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遗存对造型实践的启示
唐方分享
【摘要】雕塑遗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民族文化传播背景下的优势综合支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存在特征。不同的统治时期必然产生相应的艺术风格,文化发展并没有因统治角色的频繁更替而被撕裂为人逝灯灭的个体意志呈现。相反,却因其内部特有的包容性而趋更加稳定和庞大的发展态势。本文通过“神游远古”导入部分自然过渡到“实践启示”导出部分:前者着重“文化心理与艺术创造的内在感应关联,梳理类别作品蕴涵的精神,得出阶段性写意造型风格呈现”的客观分析; 后者侧重“造型实践中文化心理与取舍观念中多元文化现状分析比较,肯定传统与现代造型艺术的必然延承性,在感性把握原则下传统文化创意为现代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进而理出自己雕塑语言走向的可行性构思”的主动寻找。
【关键词】写意精神;文化心理;感性把握
神游远古
原始石器和陶塑
石器工具的外形显示了原始先民探索性审美表达。在陶器功能性造型上的大胆尝试美的形式表达,其想象力被生活中的创造热情强烈的激发出来,虽然现存的雕塑实物十分罕见,但可以肯定当时的造型试验大量的发生着。这一时期的造型代表为“洛南猿人遗址”中出土的一件人头红陶壶(图-1),壶口被塑成女孩头像,具有诱人的表情,其美耐人寻味。
商周钟鼎
青铜器上精妙装饰纹理是商周祭祀的时代需要,而造型工匠对器物纹饰的创造性构思应该是审美主张的自我呈现。权力者用这些器物或祭祀供奉,或炊煮盛酒,具体的使用价值与工匠无关,征服视觉的形式美感才是他们永恒的表述目的,两者共同成就了兼实用与欣赏价值于一体的文物。超越时空的亲切感让古今中外的观赏者都为之兴奋和激动,这些具有原始情感和寓意的纹饰及造型成为中国气派艺术元素的重要构成。
秦汉陵墓主题下的佣和石刻
对死亡的深切心理活动是人类特有觉悟的反映。“事死如事生”是人类对自身情感的尊重,也是个人对生命眷恋的心理症结所致,死后灵魂有知的坚定信仰无疑是活者对死亡的一种美好心灵向往。类似于祈祷与缅怀的真实情感,确实能给周围痛失亲朋的人们以极大的安慰。这种情结引导下,陪葬之风日盛,秦陵兵马俑成为这方面的典型。秦佣造型上对人体比例解剖的最大规模探索实践,最终因政治原因而成昙花一现的璀眼流星。而汉佣除了在陈列模式上承秦朝气派外,还有自己长足的发展——塑造对象更为丰富多样,人物形象更为平民化、生活化。也许因其农耕社会的相对稳定,在单个造型气魄上不像秦佣那样雄武。
西汉儒家文化地位的明确确立,为文化的发展、鼎盛、沉淀、再到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段时期之后,文化开始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潜移默化,使艺术家在进行雕塑创作时更注重精神层面上的追求,这种境界表现在雕塑作品中便是写意精神的主动传达。“立象以尽(下转第82页)意”①成为当时纪念性造型的精神诉求,特别是鼎盛的汉武帝时期,石刻作品展现了有综合目的,且求助于象征的写意手法。有哲学家说道:“对象征的理解力,即人类精神最显著的特质,它起源于一种无意识的、自发的抽象写意过程。” 也许正是象征思维的运用与写意手法的巧妙融合,使汉代雕刻成为历史遗存的典型,也成就了中国造像创意中卓越的精神气派。
这一时期,运用写意造型手法的典型就是霍去病墓的群雕,代表作品《马踏匈奴》、《伏虎》、《人与熊》(图-2)等。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作品强调块面的整体把握,在处理方法上更注重点、线、面的有效组合,注意各细节元素的巧妙构成关系。同时,在内容上创造性地将历史、人物、文化、生活、政治等多个方面,进行有层次、有秩序、有重点的统筹安排,力求讲述的完整性与情节的连贯性,又不失个体造型的独立美感,让观者身临其境,与历史对话。另外,夸张造势丰富了造型表现的想象力,感性表达突破了当时陶佣造型的定势,浑然体魄显示了深刻的精神魅力。整体处理上借鉴了西汉初期陶佣人物和动物相对生动准确的特征分析,对物象的细微变化不做刻意处理,而是在把握基本动态和比例的基础上,对人和动物加以适度夸张和变形,并赋予其真切情感的写意化表达。
