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政治经济文化
夏朝时期是我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其政治制度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实行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结合的制度。下面是有夏朝的官制分配，欢迎参阅。
夏朝的官制分配
夏朝是在原始社会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原始部落制度逐渐解体的过程中，父权家长制家庭成为对它的一种摧垮力量。世袭制国家的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就是以父权家长制家庭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国家形成之后，各级贵族组织仍然要保持旧的血缘联系，严格区分姓氏。
王室分封各部族，除保持它们所由出生的姓之外，又以封地建立新氏，大夫以邑为氏。在各级贵族之间，就依姓氏的区别建立了各自的宗族关系。这种宗族关系，虽然沿袭了旧的氏族组织的遗制，但在实际上是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按其班辈高低和族属亲疏等关系来确定各级贵族的等级地位的。
《礼记·祭义》言，“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反映夏人对官位的重视，也从侧面说明夏代的职官已有明显的高低等级区别。
夏后，即夏王，是夏朝的最高统治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其下属的军队、官吏和监狱等，是维系国家政权的支柱。
夏朝军队的组织形式，在启讨伐有扈氏时，于甘地誓师所作的誓词中，可略见端倪。《史记·夏本纪》云：“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汝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子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启在战争开始之前，召集臣属，声讨有扈氏的罪行，并告诫将士，要忠于职守。立功者赏，违命者严惩不贷。启灭有扈氏之后，诸侯皆臣服。誓词中提及的六卿、六事之人、左、右、御等，皆军队将士的称谓。
“六卿”，《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曰：“天子六军，其将皆命卿也。”
“六事之人”，集解引孔安国曰：“各有军事，故曰六事。”“左”、“右”，集解引郑玄曰：“左，车左。右，车右。”“御”，集解引孔安国曰：“御以正马为政也。”
九州的五服贡赋是夏后氏的主要经济来源，“夏后氏官百”中当有诸多官员专司赋役征发事务。车战是夏代的主要战斗形式。蔡沈《书经集传音释·甘誓》云：“古者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御者居中，以主马之驰驱也。”
此种由左、右、御三人组合而成的车战形式，一直延续至商、周时期。正，是夏代掌管具体事务的官吏之通称。见诸文献的有车正、牧正、庖正等，分别为管理车辆、畜牧和膳食的官吏。《左传·定公元年》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
据《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曾为有仍氏牧正。后“逃奔有虞，为之庖正。”夏朝设置太史令。太史令终古以谏桀无效而奔商闻名于世。《墨子·耕柱》记载夏后启铸造陶鼎于昆吾时曾通过他的卜官，翁难乙，求问天神。
《夏书》载，“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夏后向四处巡征诗歌和意见的官员称作“遒人”、“瞀”、“啬夫”应该都属于“工”级的小吏。夏后可能还有专司占卜卜筮的“官占”。
《夏书》又载，“辰不集于房，瞀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讲述发生日食的时候，有“瞀”官击打大鼓以示于众，官吏和庶民各自奔走相告。
夏朝有监狱。
