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考古的新发现

　　昭陵是唐朝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与文德皇后长孙氏的合葬陵墓，是陕西关中“唐十八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下面由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昭陵考古的新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昭陵考古的新发现一

　　昭陵东、西两门成悬案，昭陵地宫虽五代被劫，但文化珍宝依然会有

　　《长安志图》记载：“以九峻山山峰下的寝宫为中心点，四周回绕墙垣，四隅建立楼阁，周围十又二里”。令人遗憾地是，现在还没有发现昭陵的东门和西门，以及围绕整个陵山的墙垣。如果有东、西两门的话，门的建筑肯定毁掉了，但对门阙来讲，它有两个土堆遗址，比如它封土的砖瓦应该有所保留，但到今天依然没有发现。以昭陵一前一后的两个陵园来类比，献陵的四个门都有，乾陵的四个门也有，单单九峻山上没发现，给学人留下了巨大疑问。

　　昭陵其年修筑时，文献描述，在南面山腰凿深75丈为地宫，墓道前后有石门5重;墓室内设东西两厢，列置许多石函，内装随葬品。五代军阀温韬盗掘昭陵也目睹“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这都可想象这个“山下宫殿”内部寝殿层层窍深和宏丽的情景。宋初开宝四年，宋太祖让地方官员对被盗掘过的前朝关中帝王陵的墓统统进行掩埋、修缮。

　　九峻山是高耸天宇的石质山，一旦洞口被盗开，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掩埋，就是把上面的石头炸掉，用乱石头把墓口封住。经过千年的沉积，整座山到处灌木丛生，野草遍布，现在根本找不到地宫洞口。但是，时人皆知昭陵在凿玄宫的时候，是在一条险峻栈道上开挖的，所以应该在陡峭的崖壁上。

　　张建林说，盗窃过并不意味着昭陵地宫里面再没有其它东西，像壁画、陶俑，包括一些金银器洒落或者遗失在墓都应是基本的遗存，石棺椁、石棺床、墓志铭、陶俑也是绝对有的，盗墓人对这些不感兴趣。再说，诸多王陵历史上被屡次盗窃，如今不也发现了许多文化珍宝吗。对于是否开挖昭陵地宫，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抢救性的发掘陵园地面濒临消失的文物遗址已经很繁复芜杂了，根本没有精力去勘探皇家地宫;再是目前的保护技术还没有能力把一些珍贵出土文物进行有效保护，所以也不应该轻易去发掘昭陵地宫。

　　昭陵考古的新发现二

　　北司马门为隋唐最大殿堂式门址，铁栅栏隐秘水道现世，三处遗址扩延唐祭坛范围

　　过去人们对皇陵门的理解就是一个门址，绕着围墙，然后是一段门阙。昭陵考古队队长张建林说，实际上远远不是人们想得那般简单，刚刚全部清理出的唐代昭陵北司马门和北阙的基址，证明它是一个建筑群体，且是祭祀性的，由门阙、列戟廊、廊房、门址、围墙等构成。被专家才恢复原位的唐门墩石遗址，旁边为柱石和门框，两个柱石分隔成了三门道，即北司马门，连着围墙成内八字形。昭陵考古队副队长王小蒙说，因为明清帝王为昭陵建的北门是在唐废墟上筑的。所以现在的发掘，顺理成章地知晓了明、清两朝的昭陵北门建筑群的总体布局、结构和功能，它们先是碑刻、再是金石、最后是陵园内部建筑。

　　参与发掘的昭陵博物馆副馆长李浪涛则说，从出土遗址的性质还可以判断出，北司马门是殿堂式的门址，是全国隋唐建筑遗址的第二例发现，另一例就是长安城大明宫内城门，其它的唐代门址基本都是过梁式的，拱圈式的门是在宋代以后才出现的。而且，北司马门体量比大明宫内城门大———大明宫的门址是三台阶，昭陵的门是五台阶，所以此陵门对唐代建筑甚至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有了格外的“分量”。

　　北司马门里的建筑主要是唐朝石刻长廊，过去没有发现过。由于西侧的地势比较高，这处的石刻屋顶建筑基址保存的相对完好一些;东侧由于比较低，除了清代围墙以内的遗址，基本上都破坏掉了。但可以比照西侧，把东侧的还原回来，因为建筑原则是不能改变的。

　　令考古人员欣喜地还有，北司马门里发掘出了唐时水道，主渠外有副渠，既能排墙顶、门庭雨水，又能泻山洪。这条保存完好的水道里，最称奇的是竟与一暗水道相连，道口用了五块石条上下左右撑起来，暗道中间还用6根铸铁竖成栏杆，既能起支撑作用，又能阻隔柴草漂浮物，还能挡盗贼从水洞潜入陵园;暗道里面还发现了一块山字型的砖，作为一个“山”柱子支撑，与桥梁很相似，减压分水。张建林说，暗水道做得如此讲究，目前关中的大型唐代建筑里，是首次发现这种铸铁栅栏的出水口;就全国来说，这种暗道只在扬州的唐城里面发现过，其它地方再没见过通例。

　　最不可不佩服的是，暗道里面的铸铁栅栏千年水中流蚀，出土时竟然没有生锈，唐人防锈技术可谓高矣。此暗道的七级台阶，可以把大量的雨水减缓，以免对栅栏和墙基造成冲击，设计相当巧妙。