总体上说,汉代雕刻造型自然淳朴,手法点到为止,不拖沓琐碎,体现了汉代博大的文化气象。给人强有力的体量之美,更倾向于对作品“势”的精神表现,在造势的过程中强调对象的外在张力,增强了作品的视觉感染力;运用写意造型手法和构思,因材造像,自然而妙趣横生,呼应而融为一体;注重对环境因素的研究和思考,表达“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古代造像的立体音符,也是最早的公共艺术丰碑。
唐宋鼎盛的宗教造像及其朴素的生活观念呈现
谈论南北朝之后的造型艺术,必须简单概述一下朴素的宗教观念。人的求生欲望让其内心产生一个被保护的巨大幻想,许多拥有超自然力量的主宰者形象逐渐出现了,且被原始先民塑造的极其神秘威严,依靠想象力变形而来的神灵主体,终归没有脱离人的形态本质。也就是说,无论何等超能的神灵都有一个与人相类似的外表和关心凡人的良善愿望。之后的物质富裕所导致的阶级统治和斗争,几乎与神族等级的演进有着密切的同步关系。显然,佛教的广泛传播是历代先民最崇高生存理念(自身的安全存在与繁衍)的自然延续。这阶段宗教与政治两者相互依托,形成了华夏核心文明相对稳定的发展脉络。
南北朝到隋代是宗教造像的蓄势期。频繁战乱几乎摧毁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积极信念,印度佛教的应运传播对人们来说简直就是救世良方。精神上美好来世的假设是否可以说成是对现世绝对失望和无奈的不作为?在人类文明光环不断扩大的同时,能够照在个体生命上的人性关怀是何其微博,底层大众的饥寒交迫只能寻求宗教的抚慰。人神同形体、通心灵,是愿望上生活诉求的心理反应,也是无奈而坎坷的社会遭遇和窘迫而尴尬的现实处境的内心释怀,这是“精神解放”的又一生发原点,也是中国文化人“优则仕”共识下的集体创造。
宗教影响下造像的两度繁荣包括:唐代,稳定的政治局面推动宗教造像繁荣时代的到来。这一时期宗教进一步被统治阶级利用,石刻造像几乎成为民众生活中的大事,每个人都不遗余力的参与。同时,陵墓石刻进一步突出显示统治者的自信与傲慢,典型的唐三彩更是将唐朝的审美情趣表现的淋漓尽致。这一阶段雕塑造型既有绘画意义上的华丽美感,也有力学结构上的强烈量感。两宋时,由于统治局面的不安定,造像规模因地域差异而表现出巨大的不同,以重庆大足石刻为代表的川府造像群再次显示出独树一帜的兴盛。“儒释道”三教合一使宗教造像具有文化传播者的独立身份,但文化心理却不约而同地走向世俗。比如,山西太原晋祠中的宋塑仕女像也成为雕塑史上的典型样式。
明清泥塑和家饰摆件
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进入比较低弥的发展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的错综分化,导致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已经不可能被系统的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宗教造像,只有部分信仰者依据自己的经济实力自发组织一些小规模的寺庙塑像。同时,由于经济的阶段性繁荣导致民间奢华之风盛行,家用工艺小品迅猛发展,造型上强烈的民间元素丰富了大众的审美愿望。总体上,造型风格表现为宗教泥塑程式化与建筑构件中的砖雕、木雕及家具摆饰雕刻精致化同步发展。造像形式塑绘结合,进一步表现出现实中的民俗美感要求,工艺品极尽珍巧,堪称精品。
总之,造型样式的同一性在愈原始古老的年代就愈突出,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环境下更趋于多元化繁荣。在同一意象的造型中,追求极致精妙几乎成为古代工匠的毕生追求,从汉代以后,形的比例、尺寸、方圆逐渐模糊,而被写意化的形象成为约定俗成的经典符号。虽然每个朝代都有丰富的艺术创造,但在中国特有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带有明显汉唐气象的文化心理一直延续至今,在这种合力下形成了中国雕塑带有浓重宗教意识和画论影响的写意造型风格。这一风格深刻影响着当代造型艺术活动。
实践启示
雕塑遗存的自我认识
