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历史事件原因_洋务运动历史事件介绍
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近代工业化的启动与第一波的推进,对中国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今天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找来了 洋务运动历史事件原因，供大家参考和阅读。
洋务运动历史事件原因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痛定思痛，意欲图强。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以增强国力，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因为清政府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满足了外国侵略者的要求，国内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低潮，因而呈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即所谓“中外和好”的“和局”。但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等人，并没有因为这种“和局”的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清政府统治的危机感。曾，李，左诸人都为剿灭的太平天国而建立殊勋，他们在借助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亲眼看到了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从而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极力将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他们“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一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条件下，徐图中兴。
从十三世纪开始，世界的大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农民和手工业者经过长期劳动，积累经验，改进了生产工具，农业得到发展。纺织、冶金等开始出现机器。不仅提高了产量。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分化出各种不同的阶层。在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至洋务运动发生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初步完成，人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个新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整体化和近代化。讲究统一的世界市场，分散、落后的国家不可避免地纳入整体中。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专制，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是洋务运动试图走近代化的道理，在世界整体化的趋势下，中国比较被动的卷入。当时中国没有经过长期的积累，没有经历资产阶级革命，但中国的洋务运动与世界大势是分不开的。[
洋务特征
数字上的强大国家
清政府内的洋务派为达到“自强”目的，提出了许许多多改革方案。尽管由于旧体制的掣肘，以及众所周知的中国特色，只有一小部分改革措施能够落实。“洋务”和“自强”也逐渐从一个为富国强兵而呐喊的呼吁，蜕变为一个用来为开支辩护和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借口。但无论如何，“洋务运动”的成绩毋庸置疑：经过三十年洋跃进，清朝陆军洋枪数量“甲乎天下”，海军位列“亚洲第一”，诸省竞相修路开矿建厂，地方暴乱也悉数被轻易镇压，天朝的江山看上去稳固了不少。
以富国强兵为中心
虽然遭受着“以夷变夏”的谴责，但面对亡国危险，改革派几乎别无选择。更何况，他们还从几千年的中国史中找到了不少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其中最有名的一条时至今日仍被引用：“天下无敌”的西洋火器，其实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洋人只不过加以改进，以致“奇巧百出”。尽管对西方文明是持如此认识，改革派的改革宗旨依然明确：“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在之后数十年里，洋务运动尽管问题众多，但基本路线不脱这一“富国强兵”的范围。
坚持天朝上国地位
坚持天朝上国地位但和任何改革一样，洋务运动也有不容涉及的禁区。首先，即使是作为改革旗手的李鸿章，也不容人损害“天朝上国”的威严。当他被太平军的咄咄攻势逼入困境时，还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注明：“无论军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洋人)出队帮助。”李鸿章的下属、洋枪队首领戈登的经历更能说明这一点：他在1864年就已注意到，尽管清朝军官们很欣赏西洋步兵阵列，“但认为他们的士兵未必会这种阵势”。其原因主要源自被总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中心主义，它始终坚持把可量化的物质因素和难以量化的精神文化因素相区别。用戈登的话来说，就是“承认我们(西方)的炮兵是优越的，但却认为他们(中国)的步兵要先进得多”——大炮差距来自于“物”，步兵差距则来自于“人”，“天朝子民”怎能认为自己不如洋人?同样基于这一认识，淮军军官们虽喜欢大炮，但反对学习炮兵操练——如果学了，那就不是“器不如人”，而是承认“技不如人”了。于是，对中国国情难以理解的戈登向李鸿章抱怨：您的手下连“喊口令”也不想学。
坚持清朝政府领导
除了要忍受这类抱怨以外，李鸿章对戈登很满意——这是个服从清政府领导的外国军事专家。李鸿章特意向中央政府声明，在坚持政府领导的前提下，“以洋御华”古已有之：唐朝就不乏“蛮夷名将”为天朝效忠的先例。戈登也投桃报李：他为了替清朝效忠，主动退出英军现役，担任了清军绿营总兵。与李鸿章并称的洋务领袖左宗棠，在坚持政府领导方面更有过之而不及：他麾下最善战的洋将德克碑为表示归心中国，甚至“薙去了连鬓胡子，以表示他不愿当夷人”。
当然，在洋务运动中，中西关系也出现过不和谐的事件。在组建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时，为了避免英国的控制，洋务派重臣文祥放出狠话——“清廷宁可退到长城以外”，也不接受这一结果。果然，为避免领导权旁落，清政府解散了这支海军。这一举动不但导致数十万两白银的损失，而且把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推迟了十几年。对外从来优柔隐忍的清政府，为何有决心“壮士断腕”?按照恭亲王奕?的说法，洋务运动“事权悉由中国主持，方为妥善”。
洋务运动代表人物
中央代表
在中央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䜣，文祥、沈桂芬成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
地方代表
在地方代表人物中，多数与曾国藩有关：
曾国藩(汉族，道光十八年进士，湘军领导人)
崇厚(满洲贵族)
左宗棠(曾国藩的同僚，汉族士绅，率领军队收复新疆)
沈葆桢(曾国藩的属下，进士出身，接替左宗棠创设福建船政，任南洋通商大臣)