《史记·夏本纪》云，桀“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索引曰：“狱名”。夏朝有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吏。《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云;“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时之官。”
《尚书·夏书》中有关于设官分职过程的概述，载道“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夏王还临时委任臣属执行专门的使命，犹如后世之钦差大臣。
《史记·夏本纪》云：“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集解引孔安国曰：“胤国之君受王命往征之。”郑玄曰：“胤，臣名也。”夏朝已制定刑罚。《左传·昭公六年》云：“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史记·夏本纪》所载《甘誓》，对军队的刑罚有具体阐述。“用命，赏于祖。”集解引孔安国曰：“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行。有功即赏祖主前，示不专也。”“不用命，僇于社。”集解引孔安国曰;“又载社主，谓之社事。奔北，则僇之社主前。社主阴，阴主杀也。”“子则帑僇女。”集解引孔安国曰：“非但止身，辱及女子，言耻累也。”
夏朝的政治经济文化
夏朝奴隸制國家是在原始公社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在原始公社制度解體的過程中，父權家長制家庭成為它的一種對抗力量。而奴隸制國家的世襲王權和世襲貴族，就是以父權家長制家庭為基礎逐步發展起來的。由於奴隸制國家組織是以父權家長制家庭為基礎不斷發展起來的，所以在國家形成之後，各級貴族組織仍然要保持舊的血緣聯繫，嚴格區分姓氏。王室分封諸侯，除保持它所由出生的姓之外，又以封國建立新氏，大夫以邑為氏。在各級貴族之間，就依姓氏的區別建立了各自的宗族關係。
夏朝的最高首腦稱為「王」或「後」，父子或兄弟相傳，是古人所謂「家天下」的開始。從傳世文獻看，夏朝的政治機構相當龐大。夏王之下有掌政事的「三正」，有為天子輔臣的「疑」「丞」「輔」「弼」四鄰，有為國君親近左右官員的六事(即六吏、六卿)，有掌曆法的「羲和」(又稱「太史」)，掌訴訟的「大理」，掌音樂的「瞽」，掌管教育貴族子弟的「官師」「國老」，掌出使的「遒人」，掌收取貢賦的「嗇夫」，掌管山澤的「虞人」掌畜牧的「牧正」，掌養龍的「禦龍」，掌管夏王膳食的「庖正」，掌管夏王車輛的「車正」，守衛宮門的守門者掌王室家族事務的「臣」。
夏朝九州的劃分和「甸」「侯」、「緌」「要」、「荒」五服的存在，說明夏朝對地方的管理是以個部族首領為諸侯，稱伯或「牧」。諸侯必須服從夏王的政令，對王朝承擔貢納、朝見、服役和隨從征伐的義務。諸侯之下，有大夫，即各大家族的族長。夏朝的政治思想已經有初步的「德治」寬刑思想。《左傳.文公七年》引《夏書》說：「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即在國家治理上，要文治與刑罰並用。而且在治國問題上可能已經有了防微杜漸，防患與未然的認識。《左傳.成公十六年》《夏書》說：「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就是這層意思。法律隨著夏王朝 的建立而產生，所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左傳.昭公六年》。而「禹刑」不但是刑法，而且是夏王朝法律的總稱。
夏朝的軍隊，是維護暴力統治的重要手段。禹征三苗，稱他所統領的軍隊為「濟濟有眾」;啟征有扈，嚴厲告誡所屬的軍隊要嚴格聽從他的指揮。足見當時已有強大的軍隊。夏王朝建立之後，為了進一步加強鎮壓群眾的反抗鬥爭，就在以往的基礎上制定了《禹刑》，我國歷史上的第一部奴隸製法典。
經濟方面，夏代遺址出土的農業生產工具，包括數量較多的石鎌，石刀等收割工具。莊稼以「畎畝法」進行種植，就是在兩壟之間留一條溝，莊稼種於壟上。夏代的農業生產已經發展到一定的水平，產量迅速提高，飲酒之風從側面證明瞭這一點。手工業的發展，在夏朝時金屬器皿已經出現。貨幣的產生傳說產生與夏朝，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稱為「三品」。