有结论评说中国古代雕塑集中表现为宗教雕塑是有道理的。宗教题材不仅统占了中国雕塑的大半个江山,而且可以说在宗教的影响下,造型多表现为女性关爱下诗意化身的温柔形象,无论佛陀还是俗人皆不张扬暴露,总是以谦和倾听的微笑表情出现。我们应该这样看待古代雕塑的情感表现:多不揭露悲苦,却重视温情的表现,蕴藏一种乐观、豁达的处世观,就是表现战争场面也是重“王道、正统”,绝不越轨,足见中国人的宽厚。客观的说,古代雕塑具有民间艺术的某些特征,多以“吉祥润泰”的主流基调粉饰太平,不过分针对个体内心的绝望,总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热情奔放的升腾精神。
显然,中国宗教信仰在文化艺术创造领域与西方有哲学逻辑上的根本区别。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宗教统领文化艺术的局面逐渐结束,而中国由于文化流派中“儒释道”合理揉杂,文化艺术唯统治者顶礼膜拜到近现代才从形式上结束。作为初步具有现代模式的艺术气氛,畅谈艺术从宗教里独立出来,只表现“人本位”的艺术立场,暂时只是拓展艺术外延的精神勇气。深层次分析,在中国哲学观念的深刻影响下,传统雕塑多呈现出“和”的文化精神。“和”通“合”,都是一种含蓄的“吉祥”文化心理法则。“和”代表顺和、祥和、和气、和谐,表现一种舒展开阔的生活情感;而“合”代表融合、综合、合适、合作,表现一种中庸淡定的处世态度。事实上,古人在造型艺术上,从来没有进入准确意义上“人”的塑造,其每一次尝试都把人放入自然的怀抱或放在被主宰的从属地位。心理上的不曾独立,使中国文化在关于“人”的发展史上只有少数的帝王将相和英雄形象,大众存在状态被简单弱化为一群草民。主流造型遗存中很少有自我挑战、争强斗胜的形象,而多为温驯服从的卑恭站姿或门卫式的呆木情态。只有极少数的民间把玩中才能看到正常人的喜怒哀乐,如四川出土的《说唱佣》。而西方素有以《大卫》为代表彰显向恶魔挑战的英雄形象;以《维纳斯》为代表的体现女性完美身材的裸体雕塑;以《掷铁饼者》为代表彰显普遍的物种竞争生存的运动员形象,等等。事实证明:西方很早就有注重以科学的测量分析方法对人体结构解剖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其他各种造型也都有理性的求知态度。而中国人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中,直到今天从没彻底离开过感性态度下的写意思维。所以,在造型的渊源上,古代中国与西方的造型追求,在“象”与“像”或准确性方面具有根本的原始差别,这一分野,都缘于华夏文明体系特有的感性情绪把握差别。如今,在“全球化”时代潮流下,要求雕塑家重新认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的同时,还要客观对待西方在雕塑艺术中对人体的结构解剖的理性知识积累,不能忽视西方写生法则的科学价值,以达到对人物表象与内心的全方位把握,做出打动观众内心的优秀作品。
拥有传承的文化素养
大多数中国人不追问造型样式的本质和原型,正好证明中国人的精明——个人无疑只是文化长河中的一滴露珠,创作中原型的讨论就显得是一个很无聊的非必要议题。文化传播生发必定早于文化的筛选记录,来不及反问创作动机先贤已消逝于历史洪流,但自有跟随者自发沿承,集沙成山,汇总出有今日气象的文明体系。
应该准确认识传统文化这种不断融合并连续否定的自发扩张特性,重视其生命力强大的内在原因。在雕塑界,可喜的是大多数从业者都有自省的优点,就是模仿或借鉴,也都多少融入自己的变通观点。这种崇拜式的尝试不仅表明不甘落后的学习动机,还说明被借鉴者曾有感动同行的亮点,即间接证明前者的艺术价值,初学者作为过渡之桥梁是可以理解的,但日渐久之,必导致自身创造力的颓废。我们应该环视还活跃在一线的老雕塑家是如何成功蜕变出自己的风格,其脉承和派系的肯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明朗过程,是社会氛围给予艺术家最高尚的精神鼓励。喧嚣与愤议并不能证明个体的艺术价值。
文化取舍态度的明朗
