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被后人尊称为什么
孔子,子姓, 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 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被后人尊称为什么呢?下面学习啦小编给大家说说孔子被后人尊称为什么,供大家阅读!
孔子被后人尊称为什么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被尊为儒教始祖(非儒学),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孔子祭祀也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
孔子的地位
西汉中期,天灾频发,社会动乱。儒者梅福认为,这是由于未能妥善安排对于孔子的祭祀,因而上天发怒。当时的国家政权接受了梅福的提议,封孔子为商汤的后代,接续先王的祭祀。到东汉,国家才正式把孔子作为国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唐代,命令每个县都要建庙祭祀孔子。每年春秋两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学官主持,后来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后,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孔子的封号也不断增加。清代,孔子祭祀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这种殊荣除老子外万古唯有孔子而已。
孔子成为国家公神以后,儒者们的宗教地位也相应提高。唐代为孔子设立“从祀”即陪同享受祭祀的制度(如道家四大真人)。最早选中陪同孔子的,是22位对于注释儒经有重大贡献的儒者,后来扩大到孔子的所有弟子和历代著名的儒者。宋代,从祀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其最高的有四位,被称为“四配”,他们是颜回、曾参、子思和孟轲。其次是“十哲”,孔子的十个优秀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再次是“先贤”,祭祀那些亲自接受孔子教导的弟子们。最后是“先儒”,祭祀孔子弟子以后历代最优秀的儒者。而后来的儒者,也以死后能够进入孔庙成为先儒为最高的荣誉。
孔子成就
道德思想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 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晚年时期的最高理想称之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天下没有欺诈,没有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是孔子主张的较低的政治目标。“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到其影响。
经济思想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公元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
教育思想
唐吴道子绘《孔子行教图》拓片
唐吴道子绘《孔子行教图》拓片(5张)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经邦济世”的教育观,“因材施教”、“启发式”的方法论、注重童蒙、启蒙教育。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新知识引申拓宽、深入,“举一而反三”。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
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十五年(西元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而民众不富足,国君没有富足的。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
美学思想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孔子在易学中明确提出了“美在其中”、“见仁见智”等著名美学命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在易宗基础上提出了美宗——阳刚、阴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认为“阴阳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谓是美学之宗”。
史学思想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直”,即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不但要重视根据,而且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他竭力反对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他这种一以贯之的主张,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态度中。
孔子的治史观不仅反映到治史态度和治史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发展观中。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周代正是在总结夏、殷二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历史不是倒退,而是后来居上,是前进发展着的。尽管这种思想很朦胧,但却是我国史学史上进化论的可贵的开端。
旅游观念
孔子一生游历丰富。他从漫长的旅游生涯中悟出精辟的人生哲理,并形成对旅游的独特见解。孔子的“游”主要有三种形式:游览、游学、游仕。也就是说,孔子在游中问学教学,游中求仕入仕,游中生情怡情,游中悟道传道。他的旅游行为与修学、入仕是分不开的。孔子的旅游思想可大致概括如下:
孔子的远游观和近游观
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意思是君子不要留恋故土,应该通过游学四方来增长见识,实现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由此可知,孔子“重游”,反对“怀居”、“怀土”等心理和行为,甚而把贪恋安居、留恋故土作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标志。但是孔子也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明确表达了他提倡近游的思想。“父母在,不远游”也是儒家提倡推行孝道、侍奉双亲、注重人伦思想的体现。
那么孔子既“重游”,又反对“远游”、提倡“近游”,岂不是自相矛盾?实则非也。孔子的近游观和远游观并不矛盾,而是对立统一的,类似于“鱼和熊掌”的关系。远游与近游,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忠”与“孝”、报效国家与侍奉双亲的对立统一。孔子虽然提倡“近游”,但也不一味地排斥远游,虽然主张推行孝道,但更主张“治国平天下”。到底适宜远游还是近游,取舍标准就是是否“有方”。事实上,跟从孔子周游列国14年的弟子中就有不少双亲健在者。孔子反对的只是无正当目的却超出合理程度的“远游”。
孔子注重文化之旅、自然之游,倡导“山水比德观”
孔子一生行游天下,注重听乐观礼,开创了中国文化旅游的先河。据史书记载:“孔子曾西入周室,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观帝王之治。”醉翁之意不在酒,孔子入周之意在于向老聃学习乐礼。另外,孔子访齐,曾与齐太师交流关于“乐”的见解并达到忘我的境界。《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学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行游四方中学习、欣赏古代的礼乐文明,这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文化旅游。
除了提倡听乐观礼的文化之旅,孔子还注重体悟山水的自然之游。对于山水自然景观,孔子更注重“美”的感受,比如为我们耳熟能详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孔子看来,智者的聪明锐利和流动的水具有形而上的共通性;仁者的宽厚品格与庄重沉稳的大山相通。这就是“山水比德”的审美观、体验观。“比”指象征或比拟,“德”指伦理道德或精神品质,意指在欣赏山水自然景观时,根据其特征类比联想到人的道德品格,即把自然山水人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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