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2013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4年04月09日下午揭晓。而关于2013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3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2013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

　　发掘单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市文物处

　　发掘领队：张春龙

　　简介：

　　兔子山遗址是楚、秦、张楚、西汉、东汉、三国吴国直至宋朝的的益阳县治所在，其延续时间之长，保存遗迹之丰富、出土文物之多，在南方地区考古工作中极为少见。

　　古井出土简牍比例之高、简牍时代链条完备、数量之多十分罕见。11座古井出土有简牍一万五千余枚。简牍的时代为战国楚、秦、张楚、两汉到三国孙吴时期，内容为益阳县档案和公私书信。

　　首次在遗址中出土战国时期的行政文书档案。此前战国时期的文书档案发现极少，尤其是在遗址中未曾发现。

　　秦二世元年文告为认识秦二世其人提供了新资料。据《史记》等文献记载，秦二世是靠矫诏篡位当上皇帝的。此次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告言称“朕奉遗诏”，与北京大学藏西汉简牍中《赵政书》的记载是吻合的。文告中要求“毋以细物苛劾县吏”，说明他有改革以惠及民众的设想和实践。

　　“张楚之岁”觚。在秦汉之间有一个很短的时代，“张楚”或者“楚”，“张楚之岁”觚，意味着一个时代(张楚)的简牍的发现。

　　汉代益阳周围很不平静。据《后汉书》等文献记载，东汉时期益阳一带有民族冲突和官民冲突。简牍中有与之相关的记录，可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

　　专家点评：

　　高崇文：益阳简数量之大、时代跨度之长、内容之丰富，是非常罕见的，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司法、户籍等诸方面，是楚至三国吴时期的地方档案文书，相当多的内容是传世文献所不具备的，是研究由楚制到秦制再到汉制的非常重要的资料。

　　郭伟民：益阳兔子山遗址不仅发现了古代益阳县城衙署遗址，还出土了大量战国至三国时期简牍，其年代之完整，序列之连续，内容之丰富，实属罕见。

　　2013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

　　发掘单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

　　发掘领队：谢涛

　　简介：

　　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地点一处西汉时期墓地进行了抢救发掘工作，共发掘了西汉时期土坑木椁墓4座。墓葬均早期被盗。墓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分为有底箱和无底箱两类。墓葬方向和大小相近。方向为南北向，椁室长5~7米、宽3~4.5米、高2~2.2米。共出土遗物620余件，其中陶器有罐、鼎、盆、钵、瓮、壶、井、灶等;漆木器有耳杯、奁、几、盘、盒、木俑、马、璧、杖、器座、案、半圆形器、织机模型等;铜器有弩机、带钩、扣饰、钱币有“半两”和“五铢”;另有少量铁器、竹编器、草(棕)编器等。重要收获有M1出土的50余支木牍、M2出土的玉质印章和4件竹木制织机模型、M3出土的920余支(编号数量)竹简及人体经穴漆人像等。M1出土木牍书写内容为官府文书和巫术两类。M3竹简为医简，经初步整理，医书暂定名为《五色脉诊》《敝昔医论》《脉死侯》《六十病方》《病源》《经脉书》《诸病症侯》《脉数》《医马书》。墓葬年代初步推测为西汉景帝、武帝时期。出土四部织机模型应是迄今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多综多蹑织机，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研究的空白;首次在四川出土的医简是继马王堆之后出土的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医简医学文物。

　　专家点评：

　　袁靖：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大量西汉简牍为四川地区首次发现。医简中散失已久的扁鹊学派医学经典是中国医学史上的重要篇章。出土的完整人体经穴人像是中国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经络穴人像，与墓葬出土经脉医书相对照，对了解传统医学经脉针灸理论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施劲松：M2出土四部竹木制的织机，以及丝线、染料和可能用以表现织工的10余件彩绘木俑。织机是目前所见最完整的汉代织机模型。这些发现对研究当时的纺织技术亦有重要意义。

　　2013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河南洛阳新安汉函谷关遗址

　　发掘单位：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安县文物管理局

　　发掘领队：严辉

　　简介：

　　汉函谷关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东，地处秦岭山脉东段的峡谷之中，建于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考古工作自2012年6月份开始，至2013年10月田野工作结束，勘探总面积约13.9万平方米，发掘面积共3325平方米，取得了重大收获。发现了城墙、道路和建筑遗址等重要遗迹，出土遗物有陶器、瓷器、铁器、铜器等共250余件，钱币108枚。

