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历史知识故事

　　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就没有我们的好日子;那么你知道有关党的历史故事吗?下面由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党的历史知识故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党的历史知识故事一

　　毛泽东与他的26个国庆节

　　1949年10月1日，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从那一时刻算起，共和国到今年已经走过了62个春秋。毛泽东，度过了其中的头26个国庆节。

　　图：1949年国庆节，驴骡走过天门。这是开天辟地的一年，此时的开国领袖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从此，新中国有了自己的国庆节，(历史故事，www.gs5000.cn)随后还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因为当年条件所限，大炮只能由驴子、骡子拉着，通过天安门前，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是罕见的。

　　1950年国庆节，毛泽东不惧打炮。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还没有来得及换装，参加阅兵的部队只是换上了新军装和大檐帽，所携带的仍是战争年代缴获的各式轻兵器。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人民解放军骑兵部队驾驭的1900匹白马以6路纵队通过天安门广场。还有一个插曲，当时形势复杂，国庆节前北京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国民党特务图谋在国庆庆典时炮轰天安门的案件。为此，在上天安门城楼前，毛泽东还开了玩笑：“如果真遇到打炮，谁也不许跑。”

　　党的历史知识故事二

　　周恩来一生中的三次重要谈话

　　周恩来一生，居功之伟，他是全党工作的典范，也是团结的典范。他终身从事的工作，就是如何把党内力量聚焦起来。这从他一生三次重要的谈话中，即可略见一斑。

　　第一次谈话。1934年长征之初，毛泽东曾经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不走,要带领一三军团和红九军团的20师留下来，坚持苏区的斗争，最后欢迎中央再回来。这封信交到了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手中。博古当时很年轻，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把信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看完信，带着三个警卫，连夜骑马从中央所在地瑞金赶到毛泽东的住处，与毛泽东彻夜长谈。那天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没人知道，但是，毛泽东在谈话后就决定和大部队一起走了。这个决定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是周恩来对中共极为重大的贡献。

　　第二次谈话。遵义会议开过以后，博古不适合再担任党的主要领导，由张闻天同志接任。但是博古同志不愿意把权力交出来。所以，周恩来与博古彻夜长谈。周恩来对博古讲，你我都是留过洋的，我们这些留过洋的人对中国的情况都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搞不成，我们要另外找人，找真正懂中国的人。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我们共同帮助毛泽东，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听了周恩来的这番话，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全部权力交到了中共中央。在后来毛泽东与张国焘、与王明的斗争中，博古也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博古后来说，周恩来那一席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中国革命确实一定要由一个懂中国的人来搞。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集团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样的领袖的结合，他们相互弥补，彼此完善。他们都是伟人，但并不是完人。他们互相之间也会有分歧，也会有意见。不像现在所拍摄的领袖电视剧那样，毛泽东不出来谁都不出来，毛泽东一出来大家都跟着出来。毛泽东不说话大家都不吭气，毛泽东一说话大家都赞同，都争着去执行。我们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党，领袖之间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意见分歧，方法观点不一样的地方俯拾皆是。他们之间的斗争，他们之间的矛盾，使我们党更加有了生命力。中国共产党正是依托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活力四射的整体，才能够战胜中国近代史上空前强大的蒋介石集团。

　　第三次谈话。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在十余骑警卫簇拥下飞驰而来，毛泽东率领政治局全体委员走出3里路，于蒙蒙细雨中恭候。当时，毛主席给予了张国涛极大的尊重。因为，自中共“一大”至“六大”，张国焘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直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当时，张国焘在中共党内的资格，除了陈独秀，谁都盖不过他。毛泽东却长期游离于中共中央核心层之外，一直到1927年8月的八七会议，才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所以，以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的资格，跟张国焘还无法相比。张国焘当时很感动，但张国焘随后发现，中央红军人数很少，而且衣衫褴褛，枪支长短不齐，没有一件重武器。一渡赤水后，最后一门50毫米山炮被扔到赤水河里面了，中央红军一门重火力炮都没有了，最重的火力就是60炮，这在今天属于步兵轻武器。所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就出现了问题，四方面军8万人，中央红军1万人。张国焘对遵义会议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事实上，一、四方面军分裂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分裂，而是因为力量失衡。对于一、四方面军的分裂，今天有些描述写的很轻易：张国焘南下，走向失败，走向黑暗;毛泽东北上，走向胜利，走向光明。其实，当时毛泽东把一四方面军分裂和被迫北上称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还要黑暗。

