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梅贻琦的人物介绍

　　梅贻琦，中国原清华大学校长。1915年留学归国;1931年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1958年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长;1962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下面学习啦小编整理了国学大师梅贻琦的生平简介，欢迎大家的阅读!

　　国学大师梅贻琦的生平简介

　　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

　　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

　　1908年，入保定高等学堂。

　　1909年，“庚子赔款”首期留美生赴美留学。

　　1914年，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1915年，春季，留学归国。

　　1915年，秋季，担任清华学堂物理教师。

　　1931年12月起，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1955年，在台湾新竹市创办新竹清华，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前身)。

　　1958年7月，任台湾当局“教育”，兼清华大学校长。

　　1959年，兼任台湾当局“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联席主席。

　　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医院疗养。

　　1961年2月，奉准辞台湾当局“教育”。

　　1962年2月，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2年5月19日，上午10时50分病逝于台大医院。

　　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1908年梅贻琦入保定高等学堂，“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1931年—1948年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暂时以校务委员会兼主席身份主持校务。1937年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兼主席。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筹备复校。1953年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门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奉召返台，在台湾新竹将清华大学复校，并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1958年7月任台湾当局“教育”，兼清华大学校长。1959年兼任台湾当局“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梅贻琦的个人成就

　　梅贻琦熟读史书，喜爱科学。初起研究电机工程，后转为专攻物理。曾任中华民国教育、中央研究院院士。

　　清华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其夫人韩咏华，应周恩来之邀，1977年由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宴请时，特意由天津狗不理的名厨师做了一桌天津菜。八年抗战期间，梅贻琦仍是清华大学校长，并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任联大)。西南联大的存在和发展，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梅贻琦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在他任校长的17年里，清华大学得到长足发展，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5个学院26个系，在校师生2400多人。梅贻琦于1955年由美去台湾，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医院疗养。1961年2月奉准辞“教育部长”，仍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1962年2月当选“中研院”院士。1962年5月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北。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

　　概述

　　梅贻琦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是变化的，其在西南联大时期发表的《大学一解》中，体现了梅贻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后的核心观念。

　　内容

　　在那篇梅贻琦拟纲，潘光旦执笔的文章中，梅贻琦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这一核心观念。这种“通才教育”并非西方“LiberalEducation”的简单搬移，而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梅贻琦认为，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这种任务应该由其他教育机构来承担。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

　　其次，梅贻琦针对当时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针指出，大学应该着眼于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至少应该有知、情、志三个方面。在这篇他的教育思想代表中，他还用了足够的篇幅论述教师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问题，梅贻琦认为，教师不单要能“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楷模。其中的一段话至今多为人们所征引：“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此即为著名的“从游论”。

　　最后，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着重论述了学术自由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教育家们的共识，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写到：“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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