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经济文化

　　夏代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与夏代并存的还有全国各地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这些分布在中国的早期国家和氏族、部落集团共同发展了经济，共同创造夏代的历史。下面是有夏朝的经济文化，欢迎参阅。

　　夏朝的经济文化

　　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史记.夏本纪》注引《集解》等书说，夏代“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共471年。《汉书.律历志》引《帝系》说，夏代历432年。大约从公元前22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共450年左右。夏朝的主要活动地区在河南西部颖水上游和伊河、洛河下游及山西晋南地区。这一地区夏代的文化遗址，有豫西偃师二里头文化与晋南夏县东下冯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在河南、山西南部陕西发现的达100余处。其中，豫西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已发现的数十处，晋南地区以夏县东下冯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也有30余处。与夏代文化遗址同时存在的其他氏族、部落的文化遗址主要有黄河下游齐鲁地区的岳石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长江中游荆楚先民的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吴、越先民的晚期良渚文化等等。[1]

　　夏代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包括数量较多的石鎌，石刀等收割工具。庄稼以「畎(音「犬」quanˇ)亩法」进行种植，就是在两垄之间留一条沟，庄稼种于垄上。夏代的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产量迅速提高，饮酒之风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2-3]

　　手工业的发展，在夏朝时金属器皿已经出现。

　　货币的产生传说产生与夏朝，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称为「三品」。此说法恐不可信。就现有数据来看，中国古代最早的货币为贝币，它萌发于原始社会末期，盛于商代。

　　夏朝的手工业

　　《考工记》记载，“夏后氏上匠”，表明夏后重视手工生产业。夏朝一代成功地将中原文明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细石器、骨角器、蚌器等新石器时代的器物逐渐被陶器、漆器、玉器、绿松石器、红铜器和青铜器取代。相传尧舜时期已经使用漆器，夏禹时作为祭器使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22] 远古时期木、漆器具被人民广泛利用，但木制品容易腐朽，不易保存，现代发掘出的器件较少。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几件漆器的木胎都已腐去，但仍可辨出器形。从器形研究，有漆筒、漆鼓、漆钵、漆豆、平底漆盒、漆制棺材等多种。夏代玉器制造已有相当的水平，《左传》记载周初分封鲁国公伯禽时，赐予传世宝玉，“夏后氏之璜”。[23] 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有玉戈、玉刀、玉圭、玉琮、玉板、玉钺等多种。这些玉器用于礼仪形式的装饰物品，并非实用工具。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出土文物中有中国最早的青铜兵器，与“禹穴之时，以铜为兵”的记载一致。[24] 铜器种类繁多，有戈、刀、锛、凿、锥、鱼钩等多种青铜工具和武器。此外还发现如木炭、红铜渣、陶范片、坩埚片等青铜制造的痕迹。[25]

　　新石器时期，纺织业有了进步，出现了原始的织布机，纺织原料在社会下层多为葛、麻，社会上层多用毛、革，当时已经有了染衣的习惯。[26-27] 虽然至今尚未发现二里头文化使用丝绸的考古证据，但在更早的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都有相关的考古发现，[28] 再结合《夏小正》的记载，“三月，……摄桑。桑摄而记之，急桑也。……妾、子始蚕。”，[29] 夏人使用过丝织品也在情理之中。[30]

　　夏代青铜冶铸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这是我国用地方上贡的金属铸鼎的第一次记载。考古发现了大量夏代用青铜铸造的器物。如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青铜器有爵、刀、锛、凿、锥、铃、戈、镞、戚、鱼钩等。二里头遗址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坩埚、铜渣，东下冯遗址则出土了铸造青铜器的石范。有的青铜器物如爵是用复合范铸成的，铸造工艺已较复杂。黄河中上游齐家文化也对青铜铸造作出了突出贡献，在皇娘娘台、大何庄遗址发现的红铜器、青铜器多至50多件，有刀、锥、凿、环、匕、斧、钻头、镜等。夏代时期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址也出土了少量青铜锥形器。内蒙赤峰夏家店文化等遗址发现的青铜冶铸技术已使用了合范和内范等比较复杂的技术。这些事实说明，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夏代文化已进入了青铜时代，其他地区也正在向青铜时代发展。[1]