　　毛泽东很难判断自己这7000人到底能坚持多长时间，他甚至准备把这7000红军打散，做白区地下工作，后来幸亏发现了陕北根据地。到陕北一看，红二十五军已经把陕北完全控制了。红二十五军是原来张国焘的势力。而陕北正在搞肃反扩大化，红军的高岗、刘志丹、习仲勋都被抓起来了。当时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徐海东，他如果听张国焘这个伪中央的指挥，那中共中央真是毫无希望了。毛泽东给徐海东写了一封信，要借2000大洋渡过难关。因为这时中央红军就剩6000多人，财政基本上已经完全破产。当然借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要试探徐海东的态度。徐海东接到信，把军中供给部长叫来问：我们还有多少钱。供给部长告诉他，我们还有6000多大洋。徐海东吩咐：我们留1000就行了，给中央红军5000大洋。是给，不是借。还附了一封信，表示红二十五军完全服从中央红军指挥，毛泽东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后来多次提到，徐海东是于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如果徐海东在那个关键时刻，听张国焘的指挥，那中央红军的前景不堪设想。徐海东同志一生受伤9次，由于严重伤病，没有能够参加解放战争。1955年授衔时，徐海东同志讲，我不授衔也可以，因为解放战争我没有参加。但是毛泽东坚持给徐海东授衔，而且授大将，地位仅次于粟裕。

　　到延安后，张国焘与毛泽东的矛盾日益加深，周恩来与张国焘进行了长谈，但是这次谈话却失败了，最终没能说服张国焘。1938年张国涛叛变出走，做了戴笠的办公室主任，告诉了戴笠很多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1949年中共获得全国胜利，张国焘跑到香港，后来从香港跑到台湾，1979年12月病死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养老院。

　　党的历史知识故事三

　　毛泽东反腐：“是要他们俩 还是要中国”

　　有人为刘青山张子善说情毛泽东问"是要他们俩 还是要中国"

　　天津杨柳青有个不大有名、但却很有些历史的石家大院：占地6000多平方米，房屋278间，风格典雅华贵，人称“津门第一宅”。解放初期，这里曾作为天津前后两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办公室，而今，这里成了“新中国反腐败第一大案展览”地。

　　今天，记者在这里看到了战争年代立下过战功、又曾在敌人的监狱宁死不屈的两个“红小鬼”，如何在解放后做上大官不久变成震惊全国的大贪污犯的过程——

　　刘青山、张子善原来的办公室不在石家大院。石家大院的解说员指着当年他们俩门对门的办公室说：“他们觉得自己打仗有功，现在解放了，当大官了，应该好好享受了。看到五大道洋房林立，那里有许多过去军阀官僚的洋房，而自己的办公室既狭小又黑暗，所以就搬进了小洋楼里。”

　　当官之后，俩人慢慢应酬多了，收礼多了，讲究排场也多了，专门派人从香港购置豪华轿车和奢侈用品。这些花销没有专门开支，他们就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的建筑款、救济水灾区贫民款、河工款、干部家属救济款等，多达200多亿的旧币(相当于现在的170余万元)。两人将挪用和非法经营所得，大肆挥霍浪费，生活奢侈腐化，刘青山甚至堕落到吸食毒品成瘾的地步。

　　在刘青山、张子善案发前，当时的天津行署副专员李克才，也是他们的副手，几次当面规劝他们，可刘青山却大大咧咧地说：“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李克才无奈，在1951年11月21日举行的中共河北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向与会的800多名代表，揭发了刘和张的问题，引起全场轰动，随后很快引起了中央注意。