　　通过目前的考古工作，遗址布局基本明晰：它是一处东西狭长的小型城邑，卡在峡谷之中，东墙与南北山上的夯土长墙相连接，达到军事防御和控制交通的目的。遗址南部、皂涧河北岸是主要的生活区。中部有一条狭长的东西向通道，也是唯一的通关道路。根据出土遗物和对遗迹的解剖，可以确定城墙、建筑和古道均为汉代修建。 　　秦汉时期是关隘体系全面发展的时期，但是关隘遗址的考古资料非常匮乏，汉函谷关作为汉代最为重要的一处内关，其考古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此次发现，为关隘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为函谷关遗址的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为丝绸之路的申遗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专家点评：

　　焦南峰：汉函谷关是我国历史上建置较早，且且有重要历史作用的关隘之一。此次发掘是我国考古界古代关隘的首次大规模发掘，且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中国古代关隘建置史、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为“丝绸之路”申遗奠定了基础。

　　韩国河：此次汉函谷关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工作态度严谨，方案设计合理，在对遗址进行全面调查勘探的基础上，对遗址的关键部位进行了发掘，通过三千余平米的发掘工作，大致搞清了关城的布局以及防御体系的构成。

　　2013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陕西西安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发掘领队：刘瑞

　　简介：

　　渭桥遗址位于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北侧，2012年4月发现，2012年6月开始对其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经过一年多的考古调查、钻探与发掘之后，已在汉长安城北侧及东北发现3组7座渭河桥。其中厨城门一号桥为南北向木梁柱桥，东、西两侧桥桩外皮之间宽15.4米，经物探、铲探及试掘，桥南北长在880米左右。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测定，一号桥桥桩的时代范围大体在公元前370年至公元230年之间。

　　以厨城门一号桥为中心，在东西400米的范围内高密度发现5座大型古代渭河桥梁的情况，在考古学上为第一次发现。在横门外发掘区域发掘暂未发现渭河桥的情况下，厨城门外古桥群很可能即是文献所载“中渭桥”。该桥的发现和确定，不仅对古代桥梁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对秦咸阳城、汉长安城的进一步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其不仅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木梁柱桥，而且也是丝绸之路从汉长安城出发后的第一座桥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通过厨城门一号桥清理发现的“康熙通宝”等清代遗物，表明渭河河道西安段大规模北移的时间上限，应不超过康熙时代，这不仅对渭河变迁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关中环境史的研究也同样重要。

　　专家点评：

　　张威：陕西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发现的西汉时期渭河桥上柱础、石刻等显示了我国古代建桥技术的历史和工艺，反映了西汉时期交通、贸易状况的繁荣景象，具有较高价值。

　　2013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江苏扬州曹庄隋唐墓(隋炀帝墓)

　　发掘单位：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束家平

　　简介：

　　2013年3月，在江苏省扬州市西湖镇司徒村曹庄中星海上紫郡房地产建设项目中发现两座砖室墓(编号2013YCM1、M2)。

　　M1由墓道、甬道、主墓室、东耳室、西耳室五部分组成，用砖与隋江都宫城城墙砖相同。出土“故隨煬帝墓誌”1合，还出土了玉器、铜器、陶器、漆器等遗物近200件(套)，其中蹀躞金玉带是带具系统中的最高等级，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件最完整的十三环蹀躞带。两颗牙齿鉴定年龄约50岁。根据出土的和高规格随葬品，结合文献记载与牙齿鉴定结果，确定墓主人是隋炀帝杨广。

　　M2由墓道、甬道、主墓室、东耳室、西耳室五部分组成。在主墓室倒塌淤积土中发现了少量的龙纹砖与莲瓣纹砖。随葬文物丰富，清理出陶器、瓷器、铜器、漆木器、铁器、玉器等600余件(套)。其中青铜编钟、编磬是迄今国内唯一的隋唐时期的实物。人骨和牙齿鉴定为年龄大于56岁、身高约1.5米的老年女性个体。通过出土的高等级文物，结合文献记载与人骨鉴定的结果，判断M2墓主人是隋炀帝夫人萧后。