　　这次发掘的实物，纠正了一些古代典籍、学者对昭陵认知上的偏差。古籍上记载昭陵“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但北司马门的发掘，改变了此误传，“朱雀门”与“玄武门”之名学者以讹传讹所致，昭陵南门应该叫“南司马门”，陵园门一般是对称而名的。张建林进一步分析，以“方位四神”取陵门名是不符合大唐皇家礼仪的。除了北司马门遗址，考古队另发现了三处唐迹，年代都稍晚一些，是德宗时对昭陵进行了一次大的维修后所留，从所出的烧灰、陶器、陶罐来看，“生活痕迹”明显。这三处出土遗迹，扩延了对昭陵祭坛的划限范围，过去以为的北阙、北司马门和列戟廊就是完整的祭坛，但现在这些遗迹都在列戟廊之外了，向东、西伸展了。

　　昭陵考古的新发现三

　　首次发现昭陵六骏的原始鬃丝、六骏原始基座，美国学者专程来看

　　“自从昭陵六骏1914年离开这个地方以后，这是首次本年度内陆续发现与六骏有关的一些东西”，张建林说，“除了六骏的残块以外，还搞清了昭陵六骏排放的原始位置和原始架构。”昭陵六骏都有基座，每个座都由三层组成。当年唐太宗下葬时为了使六骏显得醒目，座基是非常高的，复原高度距现在地面足1米多。当晓知昭陵六骏的文物出土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部负责人周秀琴万里迢迢来昭陵考察。

　　今人看到的六骏被盗窃前的基座，其实不是唐朝时六骏的原始基座。清朝时把唐代的六骏从原始位置移动了，同时基座的上层也一块跟随移动，并被重新摆成了一堵紧连的雕壁。而此次发掘的唐代原始基座显示，当时每匹马是分开的，因为原始基座的下层并没有移动，而它们之间是阶梯间隔的。原始基座位置的确定，把一些前代学者论述的昭陵六骏曾经在第四台阶地上摆放过的看法颠覆了，六骏一直就在第五台阶，第四台阶的存痕只是在漫长的岁月中被风雨冲下的滚落残片。

　　当年，文物盗贩为了方便搬运，把六骏打成了几块，这就是后人以为的“六骏是在那时才被破坏的”。从此次发掘的情况来看，实际上六骏早在唐末五代就有一些残损，但可能残损程度没盗运时高。今年出土的“什伐赤”蹄腕部分，应该在很早的时候就发生了，那些茬口仍棱角犀利。还有前不久出土的一片残块是“青骓”右前腿的膝盖部分，一千多年了，一直埋在地下，所以它表面没有任何的风雨剥蚀，膝窝部分的毛一丝一丝毕现，而如今不论西安碑林的四骏，还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两骏都看不到如此的毛丝，这对于后人感知昭陵六骏的原始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依据与见证。

　　昭陵考古的新发现四

　　出土十四国蕃郡长像，其写实雕刻对少数民族与唐朝融合历史有重大认知价值

　　此次发掘的一些石质头像、基座、片块，其中残块共九片，仅高昌王一人就三块，对立于昭陵的“十四国蕃郡长”，有了更加精确的认知和诠释。其中里面有四个突厥部落可汗。史书上记载，李世民熟悉胡人的生活习俗、战术，打突厥人非常得心应手，突厥人遂对李世民非常敬畏，尊称为“天可汗”。

　　丝绸之路的四个王国，从汉到唐一直是中原与外国贸易、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唐初就把这条路彻底打通了。还有一些更远的政权，如南亚的婆罗门，当时李世民借吐蕃与尼泊尔的兵把它的国王俘虏到了长安。再有一个林邑王，越南南部一带的国王。还有新罗(朝鲜半岛)乐浪女郡王，及游牧在青海、甘肃一带的王国。除了东南海外之国，可以说十四个酋长国是唐王朝核心统治区的周遍所有政权的总和，包括有突厥可汗、吐蕃赞府、于阗王、焉耆王、高昌王、薛延陀可汗、吐谷浑可汗、龟兹王、林邑王、新罗乐浪女郡王、婆罗门王等。

　　李浪涛说，这些重新见阳光的“郡王”的另一重要价值，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讲，它们是“写实性”的。每个王都写清了他的祖述、名字，这样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部落和部落之间的差异，作为单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在石像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四国蕃郡长有戴长帽的、有卷发的、有直发的。

　　本次考古发掘还确定了十四国蕃郡长的分布，自北宋以来，对十四国蕃郡长谁在东边、谁在西边一度混淆，甚至把一个人的名字分成两个人，现在根据基座与石像的成功对接，已经把西侧的人确定了，西侧是西北少数民族，比如吐蕃赞布、高昌王、焉耆王、于阗王、薛延陀可汗、吐谷浑可汗、龟兹王。而这些归附唐朝中央的国王清晰的“祖述”石刻文，对于研究唐王朝与周遍地方政权的交往有重大的历史价值，甚至弥补一些史料空白。

　　清代建祭祀大殿的时候，把唐时的屋子面积缩小了，这样十四国蕃郡长像就晾在外面了，仅把昭陵六骏用廊坊盖了起来。而重新面世的蕃郡长基座显示，十四国蕃郡长与六骏一块本来放在七间房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