写意造型中“感性把握” 原则有其内在的心理依据,而不是毫无秩序的随性所至,可以说“情感”变形,而不失其原形是雕塑的形式美学逻辑。如此,才使我们今天的考古学、美学研究有了文化脉络的总体把握和文化体位的可感触性。我认为,看待传统遗存与现代创新的冲突不能只停留在时间逻辑上,应该刷洗其粗劣成分,进行科学有度的综合整理式继承。彰现代文明的中央旗帜,弘华夏文化的和谐基调,善化众信心灵,肃清虚空文化心理。文化没有优劣,只有学术爱好差别下的侧重探索与钻研,只要受益者日多,不要一味的争执在古今孰好孰坏的舌战中不能自拔。欣赏雕塑遗存的最佳方法是文化心理分析法,因为中国社会特有的教育背景早将文化传承的重任与我们的日常学习紧密结合起来。拥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才能完成知识的自然内化,才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个体,才不至于惭愧于七千年华夏文明的失落。
但凡是文化参照中的感悟和关注,每个人都必有良好的革新愿望。在创新的造型实践中总有人极尽其巧,穷其可探索的空间,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和思维境界。言未尽者象尽之,根据记载“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与艺术家,在共鸣与互补中,提出了意象艺术的理论与实践的研讨,泓扬重体晤,求神韵,潜意造象,随象写意的传统艺术精神,……使中国艺术由单纯神秘向明晰有序转化。”② 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有钱绍武、邢永川、陈云岗、吴为山、洛鹏等,他们或整合或遁形或皴点或取神的大写意手法,吸纳了宗教壁画和塑像、画像石刻、 中国画、民间造型的优秀成分,加上自己出色的基本功,让作品从灵魂上生动的飞翔起来,从而走出一条风格颇为成功的艺术之路。
内在情绪感召下雕塑语言的主动寻找
针对作品属性的变迁与现代艺术定义的时空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在当时,它们只是一件普通的守墓石兽、礼拜对象、家饰摆件,起到彰显威仪和等级身份的表征作用。今天,我们从美学层面对其进行学术上的归类诠释,将它们看作一件件古老的艺术精品,在其生命力延续的截点上做相对静态的客观分析,让受众自愿参与传统雕塑的文化价值挖掘活动。可以断言,只有开放博学的态度才能产生更为震撼的艺术共鸣。首先,传统雕塑对现代造型艺术的研究有史料价值。从艺术学角度上深入分析,可以说古代雕塑本身还是优秀的设计作品,可识别性为系统研究造型艺术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直观的视觉信息和有力的佐证。其次,使现代造型艺术的创新思维进一步拓展。从这个角度出发,雕塑遗存就会产生一种超出其时效价值局限的外延意义,近而延伸其更为强大的艺术张力。比如,我们看到霍去病墓雕刻作品巧妙地借用了自然环境对造型作品的选择性和包容性,延伸其表述功能的有效性。再次,就自己对现代造型艺术的参与而言,遗存可以为自己的艺术价值判定及专业方向定位提供可支借鉴的风格模式。
我认为,当代艺术创作的内在矛盾是:个人对文化素养被动缺失的补充与社会对文化理应主动关怀的遗露之间反差的日益扩大。这就要求我们从更为宽广的角度和高度重新审视历史遗存对现代造型艺术的文化价值,将两者做深度联系。我主张“循仁游艺”,即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确定学习、认识、欣赏的审美标准,综合道家的物我统一原则,尽可能有选择有重点的突破现有的约束局限。认清现代艺术走向成熟的时代要求——不断满足大众逐渐提高的积极审美心理和欣赏水平。“中国造型艺术怎样面对西方艺术潮流的冲及,如果一味跟从,必然会遭到厄运走向末路,一个国家的雕刻有自己的个性很重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则更重要。”③显然,对传统的反思是增强文化的感染力和提升民族的自豪感的有效途径,正视中国现代艺术离不开世界艺术迅猛裂变的客观事实,将汉唐文化的优势贯穿把握于艺术实践中是至关重要,将感性的传统文化素养与理性的现代造型知识相结合,补充当代雕塑艺术中的传统缺失,以求在浩瀚的艺术海洋中达到轻松自如、娱学于乐的创作状态。
结束语
必须承认关照过去与走向未来之间有剪不断的内在情结,复兴确实说明我们自己的文化心理在态度上更加客观自信、全面整体、宽厚博大。事实证明,艺术实践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步伐不会停,偶尔的起伏与羁绊不会割裂中国传承至今的文化整体性,虽然未来不可臆猜,但也不用怀疑中国文化艺术再度辉煌的必然趋势。
但愿自己在雕塑艺术的道路上走的更远、更稳健!