李鸿章(曾国藩的门生，汉族，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淮军领导人，清朝后期的实力派)
张之洞(汉族，同治二年进士，号称“香帅”创设汉阳兵工厂)
刘坤一
唐廷枢
恭亲王奕?，晚清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奕䜣(1832-1898年)，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咸丰元年)封为恭亲王。1860年9月，咸丰帝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后逃往热河，令奕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10月24日、25日，奕䜣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1861年1月，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奕䜣、桂良、文祥受命为总署大臣。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11月，奕䜣联合慈禧，利用领有重兵驻扎北京一带的胜保，发动政变，摘掉了当权的以肃顺为核心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从此，慈禧垂帘听政，奕䜣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衙门。奕䜣力主“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罢去议政王职务。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免去一切职务。1894年，重新起用为衙门大臣，后又受命督办军务。1898年戊戌变法之初病死。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1838年中进士，1839年任侍郎。他崇尚程朱理学。1853年，咸丰帝任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地主武装团练。他建立了一支地主武装，兵勇及其将领全用湖南人，因此被称为“湘军”或“湘勇”。湘军以地域的、封建的关系为纽带来巩固内部;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武装;以抢劫掳掠和官爵鼓舞士气;将领大多数选自所谓“宿儒”、“生员”等地主知识分子。1854年2月，湘军练成水陆两军约一万七千人。
江南大营溃散以后，清政府升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曾国藩提倡“捕人要多，杀人要快”。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被称为“曾剃头”。他举办洋务，建立新式军火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成为地方上势力最大的实力派。不久，他就病死了。
年富力强的李鸿章(摄于1872年)李鸿章(1823—1901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李鸿章和他的淮军调赴上海。4月25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代理江苏巡抚。在上海，李鸿章雇用外国侵略军头目训练淮军，招募外国工匠制造军火，加强了淮军的反动力量。1862年，淮军配合“常胜军”在江浙地区屠杀太平军。1865年，清政府派李鸿章任两江总督。第二年11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镇压捻军。镇压捻军起义以后，淮军势力越来越大，大批淮军盘踞在长江中游，另一部分淮军驻扎在直隶、山东等地。李鸿章的势力遍及了长江和黄河一带。1870年，在曾国藩推荐下，李鸿章代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军事、经济、外交等大权，成为反动统治阶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从70年代开始，他陆续开办军火工厂和筹建北洋海军，同时，又开办一些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对于外国侵略，他一贯妥协退让，投降卖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他临死前，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丧权卖国条约，大多是他直接参与或亲手签订的。
左宗棠(1812—1885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季高，湖南湘阴人。1860年为曾国藩推荐，统领部分湘军，曾自募约五千人，组成“楚军”，左系湘军形成。1862年初，经曾国藩举荐，升任浙江巡抚，与法国组织“常捷军”，陷宁波、绍兴等地。1866年以闽浙总督身份创办福州船政局。次年调任陕甘总督，“身虽西去，心犹东注”。督陕甘期间，曾办兰州制造局，因西北盛产羊毛，又办兰州织呢局。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率军入疆，进攻阿古柏反动政权。1878年收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议设立新疆行省，开发新疆。1881年升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1884年中法战争中是主战派，督福建军务。次年因病退职死。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70年代以后裁撤洋员，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 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办洋务的思想特点。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1863年成进士，先后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1882年任山西巡抚。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力主与法决战，清廷授以两广总督之职，张捐银三千两奖给抗法将领刘永福，并奏请起用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督师。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张之洞名声大增。他于1889年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成为与李鸿章齐名的洋务要人。在维新运动中，张之洞加入“强学会”，当获知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时，张之洞便退出“强学会”。并下令禁查上海《强学报》压制湖南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张之洞力主痛剿。清庭发布宣战谕旨后，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同英国等订立所谓“东南互保” 的章程。1908年，张之洞受命督办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次年10月病死。谥号“文襄”，其文稿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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