　　1952年刘青山、张子善案发后，正赶上全国的“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进入高潮，各地都抓住了一些“老虎”，刘青山、张子善就属于“大老虎”。毛泽东等领导开会听取刘青山、张子善案情的汇报。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张子善成长的黄敬同志坚持请时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同志，向毛主席转报他的请求：考虑刘张二人过去对革命有功，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说:“是要他们俩，还是要中国?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法院组织临时法庭，在当时的省会保定市广场召开了两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省主席杨秀峰宣布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令。“拿我做个典型吧，处理算了，在历史上说也有用。”这是刘青山的遗言。“伤痛!万分伤痛!现在已经来不及说别的了，只有接受这血的教训!”这是张子善的遗言。

　　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后，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对领导干部为官清廉、严守党纪起到了极大的警示作用。

　　党的历史知识故事四

　　铮铮铁骨,一生忠诚：叶挺的故事

　　卖过烧饼爱好摄影

　　1927年11月，叶挺作为总指挥发动广州起义，却以失败告终。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听信王明的谗言，对叶挺产生了偏见。叶挺一气之下出走西欧，与党失去了联系。

　　叶挺先后在德国和法国度过了5年时间。当时他卖过水果蔬菜，还在柏林开过小吃店，卖油条、烧饼。后来，他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十分气愤，但远居海外，消息闭塞，就回到夫人娘家所在的澳门。他的长子叶正大回忆说：“只有在澳门我们全家聚得最齐。母亲当时已经生了7个孩子，一家人常去野餐、游泳、拍照。父亲那时就是一个摄影发烧友了。他从香港买来暗房器材，自己在家里冲洗胶卷。那时我们全家拍了很多照片，现在看来，还照得很有艺术性。”叶正大还隐约记得，一次父亲勃然大怒，批评他的侄子叶钦在国民党里混饭吃的做法，认为就是回家种地，也比去国民党那里干净。

　　把革命比喻成爬山

　　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因为他不能允许共产党派人来当军长，而叶挺已经脱离共产党达十年之久，他认为可能会听他的话。张闻天、毛泽东发出电报，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叶挺表示：“在党的组织之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抗战到底。”又表示如果中共不同意，他可辞职。

　　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又致电询问叶挺“是否可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叶挺很高兴，愿意接受党中央的考察。

　　11月3日，叶挺抵达延安。中共中央决定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8日，中共中央召开欢迎叶挺大会。

　　叶挺表示：“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13日，叶挺回到武汉即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向《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已经是忍无可忍，这一次出于不得已而抗战，我们只有一个字，就是拼。”

　　“请枪毙我吧!”

　　1942年5月12日晚上八时半，蒋介石试图劝降在押的叶挺。蒋介石说：“尔这个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尔回去尔就回去，叫尔打就打，人家利用尔完了还会杀尔。”蒋介石连用了几个“人家”，指的就是“共产党”。

　　叶挺的回答避开他的挑拨，另辟蹊径，反过来用具体事实揭露蒋介石蓄意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你蒋介石指定路线要新四军到指定地区去，新四军途中要和日军作战又不给补充武器弹药和粮食，同时布置了一个口袋，集中七个师包围我部。“这个时候，我打电报辞职，又没有批准，我只好带着部队逃命。”

　　紧接着，叶挺引用了“小杖则受，大杖则逃”的古话之后说：“我们不善于逃命而遭受灭亡，则是我对部下不起，现在上饶还监禁几百干部，我对他们应该负责。我处置失当，我愿受军法裁判。”

　　蒋介石又说：“我指示尔一条正路，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叶挺坦然地说：“我早就决定我已经完了!”

　　蒋介石马上改变口气，说：“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尔去三战区去好好休养，尔的前途是光明的。”

　　叶挺寸步不让：“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蒋介石无计可施，让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忏继续劝降。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叶挺的答复是：“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