　　考古发掘确认扬州曹庄隋唐墓葬为隋炀帝墓、萧后墓，是隋炀帝杨广与萧后的最后埋葬之地，印证了历史文献的记载。隋炀帝墓的最终确定和出土的一批高等级文物，为研究隋唐时期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第一手的科学资料;为研究隋唐高等级墓葬形制提供了实证资料;丰富了扬州城遗址的内涵，有利于促进扬州城国家大遗址的保护利用。

　　专家点评：

　　邹后曦：江苏扬州曹庄隋炀帝及萧后合葬墓墓葬构造基本完整。出土了一批高规格的珍贵文物。墓志的发现为墓主身份的认定提供了确凿证据。该发现是隋代考古的重大发现，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研究的重大收获，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不可替代的重要史料。

　　2013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四川石渠吐蕃时代石刻

　　调查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故宫博物院、甘孜州石渠县文化局

　　领 队：高大伦

　　简介：

　　201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故宫博物院、甘孜州石渠县文化局对县境内早期石刻开展调查工作，陆续在石渠县境内发现3处吐蕃时期石刻群遗存，取得了重大收获。石刻群保存良好，皆是吐蕃时期流行的典型题材和内容，符合吐蕃时期的典型风格，并发现吐蕃时期施凿年代题刻。

　　须巴神山石刻群位于长沙干马乡，现存石刻14幅，是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一处。其题材内容丰富，除佛教图像外，还有大量的古藏文题刻，出现施凿年代及施造人的记录，以证该处石刻群凿刻于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在位期间(8世纪末～9世纪初)。白马神山石刻群位于洛须镇，现存石刻3幅，首次在摩崖造像中发现早期密宗双身题材。烟角村石刻位于洛须镇，现存石刻1幅，是保存完好的大型阴线刻大日如来像。

　　石渠县新发现的石刻群丰富的图像内容和古藏文题记，相关年代题刻明确施凿时间和施造人，为吐蕃时期佛教考古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石渠县成为唐蕃古道的重要节点，为唐蕃古道走向或文成公主进藏路线的考证提供了新的论据，填补了青藏高原东部唐蕃古道走向重要环节的资料空白;对研究吐蕃历史、佛教史、佛教艺术史、唐蕃关系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专家点评：

　　张建林：在四川石渠县发现数量较多的吐蕃时期(唐代)佛教石刻，使石渠县成为川、藏、青三省吐蕃时期佛教造像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吐蕃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了解。石刻造像多以大日如来为主尊，反映出吐蕃时期大日如来信仰的流行。造像风格可以看出印度和中原地区的影响，更有吐蕃自己创造的“吐蕃样式”佛教造像风格，展现出8～9世纪吐蕃吸收、融合印度、中原地区佛教文化的情况。新发现的古藏文题刻，为我们了解造像功德主、造像缘起、参加造像人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新资料。

　　2013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江西景德镇南窑唐代窑址

　　发掘单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乐平市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局、乐平市博物馆

　　发掘领队：张文江

　　简介：

　　南窑遗址位于江西省景德镇乐平市接渡镇南窑村东北，1964年发现，2013年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揭示龙窑遗迹2座、灰坑10个、灰沟1条、道路遗迹1条，总计揭露面积1013.5平方米，出土大批窑具和瓷片标本，重达数十吨。

　　发掘表明，南窑遗址文化层堆积厚，达1~3米，堆积最深超过5米，规模宏大，分布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遗址遗存丰富，包含了取土的白土塘、运输原料的江湖塘、溪坑、码头、储料池以及烧造产品的窑炉等反映制瓷工艺流程的作坊遗迹。全面揭露一条长达78.8米龙窑遗迹，是迄今为止考古揭露最长的唐代龙窑遗迹。尤为独特的是，该龙窑早期烧造时在窑床中段使用了方形减火坑的技术手法，这是以往龙窑遗迹中所不见的。

　　考古研究证明，南窑是江西地区一处重要的独具风格、特色鲜明的唐代青瓷窑场，具有长沙窑风格，兼具洪州窑、越窑和河南鲁山窑的特点，部分产品具有外销的性质。南窑始烧于中唐，兴盛于中晚唐，衰落于晚唐，距今有1200多年的烧造历史。文献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历史有两千多年。然而考古资料表明其最早的瓷业遗存是10世纪晚唐五代时期生产青瓷和白瓷的窑业遗存。此次发掘的南窑遗址是景德镇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瓷业遗存。

