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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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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经》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占卜吉凶。然而孔子对《易经》的认识,与时人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孔子与易经有着怎样的关系?下面由学习啦小编为大家介绍孔子与易经,希望能帮到你。

  孔子与易经

  相同的是利用《易经》的占卜功能,预卜行为的吉凶结果。因为我们看到郭店楚墓竹简孔子也曾经多次运用《周易》占卜,并且,从没否定过《周易》的占卜功能。不同的,也是凌越时人之处是,孔子并没有停留在《易经》的卜筮功能上,而是更多地关注其道德因素。此义帛书《要》篇记载的十分清楚: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因此,我们看到孔子对《易经》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其“古之遗言”上,关注的是其道德训诫意义。孔子作《易传》别开生面,并非是为了作《易传》而作《易传》,这与汉学家标榜的严守经文的疏释原则是绝不相类的。根据史料记载,孔子涉《易》大约在公元前496年,即55岁左右。孔子并不主张占卜,但他曾一度热衷于占卜,并且非常频繁。从孔子“吾百占而七十当”一语可以看出他的占卜准确率为70%。不主张占卜的孔子为什么一下子变得笃信占卜了呢?也许这和孔子周游列国期间诸事不顺有关。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异常复杂,就连足智多谋的孔子也显得力不从心了,所以到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不得已搬起了《周易》,通过占卜来决定未来的吉凶祸福。这正应了“知谋远者,卜筮之繁”的“它日”之教。频繁地占筮,很自然地使孔子对《周易》的文字细加玩味,以至于“不安其用而乐其辞。”他如此喜爱《周易》的文辞,甚至连其占筮之用都忘记了。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形成了对《周易》的全新认识。

  他发现,《周易》有“古之遗言焉”。此“古之遗言”,当指文王遗教。因为在孔子看来,“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这和孔子“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之叹,若合符节。在这“古之遗言”里,孔子发现了《周易》所蕴含的深刻哲理:“故《易》刚者使知瞿,柔者使之刚;愚人为而不忘,人为而去诈。”这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周易》之“德义”。孔子发现《周易》的“德义”以后,当然把“德义”放在首要的位置:“我观其德义耳也。”尽管如此,他并不因此而否定占筮,只是把占筮放在次要的地位,即“我后其祝卜矣”。从而,孔子将《周易》的内容分为三个层次:“赞”、“数”、“德”。孔子认为:“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德”是最高层次,是《周易》本质的体现。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则为“史巫之筮”,皆未得《周易》之真谛。

  孔子学《易》后,虽然不否定占筮,但也不主张占筮,强调以德行仁义来求福求吉,而占筮只是最后的选择:“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这和“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的“它日”之教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孔子学《易》之前和学《易》之后是一以贯之的。其实,在孔子看来,没有德行的人,神灵也不会去帮助他,所以这种人也不必占筮:“‘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由于孔子晚年特别喜好《周易》以至达到着迷的程度,所以他留下了大量关于《周易》的言论,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保存到现在。它们和其他西汉以前古书中连续记载的有关孔子的文献一样,并非假托,当为《论语》类文献。孔子晚年(很可能在六十八岁返鲁之后)曾对成于他之前的几种《周易》文献进行过系统整理和研究。

  《易传》的里程碑意义

  《易传》释《易》,开中国哲学史之先声。一是《易传》提出并使用了一系列的哲学概念和哲学范畴,诸如:阴阳、乾坤、太极、太和、鬼神、道与器、先天与后天、形而上与形而下等哲学术语;二是《易传》在解读卦爻辞、探索起源、揭示规律、阐述应用等方面充满了丰富的哲学思想,诸如:阴阳思想、中和思想、人本思想、忧患思想、天人合一(三才)思想、对称平衡思想等。《易传》诸篇,构思严谨,旨远辞文,识见精辟,思想深邃,为人类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探索活动,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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