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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家福煦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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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斐迪南·福煦,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协约国军总司令,公认是协约国获胜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斐迪南福煦曾经长期担任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个协约国的军队总司令,下面是学习啦小编搜集整理的军事家福煦的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

  军事家福煦的简介

  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也译为“福熙”。1851年—1929年),其父拿破仑·福煦,因崇拜拿破仑而命名。1881年晋升,在参谋部三局任职。1887年,福煦毕业于法国高等军事学院。1895年在高等军事学院读研究生。1896年-1900年任高等军事学院教授。1900年晋升。1908年-1911年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1911年晋升,调任第13师师长。次年升任军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法军第九集团军司令、“北方”集团军群司令、法军总参谋长,战争后期任协约国联军总司令,对协约国最终战胜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起了重大作用。1918年8月获法国元帅军衔。1919年起任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战后,获英国陆军元帅和波兰元帅,也是史上唯一一位拥有三个国家元帅头衔的人。著有《作战原则》等军事著作。

  军事家福煦的生平简介

  早年岁月

  斐迪南·福煦在孩提时代,他常常听在大革命和帝国时期当过军官的外祖父讲拿破仑的故事。他从六岁起,开始阅读有关战斗故事的历史书籍,对军事问题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在几所学校受过初等和中等教育后,1869年,他考入著名的麦茨地区的圣克里门耶稣会学院,为报考工艺专科学校作准备。在麦茨,他亲身经历和目睹了弗朗索瓦·阿希尔·巴赞的被围与投降。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给他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他奔赴家乡,报名入伍,但没赶上参加战斗。停战以后,他回到圣克里门,这时,麦茨已经成为德国的城市了。战败的悲痛与耻辱使他立下誓愿:入伍当兵,光复阿尔萨斯和洛林!

  进攻精神

  两年之后,福煦从工艺专科学校毕业,进入炮兵学校成为教官。短期内,成为经验丰富的技术专家,还是一个老练纯熟的骑手,很快被吸收进巴黎炮兵委员会。 1883年,福煦同布瑞泰妮结婚。在那个时代里,同辈的军官们大都热衷于参加殖民地的战争,以追求职务与军衔的升迁,而他却置身于研究和思考之中。他仔细考察历史上伟人们的生平,寻求和弄清作为一个指挥员的职责和要素,培养解决种种难题的能力。1885年,他被调到高等军事学院工作,1891年调陆军总参谋部三局任职,晋升。不久,又入高等军事学院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讲授战略课。1894年任教授,1901年福煦返回军队。1903年升任团长。1905年调任第五军参谋长。1907年晋升准将并调回总参谋部。1908年,他晋升准将,同时被克列孟梭任命为军事学院院长。在该学院的25年中,他一直在研究和教授军事理论,不仅为法国培养了整整一代军官,而且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理论。他的理论的核心是进攻学说:进攻是作战的最高原则,是获得胜利的唯一途径,即使濒于失败也不要放弃进攻。这个原则的关键是“意志”和“思考”。关于意志,他曾这样说过:“克敌制胜的意志是胜利的首要条件”,简言之,“胜利即意志”,“一场胜仗就是一次决不服输的战斗”。而思考,就是根据不断改变着的情况随机应变,而不应事先制定一份万无一失的作战时间表。福煦常说,“操典条令在操练时确是再好不过的,但在危急关头就没有多大用处……你们必须学会思索”。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军事思想在法国军事界一直占统治地位。法国总参谋部的大部分军官都是它的信徒,以作战处处长朗格梅松为典型代表,甚至总参谋长兼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霞飞也深受它的影响。总参谋部1913年5月通过的霞飞的“十七号计划”,10月法国政府颁布的《野战条例》,都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

  1911年,福煦离开军事学院,升任第十三师师长,1913年8月,出任第二十军军长,坐镇南锡,守卫着洛林前线。

  一战期间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遵照实行十七号计划的霞飞的第一号命令,法军右翼的第一、二集团军于 14日向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发动进攻,福煦兵团是第二集团军的先头部队。攻到莫朗日后,德军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玛利亚·柳特波德·斐迪南的第六集团军开始反攻,法军整个右翼和左翼一样,在德军的猛烈打击下败退。8月21日,福煦回到南锡,对第二集团军司令德卡锡特尔诺撤离南锡的打算进行抗争,坚信最好的防御就是反攻。这一主张被接受后,他看准机会,于8月25日对气势汹汹的德军进行反击,一举收复三个城镇和十英里的国土,稳住了法军右翼的战线并实施了熟练的撤退。福煦在这一战斗中名声大震,成为法军的中流砥柱。

  边境战役后,法军的左翼在德军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8月28日,撤退中的法军在中部出现“缺口”,情况危急。为了避免被德军包抄,福煦受命来到左翼,指挥一个新建的特别部队,填补缺口。不久,这支特别部队成为法国的第九集团军。9月上旬,法军在连续退却之后,终于在马恩河地区开始反攻了。孤军深入的德国第一集团军,受到了英法部队的夹击。福煦的第九集团军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之下,坚决顶住了前来增援的德第三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的左翼,保证了马恩河战役的胜利。他在给约瑟夫·霞飞的电报中说,我的左翼在撤退,我的右翼在撤退,我的正面受到敌军的猛攻,好极了,我正在进攻。接到电报的法军官兵无不动容。德军的速胜战略遭到破产后,便乘联军立足未稳,于10月发动了伊普尔战役,企图占领法国北海岸,切断英军与法军的联系。联军在这里的兵力单薄,防线面临被突破的危险。福煦再次被霞飞作为特别应急人派到那里,指挥法国的北部方面军和协调那里的英、法、比军。在他的努力下,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联军的防线终于巩固下来了。