在科學發展上：《夏小正》之經文有四百六十三字，按一年十二個月分別記載了物候、氣象、天象、和重要政事，主要是有關生產的農耕、蠶桑、養馬以及採集、漁獵等活動。地圖的出現，從夏禹治水的傳說中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已經認識了許多高山大河，確定了大地的東西南北，學會了開渠分洪、修堤，並且掌握了計算、測量和繪製簡單的地圖。傳說大禹通過自己的實踐，收集了九州獻來的銅等金屬，鑄了九個大鼎，鼎上分別有各州的山川、草木、禽獸，有人說這可能是導遊的「指南圖」，或者說是四千年前的原始地圖。
夏朝的藝術，有關於樂舞的傳說，首先是圍繞「啟」的傳說，《山海經》有一則神話，說啟將三名美女敬獻給天神，從天上得到《九辯》和《九歌》兩部樂舞作品，帶回人間，由是他又製成《九韻》。在宗教上，夏王繼承了祖先崇拜的宗教思想，形成了至上神的觀念。當時的夏朝建立了地上的統一王權，在天上再塑造一個至上神保護自己的王權。
夏朝的統治者對農業非常重視，史稱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發展人工灌溉，並「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躬耕 於農，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在農業政策方面，夏朝實行「五十而貢」的稅收制度，要求所屬部落按收入的一定比例交物納貢，制定春天「山林不登斧，以鹹草木之長」，「川澤入網罟，以鹹魚鱉之長」等保護性政策。
大禹治水，河川既定，禹把當時所有的領域畫分成九州，對於各州的土壤與物產都加以詳細的調查，仔細的記載土壤的性質，以及田地物產的種類，以確定納貢的多寡，這可能是中國所確定的最早的賦 稅制度。
苗與華夏屬於二個不同的族系，當時的文化發展水準大體相同，但由於兩族之間的利害關係，戰爭一直不斷。唐堯之時，堯曾出兵討伐，沒有成功，到了舜時，以禮樂感化還是不能達成目的，仍需訴諸武力，且在征討中死於荒野。禹代舜後，聯合非華夏族的力量，連續發動征討三苗的戰爭，終於消滅三苗，擴大了華夏族的內涵，促進華夏諸族間的融合。
治水有功，又討伐了「三苗」，大大加強手中權力，他召集諸侯到塗山和會稽，參加者「萬國」之多，遲來的諸侯還被處斬，這時的禹已經是威震四方的大首領了。舜鑒於禹的賢能，乃授命禹攝理國政。舜死，禹受禪而為天子，國號夏，在 位期間，劃九州，建貢賦之制、推廣農業、制定曆法，對百姓有極大的貢獻，在位八年崩。為我國工程師之祖。
夏朝的交通
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导山疏河，对开发古代水陆道路交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史记·夏本纪》载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32] 大禹治水时，通行非常不便，大禹利用车、船、橇、檋等交通工具跨越山川泥沙。他率领群众修筑连通九州的陆路，助进了贡纳制度的实施，也方便了各地的经济往来。[33] 夏后的交通区域东西至少五、六百里，南北至少三、四百里。[34] 《国语·周语》记载，“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35] 提醒在农历九月雨季过后，整修道路，在十月干旱的冬季，架建桥梁。
偃师二里头遗址规模之大是远古黄河流域前所未见的，也是同期考古文化中没有的。[36] 它坐落于广大的二里头文化区域的地理中心，可以视为夏代的一座都邑或大型城市。[37] 已确认有一、二号两座宫殿，另在二号宫殿北墙还有第四期增修的一处同等大小的六号基址。此二处宫殿建筑群体现出中轴线的布局。[38-39] 一号宫殿略呈正方形，缺东北一角，东西总宽96.2米、南北总长107米，占地总面积9585平方米。主殿堂位于夯土台基北部，坐北朝南，面阔8间、进深3间。四周由墙壁相围，内有廊庑行道，东墙有一侧房。中轴线正南面有敞开的大门，分为三个门道，北部、东部各有一侧门。二号宫殿东西宽58米，南北长72.8米，有四面围墙和东、南、西三面回廊。主体殿堂夯土台基有3米厚度。一、二号宫殿都拥有陶制的排水管道，而二号的设施保存的相对完整。管道由多节圆形陶管连接构成。每节直径在16.5至22厘米间，长52至58厘米，壁厚约2厘米，置于预先挖好的约一米深的地下土沟槽内，以防止渗水。厚达5至7厘米的石板架于沟槽、陶管之上，以防止行人压裂陶管。管道呈西高东低的趋势，通过落差将宫殿庭院内的雨水排出到院外。[40] 宫殿区以外有纵横交错的土路、作坊以及夯土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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