　　专家点评：

　　徐长青：陶瓷产品兼具洪州窑、黄金埠窑、越窑、长沙窑等多方文化特点。是瓷都景德镇“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先声，为明清时期瓷都景德镇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王光尧：产品风格和内容表明唐代中晚期以腰鼓为代表的宫廷雅乐已在江西地区普及，表明江西地区文化的开放与包容性。从使用匣钵和有部分精细产品看，该窑场也可能生产部分供应上层社会的精品。

　　2013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

　　发掘领队：王占奎

　　简介：

　　石鼓山墓地位于宝鸡市区正南，渭河南岸台地上。2012年6月墓地发现后，通过持续两年的钻探与发掘，确认墓地南北长约800米、东西宽约300米，发现商周时期墓葬15座，均竖穴土坑墓，年代属商末周初。整个墓地呈现“大稀疏、小聚集”的分布态势。墓主头朝南部台地中脊，多为南向和东向。按规模可分为中型和小型两类，共出土各类随葬品230余件(组)，多置放于二层台或壁龛内。其中，小型墓一般随葬一、两件陶器，中型墓随葬品丰富，仅青铜礼器就多达92件，显示出一般平民与高级贵族两个层级的人群结构。另外，两类墓均随葬有高领袋足鬲，证实了以前此类鬲代表的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的判断。同时，改变了以往此类鬲不可能晚到西周的观点。

　　本次发掘最令人瞩目的是，M3与M4出土的精彩青铜礼器。其中，M3计14类共31件，有鼎、簋、卣各6，禁、斗各2，甗、彝、罍、壶、尊、觯、盉、爵、盘各1件;M4计11类共50件，有簋16、鼎15、罍、甗各4，壶、簠、盂、牺尊各2，甑、尊、盘各1件。另外，青铜器上还发现“户”“亞羌”“史母庚”等铭文及族徽符号26组。总体而言，这批铜器具有商器的一些因素，但又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少酒器，多食器，体现出一种重食轻酒的文化特色，个别器形制新颖、造型奇特，或罕见或首出，皆弥足珍贵。两墓也是迄今为止高领袋足鬲文化中等级最高的墓葬。

　　专家点评：

　　李伯谦：随葬品中多例青铜器与高领袋足鬲伴出，确凿证明了这个墓地是姜戎族的遗存，从而表明长期与商人敌对而与周人世为婚姻的姜戎族文化水平相当高，且有着自己特有特点的葬俗与礼仪制度。

　　王炜林：墓葬、墓地、居址俱全，聚落基本构成要素完整，由此确认这里当为一处重要的西周聚落。

　　2013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湖北随州文峰塔东周曾国墓地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

　　发掘领队：黄凤春

　　简介：

　　文峰塔墓地位于随州市东城区，现隶属于文峰塔社区二组。为配合城市建设工程，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省考古所对墓地进行了发掘。

　　本次共发掘墓葬66座，其中东周土坑墓54座，另发掘东周曾国车马坑2座和马坑1座。出土铜、陶等各类质地文物1千余件套，据铜器铭文可知，大部分墓葬国别属曾国。

　　文峰塔墓地是继叶家山西周曾侯墓地发掘后在随州发现的又一重要的东周墓地。其新发现和学术价值主要有：

　　一、首次在随州揭露出了数量最多的一处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中期的东周墓葬，并出土了大批带有曾字铜器的铭文，对判定墓葬国属及墓主身份具有重大的文字学依据。

　　二、首次在随州境地内发现了曾国的车、马坑，对认识和揭示春秋曾国车马殉葬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首次新发现了亚字形的墓葬，刷新了已有的东周墓葬形制。根据器物形制和打破关系，该墓的年代应略晚于曾侯乙墓，根据墓葬规模和出土铭文推断，应为一代曾侯墓葬，墓主为曾侯丙。

　　四、首次在M33的青铜盘上发现了春秋中晚期失蜡法铸造法的直接证据，这一不可颠覆的新发现，使得迄今纷争不已的失蜡铸造法有了一个定说。

　　五、首次在M21中出土了一件带有“随”字的铭文的铜戈，是建国以来经科学发掘出土的第一件随国铜器。随国铜器出自于曾孙邵的墓葬中，为曾即随说增添了新的重要证据。

　　专家点评：

　　李季：这里终于见到随铭铜器，可能给这一文献与考古截然不符的经典案例添加了新的推敲题材，有助于考古方法论的深入推进。另外这里曾墓的“亚”字形平面结构和车马殉葬都为首见，也为研究曾国的文化渊源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课题。