　　制陶业仍是当时的主要手工业。二里头遗址发现烧陶的陶窑虽残损，但可看出直径为一米左右，火门、火膛、窑箅(起隔离作用器具)一般保存完好，火膛为直壁圆筒形，中设长方形土柱支撑窑箅，箅面有若干圆孔，陶窑附近有陶拍等制陶工具。山西襄汾县陶寺发现的陶窑为横穴式，窑室直径为0.7米～1米，有多条平行火道或叶脉状火道。在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大批陶器中，以砂质、泥质灰陶、灰褐陶为多，还有黑陶白陶等。炊器有鼎、鬲(li)、圆腹罐、深腹罐等;食器和容器有三足盘、平底盆、深腹盆、钵、大口缸、小口高领罐;酒器有?、觚、爵等。各地的陶器也有差异，如晋南地区有豫西所没有的三足蛋形瓮，却没有豫西有的三足盘。从制陶技术来讲，全国各地发展不平衡，常常是手制泥条盘筑法、慢轮修整、快轮制陶同时并存。夏代黄河中上游齐家文化遗址所发现的制陶技术就以手制泥条盘筑法为主，一部分陶器如陶罐的口、颈留有慢轮整修的痕迹。齐家文化的陶器主要是泥质红陶和夹砂红褐陶，有少量彩陶绘有菱形或网格、三角、水波、蝶形花纹，线条简化而流畅。齐家文化的陶工还用粘土捏制各种人头与动物塑像。还有陶制的鼓形铃，铃内有小石球，可丁当作响。这些都是工艺品。夏代时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址发现的陶器多数为泥质灰胎黑皮陶和夹砂红褐陶。泥质陶种类少、胎壁厚，一般均采用了先进的轮制方法，烧制的火候也较高。有的泥质陶器上还绘有朱色图案，也有红、白、黄多彩兼用的云纹彩绘陶。[1]

　　制陶业和烧制陶器所需的高温不仅为铜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也为需要高温烧制的其他制造业准备了条件。如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专门烧制石灰的窑址，窑的直径也为0.7米～1米，锅底形窑室中心有一火道，燃烧温度高于陶窑，窑前有未烧透的石灰石，附近有储石灰的窑穴。这说明石灰在当地得到了广泛应用。烧制陶器是用火这种自然力制造人类的用具，后来这种用具越来越多，说明人对火利用的扩大和深化，因此是值得注意的。 [1]

　　夏代玉、石器的制造也得到很大发展，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了不少玉制琮、圭、璋、销和一些小型装饰品、随葬品。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一种玉装饰品，上面雕琢着上、中、下三组规整的兽面纹等等，工艺水平很高。还发现一件用200多块绿松石镶嵌而成的中国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艺术价值也很高。在晋南陶寺和东下冯遗址都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石磐，虽是打琢而成未经磨制，其社会意义显然不可低估。黄河上游齐家文化遗址发现玉器尤其丰富，武威皇娘娘台男女合葬墓中发现大量璧、璜之类的玉器，个别男性玉璧多达80多件。该遗址附近发现了一处玉器作坊，发现了玉璧37件，玉制工具锛凿斧刀等8件，石制工具近百件，以及遗存的原料、半成品161件。[1]

　　木器制造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山西襄汾县陶寺龙山文化晚期到夏代的遗址发现了数十件木制家具及为生产工具、兵器安装的柄杆，不少木器表面有彩绘图案装饰。陶寺墓地随葬品中，有木案、木觚、木杯、木耒、木俎、木盘、木豆、木匣及木仓形器，制作精巧美观。在这批木器中有几个大小不一的“鼍(tuo)鼓”。这种鼓是中国最早的木鼓，为竖桶形，成对存放，高约1米，直径0.4米～0.5米，用整段树干挖成后加工制作，外着红彩和彩色图案。从鼓腔内散落的鳄鱼骨板得知，最初是以鳄鱼皮蒙鼓，就是古代文献记载的“鼍鼓”。这种木鼓在山东地区岳石文化的遗址中也有发现。陶寺遗址中这种鼓与石磐同出，反映我国阶级社会初期的礼仪，这种礼仪似与宗教有密切关系。[31]

　　夏代制造骨角器已成为一种独立的手工业。二里头遗址发现有切割的骨料，半成品和簪、针、锥、凿、铲、匕、镞、鱼叉等骨、角制品，还发现了磨制骨器的砺石等遗物。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有刻花骨器。用骨、角、蚌作原料制成的生产工具、生活装饰品等器物。[1]

　　夏代纺织业也有显著进步，中原各地区的丝织、麻织有了进一步发展，边缘地区的纺织业也有很大进步，如黄河上游齐家文化遗址、墓葬中普遍发现大量陶纺轮、石纺轮及骨针等纺织工具，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陶罐上布纹保存完好，布似为麻布，有粗细两种。当时人们主要是用麻布缝制衣服的。 [1]

　　总之，夏代比新石器时代晚期手工业有进一步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一些手工业部门日益专业化，并从农业中分离了出去。这种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多样化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促进了交换和商品的出现与发展，促进了私有财产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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