参考文献
[1]伍甫.《漫谈“抽象”与艺术》[D]
[2]邢永川《中国雕塑的研讨与创作》[M]P1《意象艺术研究序言》.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
[3]转引自 :吴世常陈伟著《新编美学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P78
【关键词】写意精神;文化心理;感性把握
神游远古
原始石器和陶塑
石器工具的外形显示了原始先民探索性审美表达。在陶器功能性造型上的大胆尝试美的形式表达,其想象力被生活中的创造热情强烈的激发出来,虽然现存的雕塑实物十分罕见,但可以肯定当时的造型试验大量的发生着。这一时期的造型代表为“洛南猿人遗址”中出土的一件人头红陶壶(图-1),壶口被塑成女孩头像,具有诱人的表情,其美耐人寻味。
商周钟鼎
青铜器上精妙装饰纹理是商周祭祀的时代需要,而造型工匠对器物纹饰的创造性构思应该是审美主张的自我呈现。权力者用这些器物或祭祀供奉,或炊煮盛酒,具体的使用价值与工匠无关,征服视觉的形式美感才是他们永恒的表述目的,两者共同成就了兼实用与欣赏价值于一体的文物。超越时空的亲切感让古今中外的观赏者都为之兴奋和激动,这些具有原始情感和寓意的纹饰及造型成为中国气派艺术元素的重要构成。
秦汉陵墓主题下的佣和石刻
对死亡的深切心理活动是人类特有觉悟的反映。“事死如事生”是人类对自身情感的尊重,也是个人对生命眷恋的心理症结所致,死后灵魂有知的坚定信仰无疑是活者对死亡的一种美好心灵向往。类似于祈祷与缅怀的真实情感,确实能给周围痛失亲朋的人们以极大的安慰。这种情结引导下,陪葬之风日盛,秦陵兵马俑成为这方面的典型。秦佣造型上对人体比例解剖的最大规模探索实践,最终因政治原因而成昙花一现的璀眼流星。而汉佣除了在陈列模式上承秦朝气派外,还有自己长足的发展——塑造对象更为丰富多样,人物形象更为平民化、生活化。也许因其农耕社会的相对稳定,在单个造型气魄上不像秦佣那样雄武。
西汉儒家文化地位的明确确立,为文化的发展、鼎盛、沉淀、再到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段时期之后,文化开始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潜移默化,使艺术家在进行雕塑创作时更注重精神层面上的追求,这种境界表现在雕塑作品中便是写意精神的主动传达。“立象以尽(下转第82页)意”①成为当时纪念性造型的精神诉求,特别是鼎盛的汉武帝时期,石刻作品展现了有综合目的,且求助于象征的写意手法。有哲学家说道:“对象征的理解力,即人类精神最显著的特质,它起源于一种无意识的、自发的抽象写意过程。” 也许正是象征思维的运用与写意手法的巧妙融合,使汉代雕刻成为历史遗存的典型,也成就了中国造像创意中卓越的精神气派。
这一时期,运用写意造型手法的典型就是霍去病墓的群雕,代表作品《马踏匈奴》、《伏虎》、《人与熊》(图-2)等。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作品强调块面的整体把握,在处理方法上更注重点、线、面的有效组合,注意各细节元素的巧妙构成关系。同时,在内容上创造性地将历史、人物、文化、生活、政治等多个方面,进行有层次、有秩序、有重点的统筹安排,力求讲述的完整性与情节的连贯性,又不失个体造型的独立美感,让观者身临其境,与历史对话。另外,夸张造势丰富了造型表现的想象力,感性表达突破了当时陶佣造型的定势,浑然体魄显示了深刻的精神魅力。整体处理上借鉴了西汉初期陶佣人物和动物相对生动准确的特征分析,对物象的细微变化不做刻意处理,而是在把握基本动态和比例的基础上,对人和动物加以适度夸张和变形,并赋予其真切情感的写意化表达。
总体上说,汉代雕刻造型自然淳朴,手法点到为止,不拖沓琐碎,体现了汉代博大的文化气象。给人强有力的体量之美,更倾向于对作品“势”的精神表现,在造势的过程中强调对象的外在张力,增强了作品的视觉感染力;运用写意造型手法和构思,因材造像,自然而妙趣横生,呼应而融为一体;注重对环境因素的研究和思考,表达“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古代造像的立体音符,也是最早的公共艺术丰碑。
唐宋鼎盛的宗教造像及其朴素的生活观念呈现