　　王风竹：发现的亚字形墓葬，带有一条长方形斜坡墓道，亚形的东西北三面还各有一个2×2米的方形附坑。这一墓葬形制为过去所不见，刷新了湖北境内已有的东周墓葬形制。

　　2013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葬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沂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沂水县人民政府

　　发掘领队：郝导华

　　简介：

　　墓葬位于山东省沂水县城西北约40公里处的“纪王崮”山顶，隶属泉庄镇。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分别于2012年2月到7月和2013年9月到10月，对两座春秋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一号墓为带一条墓道的岩坑坚穴木椁墓，由墓室、墓道及附属的车马坑组成，而墓室与车马坑共凿建于一个长方形岩坑之中。

　　外椁位于墓室中部，内有内椁、二个器物箱和三个殉人坑。殉人坑皆一棺，内殉一人。内椁内设重棺，棺内人骨已朽，其周围铺有厚厚的朱砂。棺椁下象征性的“腰坑”内殉犬一只。

　　墓道东向，位于岩坑东南部，正对内椁室。

　　车马坑位于岩坑北部，残存独辕车四辆，每辆车由两匹马驾御，在2号车内出土有鼎、鬲、敦三件青铜礼器，这种现象非常少见。

　　在棺室、器物箱、车马坑及殉人坑中共出土文物近200件(组)，主要包括青铜器、玉器等。该墓年代为春秋中晚期。

　　二号墓是一座未完工的岩坑竖穴墓，分东、西两部分。西部为东西向坑状遗迹，平面略呈梯形。东部为带明显二层台的坑状遗迹，其北二层台的东部有柱坑5个。

　　纪王崮春秋墓规模大、规格高、结构特殊、出土遗物丰富，是山东近几年来东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对研究该地区的墓葬制度、考古学文化等均具有重要的价值。

　　专家点评：

　　许宏：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规格较高、结构特殊、出土遗物丰富，是近年来东周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文物保护价值。如此高等级的墓葬位于易守难攻的崮顶，在岩石上开凿墓室，墓室与车马坑共建于一个岩穴中，都罕见和不见于以往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东周贵族埋葬制度的认识。

　　郑同修：此大型墓发现地传说为纪国败于齐国后迁都所在，但缺乏文献记载证据。这次发掘成果对历史复原，传说印证都是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2013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

　　发掘单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市文物处

　　发掘领队：张春龙

　　简介：

　　兔子山遗址是楚、秦、张楚、西汉、东汉、三国吴国直至宋朝的的益阳县治所在，其延续时间之长，保存遗迹之丰富、出土文物之多，在南方地区考古工作中极为少见。

　　古井出土简牍比例之高、简牍时代链条完备、数量之多十分罕见。11座古井出土有简牍一万五千余枚。简牍的时代为战国楚、秦、张楚、两汉到三国孙吴时期，内容为益阳县档案和公私书信。

　　首次在遗址中出土战国时期的行政文书档案。此前战国时期的文书档案发现极少，尤其是在遗址中未曾发现。

　　秦二世元年文告为认识秦二世其人提供了新资料。据《史记》等文献记载，秦二世是靠矫诏篡位当上皇帝的。此次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告言称“朕奉遗诏”，与北京大学藏西汉简牍中《赵政书》的记载是吻合的。文告中要求“毋以细物苛劾县吏”，说明他有改革以惠及民众的设想和实践。

　　“张楚之岁”觚。在秦汉之间有一个很短的时代，“张楚”或者“楚”，“张楚之岁”觚，意味着一个时代(张楚)的简牍的发现。

　　汉代益阳周围很不平静。据《后汉书》等文献记载，东汉时期益阳一带有民族冲突和官民冲突。简牍中有与之相关的记录，可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

　　专家点评：

　　高崇文：益阳简数量之大、时代跨度之长、内容之丰富，是非常罕见的，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司法、户籍等诸方面，是楚至三国吴时期的地方档案文书，相当多的内容是传世文献所不具备的，是研究由楚制到秦制再到汉制的非常重要的资料。

　　郭伟民：益阳兔子山遗址不仅发现了古代益阳县城衙署遗址，还出土了大量战国至三国时期简牍，其年代之完整，序列之连续，内容之丰富，实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