  1915年他升任“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并负责协调联军作战。虽然他不欣赏英军远征军司令道格拉斯·黑格的进攻计划,但仍然率法军参加了1916年11月的索姆河会战,这时,运动战已经过去,作战被迫转入阵地战。福煦的进攻战法遇到了问题,所部损失惨重,12月12日,在霞飞被撤职以后,他作为霞飞的亲密助手被贬到了“军事研究中心”任主任,负责协调同盟国的协作问题。不过这次贬官对于法国来说却是一件幸事,因为它使福煦赢得了所有盟国的信任。

  联军司令

  1917年5月继承霞飞当总司令的尼维尔发动了著名的尼韦尔的进攻,,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也遭到了彻底失败,1917年5月15日,亨利·菲利浦·贝当取代内维尔任总司令,福煦在老虎乔治·克列孟梭支持下,在巴黎接任法国陆军总参谋长。这一职位也使他充当着联军顾问的角色。当时,西线的协约国军队处于分散指挥、各树一帜的局面;它们在战斗中既相互依赖,又龃龉不绝。福煦指出,这种状态若不改变,一旦遭到德军猛攻,每方各虑安危,联军防线将在顷刻垮掉。因此,他竭力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联军司令部,但遭到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克列孟梭的断然拒绝。

  配合不力使联军受到了严厉的惩罚。1917年10月,独当一面的意大利军队在德奥的猛攻下,于卡波雷托遭到惨败,直退到塔里亚蒙河,英法对此大为震惊,慌忙派军支援,福煦亲赴前线,同意大利人协调英法各师的行动计划。为了挽救战局,英、法、意首脑和美国总统特使于11月7日在拉巴洛召开高级紧急会议,组成以福煦为首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处理紧迫的军事和政治问题,但仍没有指挥和调动军队的权力。意大利战线稳住刚过三个月,德军又向松姆河地区的英军发动猛攻。 1918年3月21日,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发动了最后的突袭。德军迅速突破了英法联军的数道防线,兵锋直指巴黎。严峻的形式使英法两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黑格和亨利·菲利浦·贝当发生了严重的战略分歧——黑格要求加强北翼,保住通往英国的出海口,而贝当要求保卫巴黎。因此,撤退中的英法军队之间迅速出现了一个50英里宽的大缺口,情况变的极其严重。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马上建议请福煦协调联军作战,美国远征军司令约翰·约瑟夫·潘兴也马上表示了赞同。1918年4月14日,福煦在形势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就任协约国盟军总司令。5月2日,这个权力扩大到意大利战线。至此,联军指挥权完全统一,为协约国迅速走向全面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

  福煦就任西线联军最高统帅后,很好地协调了联军间的行动,使之融为一体,顶住了德军从4月9日开始的四次进攻,德军伤亡达80万。之后,德军力量耗尽,丧失了进攻能力,轮到福煦采取行动了。 首先,福煦把矛头对准德军防线的三个突出地带:马恩河、亚眠和圣米耶尔。他认为,拔下这三颗钉子,德军的防线就会崩溃,对联军的最后威胁也就消除了,同时还为大反攻扫清了道路。7月18日,以法军为主力的联军开始向马恩河地区德军的环形防线发动进攻。8月6日,战斗胜利结束,德军退过了维尔河和埃纳河,再也威胁不到巴黎了。为此,福煦被法国政府授予元帅衔。两天后,由英军担任主攻,很快结束了亚眠战役,德军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称这一天为“德军最黑暗的日子”。但德军的悲剧并未结束,9月12日开始,美军用不到30个小时的时间,又在圣米耶尔战役中获胜。

  这时,协约国军队既占有人力优势,又掌握着充分的主动。福煦不给德军以喘息的机会,毫不迟疑地发动了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以夺取包括奥尔努瓦和梅济埃尔两个重要交通枢纽的狭长地带,截断德军的退路。德军在这块生死攸关的地方修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福煦动用了220个师(其中60个后备师)。他的口号是“人人作战”。战斗从9月26日开始,两天后兴登堡防线即全面崩溃。德军开始从几乎全部的法国领土和部分比利时领土上撤出,战斗转化为激烈的后卫战。到10月底,德军再也打不下去了。德国的盟国一个接着一个垮台,国内政局激烈动荡,很快爆发革命。

  军事家福煦的社会评价

  福煦具有超凡的军事协同组织能力,他成功地指挥英法美等协约国部队取得了对德国最后决战的胜利,也为未来战争中多国联合部队的统率、组织和作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虽然他因崇尚进攻而受到批判,但正如他在1914年8月在阿登河磨朗日所取得的成功,以及在最后胜利中所显示的那样,他的理论并非如此简单,他在战后的书籍中表示,制定17号计划的朗格梅松误解了他的精神。另一方面,福煦则以顽固坚持反苏政策和复仇主义而遭到历史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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