谈论南北朝之后的造型艺术,必须简单概述一下朴素的宗教观念。人的求生欲望让其内心产生一个被保护的巨大幻想,许多拥有超自然力量的主宰者形象逐渐出现了,且被原始先民塑造的极其神秘威严,依靠想象力变形而来的神灵主体,终归没有脱离人的形态本质。也就是说,无论何等超能的神灵都有一个与人相类似的外表和关心凡人的良善愿望。之后的物质富裕所导致的阶级统治和斗争,几乎与神族等级的演进有着密切的同步关系。显然,佛教的广泛传播是历代先民最崇高生存理念(自身的安全存在与繁衍)的自然延续。这阶段宗教与政治两者相互依托,形成了华夏核心文明相对稳定的发展脉络。
南北朝到隋代是宗教造像的蓄势期。频繁战乱几乎摧毁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积极信念,印度佛教的应运传播对人们来说简直就是救世良方。精神上美好来世的假设是否可以说成是对现世绝对失望和无奈的不作为?在人类文明光环不断扩大的同时,能够照在个体生命上的人性关怀是何其微博,底层大众的饥寒交迫只能寻求宗教的抚慰。人神同形体、通心灵,是愿望上生活诉求的心理反应,也是无奈而坎坷的社会遭遇和窘迫而尴尬的现实处境的内心释怀,这是“精神解放”的又一生发原点,也是中国文化人“优则仕”共识下的集体创造。
宗教影响下造像的两度繁荣包括:唐代,稳定的政治局面推动宗教造像繁荣时代的到来。这一时期宗教进一步被统治阶级利用,石刻造像几乎成为民众生活中的大事,每个人都不遗余力的参与。同时,陵墓石刻进一步突出显示统治者的自信与傲慢,典型的唐三彩更是将唐朝的审美情趣表现的淋漓尽致。这一阶段雕塑造型既有绘画意义上的华丽美感,也有力学结构上的强烈量感。两宋时,由于统治局面的不安定,造像规模因地域差异而表现出巨大的不同,以重庆大足石刻为代表的川府造像群再次显示出独树一帜的兴盛。“儒释道”三教合一使宗教造像具有文化传播者的独立身份,但文化心理却不约而同地走向世俗。比如,山西太原晋祠中的宋塑仕女像也成为雕塑史上的典型样式。
明清泥塑和家饰摆件
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进入比较低弥的发展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的错综分化,导致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已经不可能被系统的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宗教造像,只有部分信仰者依据自己的经济实力自发组织一些小规模的寺庙塑像。同时,由于经济的阶段性繁荣导致民间奢华之风盛行,家用工艺小品迅猛发展,造型上强烈的民间元素丰富了大众的审美愿望。总体上,造型风格表现为宗教泥塑程式化与建筑构件中的砖雕、木雕及家具摆饰雕刻精致化同步发展。造像形式塑绘结合,进一步表现出现实中的民俗美感要求,工艺品极尽珍巧,堪称精品。
总之,造型样式的同一性在愈原始古老的年代就愈突出,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环境下更趋于多元化繁荣。在同一意象的造型中,追求极致精妙几乎成为古代工匠的毕生追求,从汉代以后,形的比例、尺寸、方圆逐渐模糊,而被写意化的形象成为约定俗成的经典符号。虽然每个朝代都有丰富的艺术创造,但在中国特有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带有明显汉唐气象的文化心理一直延续至今,在这种合力下形成了中国雕塑带有浓重宗教意识和画论影响的写意造型风格。这一风格深刻影响着当代造型艺术活动。
实践启示
雕塑遗存的自我认识
有结论评说中国古代雕塑集中表现为宗教雕塑是有道理的。宗教题材不仅统占了中国雕塑的大半个江山,而且可以说在宗教的影响下,造型多表现为女性关爱下诗意化身的温柔形象,无论佛陀还是俗人皆不张扬暴露,总是以谦和倾听的微笑表情出现。我们应该这样看待古代雕塑的情感表现:多不揭露悲苦,却重视温情的表现,蕴藏一种乐观、豁达的处世观,就是表现战争场面也是重“王道、正统”,绝不越轨,足见中国人的宽厚。客观的说,古代雕塑具有民间艺术的某些特征,多以“吉祥润泰”的主流基调粉饰太平,不过分针对个体内心的绝望,总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热情奔放的升腾精神。
