拜：梭罗树、梭罗桠、六乔花、玉簪盖等等。《太平广记》中记载：战国之时，“李正，学道……正身死，家人埋之于武陵，坟上生花树，高七尺，有人遇此花树，皆聪明，文章盛。”在现在的黔东南苗族中，依然有这种祭花树的盛大节日。可以设想，在几千年前，织锦女在创造纹饰时，一定是选择她观察最仔细的印象最深刻的物象。这就是韦雷泽爵士在《金枝》中 所描述的：狩猎部族不会用随手可得的鲜花，绿叶而是用兽牙，兽骨，兽皮等东西来装饰自身。只是纹饰发展到后期即以农业为主的时期，织锦者才会发现自然界中植物、花卉的美，从而将其搬上织锦。体现在纹饰中，不仅有对生活的观察，还有民族历史的记忆。一直以来，人们都以白虎为土家族的图腾，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崇拜蛇的部族也曾是土家人的先祖。

　　织锦纹饰中与蛇有关的特别多：大蛇花、小蛇花、蛇皮花、小龙花等等，在恩施，称蛇为小龙，民间故事中有《黑蛇大哥》，《向王与青龙》等，古籍有所载的、巴蛇吞象之说，现在民间还有禁忌：家里来蛇，谓之家神，焚香送之;女子梦蛇为身有喜之兆等等，可见作为土家祖先之一的蛇部族虽然被人们所淡忘，却忠实的保存在织锦纹饰中。

　　作为土家织锦的纹饰中所蕴涵的信息极多，是土家族口传，非文本文传的物态化形式，而与纹饰紧密结合的色彩，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外来文化对土著文化的强烈影响。土家族神话中虽然没有产生如藏族、蒙古族、纳西族那样明确，强烈的色彩观和神话中的神灵色彩系统，但是在土家织锦中却反映出强烈的色彩现象，呈现出较成熟的民间色彩体系。这种色彩体系独立于汉文化圈主流色彩体系之后，但又与南方楚文化的风格极相似，特别是战国，汉代的漆器更是惊人的相似。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的鹿角立鹤，通体饰错金纹饰，背部、翅膀、腹、尾的边缘镶一周绿松石;湖北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中的漆器：《云豹纹漆扁壶纹饰》、《凤纹漆盒盖部纹饰》、《凤纹漆耳环纹饰》均以大面积黑色为底色，绘以朱红、金、蓝、银、黄等色，图象随器形变化，多曲线，圆弧线，物象所作c形。而土家织锦中也是这种强烈的色彩对比：其色彩浓艳、富丽，忌用大面积白色，以黑为底色，以黑、白线条分割图案，用色呈秩序排列，使对比色调调和，同时，在连续的图案中，寻求不同的色彩变化，一首配色三字经式的歌诀道：“黑配白，哪里得;红配绿，选不出;蓝配黄，放光芒。”这里已有意识的运用了互补色的原理来配色。鲜明热烈的色彩与丰富饱满的图案互为作用，色彩的冷暖与图案的分割相互依存，组成一个整体。土家织锦中虽然没有如刺绣般清晰的图象，却是以色彩统率整体，而形成强烈的视觉感受。当然，在强调楚文化影响的同时，所不应忽视的，还有土家织锦本身所产生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使楚文化与土著文化结合与产生流变的重要原因。

　　土家人世代生活在大山之中，青山绿水，气候宜人，即使在冬季，也是满目绿色，所居的杆栏式建筑以木为材料，木料经多年烟熏火燎(因土家人的火塘就在堂屋内)，无论是建筑外壁、内墙都呈现出一种古旧的颜色，在这种色彩环境中，作为嫁奁的土家织锦所追求的必然是一种鲜亮的，能在大面积的冷、灰色调中跳跃而出的喜庆的色彩，通过视觉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慰籍。其次，还有工艺的问题，由于织锦材料多是自纺、自染，染料多是植物、矿物类，在长期使用后，易产生褪色，因此，加强其色调、色相、纯度的对比，使其长期使用后，依然鲜艳、富丽。

　　所以说，土家织锦的色彩又与楚汉漆器纹饰色彩有所不同，后者强调的是大面积的黑色底上强烈的朱红、蓝、黄，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另一个世界的神秘与浪漫，而前者是以红色为主调，以黑为底色，以黑、白线分割图案，努力营造一种温暖、喜庆、热烈的色彩感受。因此，笔者认为，楚文化在早期对土家织锦产生过强烈影响，但是土家人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革新和创造，从而发展出一种与自身的生活环境和生活需求相一致的色彩系统，虽然没有如藏族、纳西族那样在口传文化中清晰的表露出来，但是却以一种物态化的存在在土家织锦中世代传承。

　　土家织锦作为一个活态的文化现象，曾在土家族日常生活和婚俗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冲击，土家织锦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使其陷入了困境。与之相比较的鲁西南的家织花格布，通州的家做千层底布鞋却走出了另一条路。花格布是鲁西南家织土布中最重要的品种，纹饰多以条带状图案，分割、调节、过渡、统一，强化大面积视觉分割的功能，图案有：斗纹、骨头节、错节、山芋花、砖纹等，若以纹饰与色彩而论，花格布远没有土家织锦繁复、精美、富丽、浓郁，但却已形成了产业化。

　　从纺、经到织成成布再到进入市场已形成一条产业链。通州千层底步鞋也已经进入市场。土家织锦曾在20世纪80年代红火过，但是随产品质量的下降，用途的单一，民间生产逐渐萎缩。虽然现在研究土家织锦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在做产业与保护兼顾的工作。2002年，武汉纺织学院曾推出过一系列的土家织锦为设计原素的服装设计作品，但由于其着眼总仍是在民族服饰上，影响虽大，却不可能进入市场。对于土家织锦来说，保护与发展都需要现代设计和市场的介入，而怎样将古老的民间艺术传统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是研究者们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辛艺华，罗彬.土家族民间美术〔M〕. 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4

　　2 钟茂兰，范朴.中国民间美术〔M〕. 湖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

　　3 汪为文.湖南织锦〔M〕. 湖南： 湖南美术出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