显然,中国宗教信仰在文化艺术创造领域与西方有哲学逻辑上的根本区别。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宗教统领文化艺术的局面逐渐结束,而中国由于文化流派中“儒释道”合理揉杂,文化艺术唯统治者顶礼膜拜到近现代才从形式上结束。作为初步具有现代模式的艺术气氛,畅谈艺术从宗教里独立出来,只表现“人本位”的艺术立场,暂时只是拓展艺术外延的精神勇气。深层次分析,在中国哲学观念的深刻影响下,传统雕塑多呈现出“和”的文化精神。“和”通“合”,都是一种含蓄的“吉祥”文化心理法则。“和”代表顺和、祥和、和气、和谐,表现一种舒展开阔的生活情感;而“合”代表融合、综合、合适、合作,表现一种中庸淡定的处世态度。事实上,古人在造型艺术上,从来没有进入准确意义上“人”的塑造,其每一次尝试都把人放入自然的怀抱或放在被主宰的从属地位。心理上的不曾独立,使中国文化在关于“人”的发展史上只有少数的帝王将相和英雄形象,大众存在状态被简单弱化为一群草民。主流造型遗存中很少有自我挑战、争强斗胜的形象,而多为温驯服从的卑恭站姿或门卫式的呆木情态。只有极少数的民间把玩中才能看到正常人的喜怒哀乐,如四川出土的《说唱佣》。而西方素有以《大卫》为代表彰显向恶魔挑战的英雄形象;以《维纳斯》为代表的体现女性完美身材的裸体雕塑;以《掷铁饼者》为代表彰显普遍的物种竞争生存的运动员形象,等等。事实证明:西方很早就有注重以科学的测量分析方法对人体结构解剖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其他各种造型也都有理性的求知态度。而中国人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中,直到今天从没彻底离开过感性态度下的写意思维。所以,在造型的渊源上,古代中国与西方的造型追求,在“象”与“像”或准确性方面具有根本的原始差别,这一分野,都缘于华夏文明体系特有的感性情绪把握差别。如今,在“全球化”时代潮流下,要求雕塑家重新认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的同时,还要客观对待西方在雕塑艺术中对人体的结构解剖的理性知识积累,不能忽视西方写生法则的科学价值,以达到对人物表象与内心的全方位把握,做出打动观众内心的优秀作品。
拥有传承的文化素养
大多数中国人不追问造型样式的本质和原型,正好证明中国人的精明——个人无疑只是文化长河中的一滴露珠,创作中原型的讨论就显得是一个很无聊的非必要议题。文化传播生发必定早于文化的筛选记录,来不及反问创作动机先贤已消逝于历史洪流,但自有跟随者自发沿承,集沙成山,汇总出有今日气象的文明体系。
应该准确认识传统文化这种不断融合并连续否定的自发扩张特性,重视其生命力强大的内在原因。在雕塑界,可喜的是大多数从业者都有自省的优点,就是模仿或借鉴,也都多少融入自己的变通观点。这种崇拜式的尝试不仅表明不甘落后的学习动机,还说明被借鉴者曾有感动同行的亮点,即间接证明前者的艺术价值,初学者作为过渡之桥梁是可以理解的,但日渐久之,必导致自身创造力的颓废。我们应该环视还活跃在一线的老雕塑家是如何成功蜕变出自己的风格,其脉承和派系的肯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明朗过程,是社会氛围给予艺术家最高尚的精神鼓励。喧嚣与愤议并不能证明个体的艺术价值。
文化取舍态度的明朗
写意造型中“感性把握” 原则有其内在的心理依据,而不是毫无秩序的随性所至,可以说“情感”变形,而不失其原形是雕塑的形式美学逻辑。如此,才使我们今天的考古学、美学研究有了文化脉络的总体把握和文化体位的可感触性。我认为,看待传统遗存与现代创新的冲突不能只停留在时间逻辑上,应该刷洗其粗劣成分,进行科学有度的综合整理式继承。彰现代文明的中央旗帜,弘华夏文化的和谐基调,善化众信心灵,肃清虚空文化心理。文化没有优劣,只有学术爱好差别下的侧重探索与钻研,只要受益者日多,不要一味的争执在古今孰好孰坏的舌战中不能自拔。欣赏雕塑遗存的最佳方法是文化心理分析法,因为中国社会特有的教育背景早将文化传承的重任与我们的日常学习紧密结合起来。拥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才能完成知识的自然内化,才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个体,才不至于惭愧于七千年华夏文明的失落。
但凡是文化参照中的感悟和关注,每个人都必有良好的革新愿望。在创新的造型实践中总有人极尽其巧,穷其可探索的空间,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和思维境界。言未尽者象尽之,根据记载“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与艺术家,在共鸣与互补中,提出了意象艺术的理论与实践的研讨,泓扬重体晤,求神韵,潜意造象,随象写意的传统艺术精神,……使中国艺术由单纯神秘向明晰有序转化。”② 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有钱绍武、邢永川、陈云岗、吴为山、洛鹏等,他们或整合或遁形或皴点或取神的大写意手法,吸纳了宗教壁画和塑像、画像石刻、 中国画、民间造型的优秀成分,加上自己出色的基本功,让作品从灵魂上生动的飞翔起来,从而走出一条风格颇为成功的艺术之路。
内在情绪感召下雕塑语言的主动寻找
针对作品属性的变迁与现代艺术定义的时空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在当时,它们只是一件普通的守墓石兽、礼拜对象、家饰摆件,起到彰显威仪和等级身份的表征作用。今天,我们从美学层面对其进行学术上的归类诠释,将它们看作一件件古老的艺术精品,在其生命力延续的截点上做相对静态的客观分析,让受众自愿参与传统雕塑的文化价值挖掘活动。可以断言,只有开放博学的态度才能产生更为震撼的艺术共鸣。首先,传统雕塑对现代造型艺术的研究有史料价值。从艺术学角度上深入分析,可以说古代雕塑本身还是优秀的设计作品,可识别性为系统研究造型艺术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直观的视觉信息和有力的佐证。其次,使现代造型艺术的创新思维进一步拓展。从这个角度出发,雕塑遗存就会产生一种超出其时效价值局限的外延意义,近而延伸其更为强大的艺术张力。比如,我们看到霍去病墓雕刻作品巧妙地借用了自然环境对造型作品的选择性和包容性,延伸其表述功能的有效性。再次,就自己对现代造型艺术的参与而言,遗存可以为自己的艺术价值判定及专业方向定位提供可支借鉴的风格模式。
我认为,当代艺术创作的内在矛盾是:个人对文化素养被动缺失的补充与社会对文化理应主动关怀的遗露之间反差的日益扩大。这就要求我们从更为宽广的角度和高度重新审视历史遗存对现代造型艺术的文化价值,将两者做深度联系。我主张“循仁游艺”,即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确定学习、认识、欣赏的审美标准,综合道家的物我统一原则,尽可能有选择有重点的突破现有的约束局限。认清现代艺术走向成熟的时代要求——不断满足大众逐渐提高的积极审美心理和欣赏水平。“中国造型艺术怎样面对西方艺术潮流的冲及,如果一味跟从,必然会遭到厄运走向末路,一个国家的雕刻有自己的个性很重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则更重要。”③显然,对传统的反思是增强文化的感染力和提升民族的自豪感的有效途径,正视中国现代艺术离不开世界艺术迅猛裂变的客观事实,将汉唐文化的优势贯穿把握于艺术实践中是至关重要,将感性的传统文化素养与理性的现代造型知识相结合,补充当代雕塑艺术中的传统缺失,以求在浩瀚的艺术海洋中达到轻松自如、娱学于乐的创作状态。
结束语
必须承认关照过去与走向未来之间有剪不断的内在情结,复兴确实说明我们自己的文化心理在态度上更加客观自信、全面整体、宽厚博大。事实证明,艺术实践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步伐不会停,偶尔的起伏与羁绊不会割裂中国传承至今的文化整体性,虽然未来不可臆猜,但也不用怀疑中国文化艺术再度辉煌的必然趋势。
但愿自己在雕塑艺术的道路上走的更远、更稳健!
参考文献
[1]伍甫.《漫谈“抽象”与艺术》[D]
[2]邢永川《中国雕塑的研讨与创作》[M]P1《意象艺术研究序言》.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
[3]转引自 :吴世常陈伟著《新编美学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P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